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勒出生了，距1999年圣诞节还有4天，比朱莉的预产期提前了两周。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如果朱莉在新年的前一天夜晚生产，我们将被千禧年玩弄于股掌之中。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顾虑似乎有些愚蠢，但在当时，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能源输送网会瘫痪吗？街上会发生暴乱吗？会有暴徒，耶稣，还是僵尸？没人知道。加之，我们那时住在底特律。底特律可早已是个常遭劫难的城市，这主要得归咎于那些啃咬电线的啮齿类动物（我可没撒谎）。如果单凭松鼠就可以使一个城市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么电脑程序一旦出错在我看来就像哥斯拉入侵能源站，口渴之极想找点儿果汁喝。于是，我们的孩子在天启之日出生怎么看来都不是一件尽如人意的事。
另一方面，我一想到舒勒会成为一个千禧年出生的宝宝，心里就美滋滋的。也只有像我这种算算术打马虎的人才会这么想。我偷偷梦到舒勒在午夜钟声响起的一刻降生，成为在2000年出生的第一个宝宝。她的周围围满了扛着摄像机的新闻记者，仿佛这群人对屋外世界末日的降临满不在乎。
最终的结果是，舒勒等不及了。于是，之前我们漫不经心地为她取的教名也丧失了意义（我们是这样心不在焉，以至于我现在都无法确切记起那个名字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富于季节性意义的名字“诺艾尔”。
我已记不清她出生时的细节，但有一点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舒勒坐到了朱莉子宫的脐带上，阻断了氧气的输送。有那么一小会儿，她喘不过气来，直到她挣扎着从脐带上挪开。有一阵，护士们听不到心跳声。还好这令人战栗的一刻马上过去了，而另一个使人魂飞魄散的时刻马上又到来了。
我记得我看着她的小脑袋冒了出来，露出她头顶的螺帽。在我的记忆中，整个生产过程比预期的场景混乱多了。这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料想到孩子出生的场景会相当糟糕。而现实又是怎样的呢？没有人会告诉你目睹出生原来是这样一场刻骨铭心的经历。之后，你也不会去提及。既然有一个干净、快乐的小宝宝供你玩耍，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更何况，谁愿意去提醒心爱的人这样的事曾发生过？但这一幕千真万确曾上演过。哦，天哪，我刚刚正在讲述这些。
好吧，现在翻开新的一页。
我还保存着初见舒勒时的点滴回忆。我看到她的脸颊很像朱莉，她全身冻得发青。这青色的皮肤很快就有了变化，她慢慢变成粉色。随后在哇哇大哭时，她像番茄一样通体发红。我看到舒勒长着头发，而且还很浓密。她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光头小婴儿。我怕她变成狼人的恐惧最后也被证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几个月后她的毛发就脱落了。（她的耳根上长着毛发。舒勒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有一天她会长成一位年轻可人的姑娘。可能那时她读到这些文字会大吃一惊，也很尴尬吧。但我说她出生时耳根上长着毛发可不是开玩笑。）她的小脸颊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
有一个一会儿青、一会儿红的小宝贝是一回事。我们出院后不久突然惊奇地发现舒勒的肤色又起了变化。我们的孩子变成了黄色。医院告知我们，黄疸在新生儿中十分普遍，翌日我们就该将舒勒送回医院，作一次胆红素测试。我一头雾水，胆红素的英文发音听上去像橄榄球员的英文名字。毫无疑问，这不是人名（至少在主力队员中没人叫这个名），而是肝脏分泌的一种天然色素，在正常情况下会被自动排出体外。而有时，由于新生儿的肝脏还未发育健全，运行缓慢，无法完成这一步骤，他们就会肤色发黄，黄得让周围的人都吓一大跳。
第二天，我们抱着全身发黄的孩子回到医院。结果发现，为了欢度圣诞，实验室早早地就关门了，等到急诊室开门已是圣诞节的早上。孩子痛苦不堪，哭着接受实验室技术人员的血液抽样（这个人显然是在假日轮班中抽到了下下签）。在这之前，候诊室里一个好管闲事的老头问朱莉是否是母乳喂养孩子，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又为何不这样做？朱莉轻而易举地应付过去。（“我没有说他什么，反正他在这世上也活不了多久了。”老头走后，朱莉为难地说道。）这些事都是我俩始料未及的，但我们还是硬着头皮顶过去了。之后，我们离开了医院，及时赶到朱莉父母家中，迎来了舒勒的首个圣诞节。在我们开启圣诞礼物时，医院打来了电话。
