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半球’的意思是这一畸形影响到她大脑两侧几乎同一位置。因此，我们无法向您可能期许的那样从大脑另一侧正常的脑回深入。您不妨看一下。”她指着舒勒大脑剖面照片上一些深灰色的区域。照片上的图形看着十分古怪，要不是舒勒的那张嘴巴，我们真无法辨别出这是她的头部。“你可以看到受影响的区域。它们同‘先天大脑两半球外围裂周区畸形症’的症状是相吻合的。这些区域中包括负责某些精密运动技能的部位，这也解释了为何舒勒的双手运动起来依然十分不便。而受这一症状影响最大的是语言部位，”她指了一下，随后又顿了顿，“这些语言部位看起来是完全受损了。”
“我们为诊断花了如此长的时间而抱歉，”西蒙医生说，“但这一病症极其罕见。目前，新的病例正不断被发现，但我能找到的备案病例还不足100件。”
“诊断结果一有眉目，我们就联系了芝加哥的威廉·多宾斯博士，”蒙特医生说，“他是这一领域的权威研究者。昨天他确认了我们的诊断。”
有那么一刻，屋里鸦雀无声。我们没有发表评论或是提出疑问，只是全盘接受我们被告知的结果。
舒勒有着异于常人的大脑。她不是成长滞后，而是患有残疾。医生们永远也没法治愈她。这就是结果。
蒙特医生接着说道，她的语气变得柔和起来，“你们在心理上应当对这一症状有所准备。首先，任何事都有峰回路转的可能。我建议你们继续采用语言疗法，为她能说话继续努力。但你们也需要接受这样的可能：舒勒的语言能力可能就此止步。”我能感觉到在一旁的朱莉态度冷淡起来。
“大多数畸形症患者都有类似的病状，但最好的病患和最糟糕的病患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我希望舒勒能是此类病患中的轻度患者。如果是这样，我想我们有理由期望有一天她能独立生活。”
这时候朱莉哭了起来。她试图在舒勒面前强忍住泪水，但不久还是失声痛哭起来。西蒙医生看出我们已无法继续往下听。“我想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安排你们跟蒙特医生及一位基因学家进行一次咨询。这样你们就可以坐下对这一病例有更深入的了解，”她说，“现在可能不适合深入谈论细节。我知道这样的事接受起来十分痛苦。我非常、非常抱歉我们带给你们的是这样的消息。”我能够体会到西蒙医生为舒勒而难过。我突然想到她或许已经流过泪了。
舒勒爬到我的腿上，安静地摆弄着我的手。她握着我的手，用我的手去拍打我的大腿，随后又去拍打我另一只举起的手。她自顾自地大笑起来。
“我能猜到你们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询这一病症，”蒙特医生说，“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做好准备，这会是一个很难迈过的坎。”
医生说得千真万确。
我们坐上车时，我沮丧地说：“我的天哪，我还得参加一个员工会议，我全给忘了。”
“你必须去吗？”朱莉神色悲伤地问我。
“嗯，对。”这可能是一个谎言，但我需要一两个小时来暂时告别这一切。一个漆黑的会议室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去处。我可以坐在后排，假装观看幻灯片的陈述。“我猜我的上司已经开始给每个人打电话了。我会尽早回家的。”我们一言不发地拥抱了一下，比以往的拥抱在时间上稍稍长些，在力度上稍稍紧些。随后我俩分别了。车子启动时，我隔着窗向舒勒挥了挥手。
我到达时，会议早已开始。我悄悄地溜进屋子的后排。我的上司吉姆一看到我就知道有什么糟糕透顶的事儿发生了。他看了我一眼，耸了下肩，眉毛皱得很夸张。我取出一本记事本，翻到空白的一页。动笔写之前我踌躇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最后我草草写了几行字，撕下那页纸，将它折叠好后递给吉姆。我看到他展开纸条念了之后脸色阴郁起来。
“舒勒的大脑畸形。她可能永远无法说话。情况很糟糕。”
会议结束后，我们简短地交流了几句话。随后我起身隐退，回到了我的办公室。我知道他正在告诉老板们发生了什么事，我很高兴会是这样。我从没想过与任何人面对面地提及这件事。
我坐在办公桌前，取出蒙特医生给我们的那张纸。上面列举了一连串冷冰冰的医学术语，看着是那么刺眼。这些术语给了舒勒大脑中的那个家伙一个名字。那个小小的怪兽一直以来都在那儿躲藏着。打从舒勒出生的那一天，它就开始蹂躏她的大脑，给她的思维蒙上一层浓雾。
