【案情概述】
今年49岁的贾某是沈阳人，患有小儿麻痹。1981年，贾某看到辽宁省锦州市某医院刊登的可以治疗小儿麻痹的广告，于1983年2月2日到该医院就医。1983年3月25日，医院为贾某做了右胫骨延长术，4月11日植入骨钢板固定，4月20日拆线发现胫骨裸露，皮肤变黑、坏死。1984年7月21日，贾某经医院会诊为骨难愈合。1985年9月18日进行腐骨取除，皮瓣移植术，术后创面逐渐愈合。经专家会诊，1986年5月14日进行胫腓骨融合、植骨螺丝固定术，石膏外固定。
1987年11月的一次复查显示，贾某右下肢比左下肢短3厘米。而且体内有两枚固定胫骨和腓骨的钢钉未取出。医院向贾某承诺，待骨愈合后取出钢钉。
2002年7月11日，贾某再次到医院检查，院方表示可以取出钢钉。但到了10月15日，医院又告诉贾某其体内有5枚钢钉，但骨痂包埋钢钉量较多，下端一枚钢钉钉尖露出约3毫米，不至于引起严重疼痛，目前不能取钉。
2003年5月9日，贾某向锦州市医学会提出申请，要求确定医疗事故及等级评定。但医院以“1992年夏天发生洪水灾害，病历被意外淹没，无法保存”为由，未能提供病历档案材料，鉴定无法进行。锦州市医学会于同年8月做出中止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通知书。
协商不成，2003年，贾某向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判决医院赔偿贾某住院期间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9945.23元，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000元。判决后，贾某不服，向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由于医院无法提供原始病案材料，使鉴定无法进行，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告知贾某无法进行鉴定的责任在于医院，贾某有新证据后可另案上诉。
2006年，贾某再次向凌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贾某表示，自己每二年需拐杖、拐套一副，在此纠纷中花交通费、住宿费、共计人民币2566.50元，另外自己有个14岁的儿子，要求医院给付儿子的生活费，并赔偿在此纠纷中花费的住宿费、交通费、残疾用具费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医院仍然不能提供原告就医的病案材料，致使该纠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无法进行，医院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对原告给予赔偿。因为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法院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推定贾某的伤残对应等级为七级到八级。一审法院判决医院赔偿贾某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162441.21元。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14669元由原告负担7530元，被告负担7139元。
一审宣判后，医院不服，向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医院认为，此医疗纠纷双方已解决；贾某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为被贾某推定伤残等级，无法律依据；贾某入院前就有残疾，应自行承担残疾用具费用。
【司法判决拟要】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于2004年作出的民事判决，规定医院赔偿贾某住院期间的误工费、伙食补助费等费用，并不包括贾某的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所以贾某有权另行告诉。对于医院提出的贾某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法院认为，医疗损害赔偿属于侵权诉讼，贾某体内有5枚钢钉还未取出，后续治疗行为还没结束，医院的医疗行为造成贾某的损害持续存在，所以贾某仍有权诉讼。法院认为，医院对病人的病历保管不力，对其入院时的伤残程度无法查清，导致无法出具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和人身损害赔偿伤残鉴定结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一审法院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的相关规定，推定贾某的伤残程度并无不当。关于医院提出贾某入院前就有残疾，应由其承担残疾用具费用的上诉理由。经查，贾某入院前患有小儿麻痹，右下肢比左下肢短，医院称其入院前依赖残疾用具，但贾某予以否认，医院无证据证明贾某入院前依赖残疾用具，对于医院的上诉理由，法院不予支持。
近日，锦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由于一审法院计算有误，终审将医院赔偿数额调整为146959.0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669元由医院负担10220.3元，贾某负担444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20元由医院负担。
【公民行动法律指南】
病历是病患者治疗的相关凭据，医院有义务在法律规定的保留期限内予以合理保存。在本案中，因为病例的遗失以致引发了多方的法律关系。首先，在就医过程中，存在一个合同，那就是患者与医院之间的治疗合同，医院应当按照合同对患者进行治疗。但是本案之中，由于医院方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患者不但没能治好自己的病，反而还因为医院存在过错的医疗行为加重了病情，并且原本不会出现的情况也出现了。于是两个法律关系因为医院的过错而产生：一个是合同违约的法律问题，另一个则是医院的过错致使患者受到了不应当有的伤害，这就存在侵权的嫌疑。一个因合同违约而产生的两个法律关系，与前面我们讲到的请求权的竞合不是同一回事，这是两个可以独立的法律关系，赔偿也因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所以，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的两个不同的诉讼请求，驳回了被告的主张。对于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造成的损害，构成合同违约，因此有必要向对方赔偿损失，而对于后来的后续治疗，这项额外的支出的原因在于医院的过错侵害到患者的身体权，对其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本案在违约和侵权之间有一道桥梁，那就是医院应当保存的病例。病例是医院和患者之间对合同履行内容的有效凭证。医院有义务妥善保存。但是在治疗过程中的意外出现，医院未尽到注意义务，所以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患者主张医疗事故鉴定却因医院不能提供病例而无法进行鉴定。因此，医院作为保管病例的一方却不能提供病例，属于举证不能，法院按照举证规则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不利后果由被告方医院承担。这又涉及了证明责任规则的法律问题，可真是一波三折。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尴尬状况，法律上也是常有的事儿。这也正是法律与生活的密切之处。
总结陈词：因为医院遗失病历，具有过错，应当赔偿病患者因丢失病历而产生的损失。同时，病历记录着病患者的治疗情况，构成病患者的隐私权的内容，病历丢失还有可能侵害了患者的隐私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