舒勒的胆红素超标，情况十分危险。
我们打电话将地址告诉实验室的员工。回到公寓时，一位护士正等着我们。她拿着一条奇怪的电能毯。毯子射出的紫外线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图案。这是为了将舒勒包裹在发光的“绝地”毯中（绝地是影片《星级大战》中的一群人，以维持银河光明势力为己任，并怀有高明的战斗技能和高尚的品德），利用光线降低她的胆红素指标。我对这一疗法的功效表示怀疑，但除此之外就是回到医院治疗，甚至可能进行输血。因此，我极力选择光线疗法。
我们全身发黄的宝宝被包裹在奇怪的发光毯子中。我们看着她入睡，就这样度过了1999年的圣诞夜。你可能会说这样度过圣诞夜在我们意料之外，是的，你完全正确。
舒勒的胆红素指标并没有立刻恢复正常，但随着光毯疗法的深入慢慢得到了改善。几天之后，我们带她去看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是由医院推荐的，南斯拉夫人，说话有点儿唐突。他第一次见到舒勒时，评价说，“可爱”，又问“是男孩吗？”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的评价，“皮肤黄得像个中国人！”医生替舒勒作了检查，并宣布孩子安然无恙。他只略微斥责了医院不该在一开始就把孩子送回家。我确实听说医院为了节省开支，把生病的孩子送回家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但在长远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我懂什么呢？我只是一个有泛黄肤色的婴儿的家伙。
舒勒的病情继续好转，她的肤色也更为接近正常婴儿的颜色。我们收到外界赠送的礼物，我们从未见过送礼物的那些人，也有可能永远不会相见。刚发现朱莉有身孕后，我就开始记录这整个过程，于是访问我主页的网友数量剧增。显然，我已经发现了用户群：我的读者要么是那些喜爱孩子的人，要么是一个旁观者，看我怎样让一个孩子误入歧途。
舒勒出生后不久，曾给我留言的一位网友变得越发真实，因为我也访问了她的网页并浏览了她的博文，我发现彼此趣味相投。我们很快成为朋友。她叫达娜，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生活、工作。对于一个居住在奥德萨的土包子来说，新英格兰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通往其中的道路蜿蜒曲折，穿过木质优厚的树林，绕过风光旖旎的农场，你会看到农场里懒洋洋的奶牛正向白色的木栅栏外望去（当然是黑白相间的奶牛），农场前方可能还停着一台苹果酒出纳机。当你驾车经过时，一个戴着草帽、抽着烟斗的小伙子会向你招手。到了终点站，迎接你的是提着一篮水果的玛莎·斯图瓦特（美国媒体名人）。如果说新英格兰距西得克萨斯的沙漠似乎有100万英里，那它距充满惶恐、肮脏不堪的底特律至少也有50万英里。达娜说，如果我和朱莉如此讨厌密歇根，那康涅狄格州一定更适合我们。她邀请我同她和她的丈夫住上几天，在此期间我可以去找工作。我和朱莉商量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她作出了决定。这一抉择并不艰难；几天前，底特律的一所小学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小女孩被枪打死，而凶手是她的同班同学。两个孩子都只有6岁。
“去那里吧，”朱莉说，“找一份工作。我已经在这儿待腻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舒勒出生前6周，我飞到了纽黑文，在一家精神病院找到了一份电脑维护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在舒勒出生后6周，我们载着家具、个人物品和一个耳朵长毛的小娃娃，举家迁往了新英格兰。事情的前因后果就这么简单。
我们来到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住进位于惠特尼大街的一栋公寓楼内。这栋公寓楼是由一所建造精美的旧式楼房改造而成的。惠特尼大街是以轧花机的发明人阿里·惠特尼的名字命名的，至今这位发明大师的宅邸、农场以及谷仓依然被完好无损地保留在街道上，以防人们还有棉花需要加工。我们的住所十分狭小，到了冬天，朱莉需要戴上她最笨重的冬帽入睡才不致受冻。好在屋里还有一扇宽大的凸窗，地板也是硬木铺成的，整个小区有着大学那样古老而迷人的风格。惠特尼大街穿过耶鲁的旧校区，这里的房屋似乎不是上流社会的世袭家产（康涅狄格州的祖传房屋年代确实久远），就是居住着大学里的研究生。我们的公寓属于后者，因此也有令人窃喜的安静，尤其是到了银装素裹的冬季。或许，这种安静来自学术界的焦虑。但既然有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我们完全可以忍受这份安静。
