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钱来自于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是只为了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
1.内心的财富才是真财富
李嘉诚说：“能够在这个世上对其他需要你帮助的人有贡献，这个是内心的财富，也是真财富，任何人拿不回来。否则，也不过是‘富’而不‘贵’。”
“丹青不知老将尽，富贵于我如浮云。”这两句诗是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的名句，表达的是作者对洒脱放达和怡然自得的人生的向往。“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的真正来源是孔子的《论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也是乐在其中的。那些不义之财，在我看来就好像浮云一样。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座右铭让李嘉诚几十年来始终保持对公益事业的激情。
李嘉诚在公开场合多次声明，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更多的人受到关怀。
在李嘉诚心中，公益事业带来的快乐远远大于财富，他说：“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段时间，你能够快快乐乐地回想起，这一生虽然人家也为我服务很多，但我也为人家服务不少，那么，你就会真真正正快乐。”
“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衡量的。能够在这个世上对其他需要你帮助的人有贡献，乃真财富。因为金钱的财富，你今天可能涨了，身价高很多，明天掉下去了，你的财富可以一夜之间变为一半。只有你做出使世人受益的，这个是真财富，任何人拿不回来。”
“最要紧的就是内心世界，你会感到世界上有很多不幸的人，那么，你能够做得到的，你这一生应该好好尽心尽力去做。你明明有多余10倍、100倍都不止的钱时，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这使得一生有意义得多。我如果再有一生的话，我还是走这条路。社会要进步，离不开支持关怀，这方面，你可以带给很多的百姓幸福安乐。”
“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衡量财富就是我所讲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如果让我讲一句，‘富贵’两个字，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这句话可能得罪了人，但是，其实有不少人，‘富’而不‘贵’。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使更多的人受到关怀。所以我就这样想，你的贵是从你的行为而来。”
“贵是从你的行为而来。所以，如果你去看我们中国的很多哲学家，他是讲‘贵为天子，未必是贵’，‘贱如匹夫，不为贱也’，主要是一个普通大众，从事低下工作，未必是贱，而天子也不一定是贵。主要是看你的一生所做的事，所讲的话，怎么样对人对事，这个是我自己领悟出来的。”
有的人，他虽然非常长寿，但是，并没有做出有益于他人的事情，所以他这一生是有一点浪费。如果有的人虽然年纪非常轻就去世了，但是他对我们这个社会有非常好的贡献，所以，他虽死犹生。最要紧的是内心的富贵，一个人有了衣食住行这个条件之后，应该对社会多一点关怀，或者说义务，或者说责任。
2.创造财富，奉献财富
李嘉诚曾说：“如果能够在支持医疗、教育方面帮助很多的话，你叫我给他叩头都可以。”
李嘉诚是香港首富、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富豪之一，也是社会公益事业不遗余力的支持者。他不仅把他的慈善事业称为他的“第三个儿子”，更是作为他晚年“富且贵”的一种精神追求。
有人说，李嘉诚有两个事业。
一个是拼命赚钱的事业——李嘉诚“王国”的业务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统领约22万名员工；他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享有着顶级地产商和零售商的美誉；拥有着最大的手机运营商的头衔……
另一个是不断花钱的事业——“李嘉诚基金会”由1980年成立至今，捐款已近80亿港元。2006年8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未来将把1/3的个人财产捐作公益慈善之用，有关资产会放入“李嘉诚基金会”。据《福布斯》2006年全球富豪排行榜资料，李嘉诚个人的财富约188亿美元（约1500亿元），1/3即约500亿元。
作为中国商业界的成功典范，为什么李嘉诚会以如此巨大的热情投入公益事业呢？这与他少年时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抗日战争期间，幼小的李嘉诚跟着父母来到香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的父亲去世了，因此，他12岁便辍学到社会上谋生。回忆起童年的经历，李嘉诚早就下了决心：“如果有一天，假如我的事业可以达到某种程度，我就要为医疗事业做一点事。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政策，教育都是最重要的。教育能够令社会进步，而医疗是一种关怀。如果一个社会有进步，有关怀，这个社会就非常和谐，也会充满理想，充满关心和爱。”
经过奋斗，他的事业终于“达到了某种程度”，开始“心有余力”了，他便开始热心公益，支持内地及香港的教育医疗事业。把基金会当成“第三个孩子”，致力于公益事业。
李嘉诚常常捐助上亿元的巨资，用来造桥铺路、兴办教育、支援医疗、赞助科研、弘扬文化、赈济灾民、造佛像、修寺庙等等公益活动。他于1980年成立李嘉诚基金会，借以对教育、医疗、文化、公益事业做更有系统的资助。李嘉诚基金会的项目为不少人所熟悉，包括为内地偏远地区贫困病人提供“医疗扶贫”行动；推出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及捐资筹建和发展长江商学院等。李嘉诚经常把基金会称为自己的“第三个孩子”，甚至说：“如果能够在支持医疗、教育方面帮助很多的话，你叫我给他叩头都可以。”
财富人生，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感觉。“身心托付天下大，财富回报社会生”，这是新一轮财富修炼，更是财富人生的圆满写照。如果说创造财富是一种苦乐相济的体验，那么，奉献财富便是一种情有独钟的享乐，“聚财的苦楚自己揽，创富的甜果大家品”；“钱财之枝结金银之果，美德之树长名望之根”；“赠出金钱心坎富，捡来好话嘴不贫”。只有兼收并蓄，才能不断开拓美好的财富前程。
3.以平和心态顾全大局
人不能只是考虑自己的事情，还要考虑别人，考虑整体。
把一件事情做成功是不容易的，以平和健康的心态去面对成功则更不容易。很多人做生意一旦有了一定的资本，就会自我膨胀，觉得自己了不起，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样往往会吃大亏。李嘉诚向内地投资时，已经是成功人士，但他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一切，自己做的事情都正确，相反，他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凡事应以大局为重，以利国利民为重。而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对内地的一次投资活动中。
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向外界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间，香港各大财团闻风而动，都想分得一杯羹。