我把怪兽的名字输入到谷歌搜索中，弹出了好几篇文章。
我一篇篇地浏览。第一篇文章我仔细地阅读了，边读还边将它打印出来。剩余的几篇我快速浏览了一遍，因为我还无法面对有关这一病症的全部。选入的文字一次又一次地映入我的眼帘，这些文字我只希望出现在寥寥几篇文章中，这些文字我想要它们成为不同医生争论的话题。这些文字我不想让它们和我的女儿有半点儿沾边。
脸、舌、下颚及喉半瘫痪。说话、咀嚼、下咽困难。癫痫大发作，通常十分严重。关节畸形。易垂涎。轻度至重度脑部发育滞后。滞后。这是什么？大发作？滞后？滞后。上帝啊，快让这些词眼消失。
我直起身，离开房间，没有停下跟任何人说话。吉姆已经告知了有必要知道的所有人，没人试图拦着我问个究竟。他们能察觉到时机不对。我感到头昏眼花，于是在一部自动售货机前停下，要了一罐乐倍。拿到手里，我突然又不想要了，但我仍然把它带在身边。
我两步并作一步地爬下楼梯，冲出诊所后门。我还在开会时，太阳就已快要落山，空气中的余热早已散去。我坐进车，将罐头扔到后车座上。我发现我不是开向家的方向，而是朝着相反方向行驶。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直到我在一座古老的哥特式教堂前停下。我已无数次地与这座教堂擦肩而过。它至少有100年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我停下车，熄了火，一言不发地坐在暮色中。我全身冰冷，胸中郁积着一股自己都没能立即觉察到的强烈的情感。我突然意识到放在我旁边座位上的那个罐头。这时我抓起它，打开车门，咆哮而出，飞也似地冲到教堂前方。我停顿了片刻，随后竭尽全力将这个还未打开的罐头扔了出去。我将它扔得尽可能高，希望它能砸到尖顶附近布满灰尘的窗玻璃上。我等着听玻璃破碎，向下飞溅的声音。这是我此刻唯一想听见的声音。
罐头敲击了玻璃，但没有将它砸碎。苏打水的罐头顺着其下的石阶翻滚而下，摔回了地面。微弱的水流汩汩流出，发出嘶嘶的柔和声音。
“为什么？为什么？她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我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它因泪水和怒气而哽咽不清。它像是在模仿舒勒自己的说话声。说这话的人仿佛是从双向玻璃镜的一面向外张望。这样的镜子舒勒在接受测试时曾无数次地往里看过。我明白那个声音是我自己的。
“她对你做了什么？你有什么理由对一个无辜的小女孩这样做？”
我在原地转了一会儿，希望能找到一个说话的人，仿佛上帝会出现在我面前，但依然只有我一人。我打转的时候失去了平衡，像醉汉一样单膝跪地。我的眼镜飞落进草丛中。我摔倒后依然打着转。我将脸贴着地面，闭上双眼。此刻我的周围一片寂静，苏打水罐头中的碳酸已挥发殆尽，在我耳畔唯有过往车辆微弱的声音。
“我不理解。”我轻声说道。我直起身，望着越发变黑的天空，它最后的几道光线在教堂的后方隐没。“不要这样对她。冲我来吧，不要这样对她。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我恨你，上帝。我恨你恨得咬牙切齿。请别伤害她，要伤害就伤害我吧。”
这时，我痛哭流涕。我为未来而流泪，为我小姑娘的人生而担忧。她的人生再也不会像我们曾经畅想的那样进展。我边哭边想象着，有那么一天她癫痫发作，她在失去意识之前用迷惑的双眼望着我，质问我为何对这发生的一切不曾提及。我为朱莉流泪，我为舒勒流泪。我流泪，为有那么一天她会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不同，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残缺的人。我为“滞后”这个字眼而流泪，它就像是一颗原子弹，要求我们将种种期望降低。我流泪是因为我想到舒勒会在我们的照料下慢慢成长，却无法依靠自己去体验生活。
我躺在草丛中，天色越发黑暗，直至暗得伸手不见五指。我躺在那儿，直到我感觉上帝的视线已从我身上挪开（假设他确实曾经望着我）。上帝，我的敌人，那个俯下身子、搞砸我小天使大脑的暴徒。那一刻我所知甚少，但我知道上帝不再望着我了。
最后我直起身，找到了我的眼镜，步行着回到汽车。我没有再回头去望那座漆黑的石砌教堂，而是驾着车朝家人、怪兽和未来的方向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