纽黑文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小镇。我的新雇主耶鲁大学正在筹备它的300年校庆。300对我而言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我和朱莉漫步于校园中，历史遗迹随处可见。逝去的名人在格罗弗街道公墓安葬（公墓那巨大的石雕拱门上刻着“逝者将会复生”，我把这句话理解成一种鞭策，用来激励镇上那些终日无所事事的人），穿过街道是著名的秘密社团，这些社团的建筑封闭无窗，森严恐怖地隐现在一扇扇铁门之后。
朱莉被这些秘密社团深深吸引。“这些地方太神奇了，”一天我们推着舒勒穿过可能是“隐修者”的集会场所时，朱莉这么对我说，“我敢打赌这里尽是一些例行古怪仪式的家伙，他们会涂着鸡血、赤身裸体地群魔乱舞。”
即使只是平铺直叙，我也有必要谈谈我的工作。从表面看来，这是一项十分无聊的活计。我负责为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研究组的成员提供电脑技术支持。这一研究组坐落于耶鲁药学院的康涅狄格精神诊疗中心。所有的电脑都是苹果机，因此我没有任何职位上带来的挑战。事实上，我那时的工作是告诉临床精神病学世界排名最前沿的学者如何双击鼠标。（秘诀：连续点击两次。）这一工作十分舒适，虽然提供的报酬并不高，但我也不会因此过分劳神。最令人庆幸的是，我的上司不仅无意对我进行微控，还似乎真诚地希望尽量不被打扰。我的上司吉姆热爱交际、为人慷慨，他之后也成了我的好友。但他一旦开始工作，就保持低调姿态。我总觉得吉姆有什么事迫在眉睫，但既然他让我自由地打理自己的事情，我也对这一安排没有异议。
我的工作涉及医学领域，这一点谈起来同样平淡。但我又必须谈谈这一点，因为有关它的每一点滴都曾在我的脑海中再现。某个午后的员工会议上，一位医生讨论了在一次特殊试验中运用的几种药物。（顺便说一句，不要尝试在谷歌上搜寻，因为这些药物是我杜撰出来的。）
“好的，我们一起来假想一个药用场景，”他对组员们说，“假设有一位病人正在接受诊疗，我让他服用特拉克萨顿。”（别忘了，是杜撰的药物。）“现在，到了试验的最后，我们想让他改用……”他停顿了一下，等着有人回答。
有个护士窃笑了一下，说道，“是弗莱克萨顿吗？”
整个屋子的人立即笑翻了天。我指的是哄堂大笑。人们发自肺腑地大笑。屋里的每个人都意会了笑点所在，适时地纵情欢笑。唯有我保持缄默。
不，这份工作之所以有趣在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为了进入我那小小的办公室，我要通过安检进入大楼，搭乘升降梯到三楼，再用钥匙打开那扇又大又笨拙的门。这扇门的另一侧是一个精神病康复病房。病人们在房中来回踱步，精神恍惚。我走过护士站（可悲的是，在那儿没人说“该到点吃药了……”而是轻柔地播放着曼陀凡尼的背景音乐），径直来到病房，穿过病患检测室和那些看起来像宿舍的屋子（如果你就读的大学宿舍装有从外反锁的安全玻璃和门，你就可以想象我所指的这些像宿舍的屋子了，我猜一般大学都会有）。时不时天花板上的扬声器中会传出口头告示，或者是暗号三，或者再播放一个暗号四，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具体位置。暗号三意味着全体医务人员需要赶到告示中的地点，协助安抚一位精神错乱的病人；而暗号四意味着需要警察前来（医院有自己的警卫人员）。我常负责维护病人主要聚集区使用的电脑。曾有一次，一位病发的病人将电脑砸向一扇窗户，窗户很大但很牢固。在这期间，病人割破了手，满手血肉模糊。我自豪地说，是我修好了那台电脑，修理的时候还带着手术手套。
如果说这份在精神病院康复病房的工作能使我在酒吧与陌生人聊天时妙语连珠，那它也教会了我超越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去看问题，这样我就能看到我们共同拥有的人性之本。我觉得每天在一群失魂落魄的人之中工作使我多少有了改变，这让我听起来像个悔过的人，虽然我也不愿意造成这样的错觉。大多数病人饱受毒瘾之痛。我常常感到他们只是在苟延残喘。但我开始觉得他们较之于我并没有太大不同。偶尔会有病人踱到我的办公室，寻找他们的医生。我不会大惊小怪，只会简单地指给他们正确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