众所周知，王府井是首都北京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地位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一般来说，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是难上加难。现在居然有希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众多地产大亨们喜出望外，谁也不想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要知道，如果能拥有王府井的一块土地，就等于拥有了一个聚宝盆。
1992年6月25日，李嘉诚、郭鹤年在上海闸北联手搞定一块土地后，共同乘机飞往北京，于26日与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意向书。签约的双方分别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和北京东城区房地产公司。
郭鹤年身为香港嘉里发展公司主席，在香港的名气虽说不如李嘉诚，却是大马首富。李、郭两人能如此神速搞定这么大的项目，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
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的这块地皮面积共5.11公顷，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计划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
双方签署的意向书中并未涉及该项目的地价、投资金额、工期、物业规划等内容，可见合作意向是在匆忙中敲定的，细节有待以后再谈判。消息传来，在香港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逐渐把李嘉诚看成神了，似乎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然而，形势却在时刻变化着。1993年，因经济发展过热，中央政府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意味着要与北京方面谈妥这一项目，将会异常艰难。面临此境，不大善于谈判的郭鹤年知难而退，留下李嘉诚孤身应对。一时间，发展王府井地盘物业的控股权便顺势完全落入“长实”手中。
李嘉诚依然信心十足，再一次运用他非凡的智慧与谈判技巧，使得有关立项、规划等异常繁杂的手续在1993年间全部获得市政府的批准。该建筑被正式定名为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建筑高度计划为70多米，地盘面积10.1万平方米，这比当初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要少许多，但毕竟这一年的形势和去年大不相同，能达成这一协议，已经很不容易。
该大型物业投资预算超过12亿港元，“长实”负责起楼价，合作伙伴东城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地价。香港是地贵楼贱，内地则正好相反。
当地居民与商家的搬迁本来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难题。李嘉诚将这道难题交给北京市政府去做，即由他负担地价和搬迁费，请市政府做好原住户和业主的搬迁工作。
出人意料的是，搬迁过程非常顺利，很快就基本完成了。李嘉诚感叹道：“北京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这在香港简直不可想象。”
但是，搬迁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全球最著名的快餐集团麦当劳成了此次搬迁的“钉子户”。王府井麦当劳分店是该集团最大的一家分店，两层楼面共计2.8万平方英尺，设有700余个座位，每天平均有1万多人光顾。在开业之初，顾客排队竟有几里之长，盈利之丰厚，自不待言。
麦当劳当然不愿意把这棵摇钱树从聚宝盆里连根拔出。但是，北京市政府依照其最新文件，责令麦当劳限期搬迁。于是，麦当劳抛出了它的杀手锏，即麦当劳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签署的长达20年的经营合同。营业地区为王府井现址，租期要到2010年才满，而现在才经营两年多。此时，王府井这块地盘已快夷为平地，只剩下麦当劳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废墟上。
其实搬迁只是北京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事，李嘉诚并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但李嘉诚一直奉行以和为贵的原则，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于是他出面与北京市政府协商，表示只要麦当劳答应迁出王府井，日后东方广场将留一个比现在面积更大的铺位给麦当劳。
北京市政府只好与美国麦当劳公司重新进行谈判。除了李嘉诚提出的条件外，又列出了一系列更优厚的条件，包括批准麦当劳在北京多开若干家分店等。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麦当劳当然同意搬迁了。
李嘉诚一出手，立刻化干戈为玉帛。一场全球性的风波就这样平息，兴建东方广场的障碍终于扫清了。
终于，已经空旷无物的王府井地盘开始动工了。按照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将高达70米，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就连稍远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
对于见惯百米以上摩天大楼的香港人来说，70米的高度实在不算什么；但在首都北京兴建如此高的建筑，非同小可。很多人都担心如此高大的建筑会破坏北京的人文景观。李嘉诚觉得，建筑现代化与保护古都风貌并不矛盾，是完全可以统一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李嘉诚显然没有考虑周全。正式方案公布后，北京各界人士一片哗然。
人们的担忧的确是有原因的。根据国家规划委员会规定，北京市的规划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向外望360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见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只能望到城墙和天空。离故宫的距离越远，建筑物方可逐渐升高。而国务院批复的1991~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街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高，显然不符合要求（规定高度只有40米）。
除此之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也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所以这幢大厦不仅是过高的，而且过大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必然会夺去附近的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著名建筑的风头，从而影响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位。
因此，专家们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1994年，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对基本建设规模也做出了要求，即缩小以盈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合国家规定，无正式手续的项目一律要停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