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对朱莉孤立无援的心境感同身受，我也后悔没能给她足够的支持，但那时我也被自身的焦虑困扰着。有一段时间，朱莉找了一家儿童护理中心。据它的自我介绍，这家中心附属于吉恩·皮亚杰学习体系。吉恩·皮亚杰学习体系重视在较为宽泛的时间内因人而异地探索孩子自身的认知发展。然而，我们将舒勒送往那里后，朱莉立即察觉出它与其他地方同样的傲慢与偏见。于是仅过了3个月，我们就将舒勒接了出来。朱莉觉得他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个爱与自己影子玩耍的小女孩，这些人似乎还为此大惊小怪。现在我能看出这样的经历对朱莉的影响较之对我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我自己，我能确信地告诉你的是我尝试着与现实妥协，但成效甚微。我并没觉得我们到了霍兰。在霍兰富于异国情调的酒吧间中，满眼望去尽是吞云吐雾的瘾君子，即便是应召女郎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招揽生意。这些身处霍兰本应吸引我们的事物，我一样都没体验到；相反，我觉得我们是到了火星。
我开始意识到无论最终等待舒勒的是何种劫难，她都会让我心碎。不管她身处何种境地，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即便事态朝最美好的方向发展：舒勒学会了说话，克服了她成长上的种种滞后，长成一位美丽、聪慧的年轻女性，依然坚定不移地深爱着她的父亲，总有一天她会离开。她依然会背过身，爱上某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残忍的情人，将她幼小的心灵伤害；这个人可能是一位温柔的情人，将她从我身边夺走。
舒勒丰富了我的人生，但同时也使我成为她的阶下囚。有了舒勒的生活偶尔会令我捉襟见肘，但我勇往直前，凭借着爱——愚蠢、盲目的父爱——勇往直前。有时它是我唯一的武器。虽然我需要的不止这些，但至少是它带领我走出黑暗，直到我不再迷路。
7.“独守秘密使我们形单影只”
2003年秋，我和朱莉驾车穿越康涅狄格州的郊区。路途漫长，我们开着车，不紧不慢地欣赏沿途的秋色。舒勒正在后车座上酣睡。我和朱莉不知不觉地谈起了等待诊断结果的那些日子。这段时光我俩都不曾提起，而现在因为时间的洗刷，我们又蹑手蹑脚地重回那片旷地，对此我俩都颇为惊讶。
我们聊着天，重返那些坎坷的岁月。聊着聊着，朱莉显然有什么事儿要向我倾诉。她犹豫再三，声音开始哽咽。她不敢正视我的双眼。最后，她放声大哭。我坐在那儿不知所措。当你深爱的女人开始大哭，而你又不明真相时，你也会像那时的我一样无助。
“这些年来，我一直对你隐瞒了一些事，”终于她止住了哭，开始述说，“我一直想保守这个秘密，但我因此痛苦不堪。我只需要向你坦白，希望得到你的原谅。”
接着，她开始啜泣，过了一两分钟后才开始说话。我等待着，为她不得不告诉我的事惶恐不安。
最终，她说出了口。“那时一切都糟糕透顶，而你又一蹶不振。哦，见鬼去吧，我俩那时都一蹶不振。我……我出轨了，那个人是约翰，”她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上帝，这听起来愚蠢极了，像一出俗烂的电视剧。”
她强忍住哭声，继续平静地说道，“我们知道这不对，在我恢复理智后，我们立即停止了交往。我俩知道这样做十分愚蠢，但你知道吗，那时我们实在太背了。一开始，我只是遇到什么事都向他倾诉一番，结果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暧昧了起来。我非常、非常抱歉，罗布。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请求你的原谅。”
我俩无声地开着车。我没有去看朱莉，而是望着转瞬即逝的康涅狄格州的乡村景色。要说避免两个人在行车时目光对视，新英格兰有足够的美景来搭救你。那时，我和朱莉的关系十分融洽，比很久之前融洽多了。我需要小心谨慎地组织话语。
“请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朱莉问道，时不时地用忐忑的目光望着我。
我终于看了她一眼。“如果我说，我感到如释重负，你会觉得奇怪吗？”我微微一笑，随后说道。
“我猜今天是人们忏悔的好日子……”
保罗·杜尼耶博士是一位瑞士籍的内科医生，他是普济教会会员，信奉基督教的人生哲学。我不得不承认，即便是这点儿可怜的信息也是我通过谷歌搜索得来的。在这之前，我对保罗·杜尼耶唯一具体可感的了解是他说过的一句话。前一阵子我在不经意间看到了它。这句话触发了我的思考。原话是这样的：
“独守秘密使我们形单影只。”
我们带着刚出生的孩子，从密歇根举家迁往新英格兰时，从未担心我们会感到孤独。事实上，孤独的状态反倒是我们所向往的。3年前，我离开得克萨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需要情感空间。那时我刚离异，一段长达10年之久令人窒息的婚姻宣告结束。坦白地说，我用近乎自恋的狂热拥抱重新获得的自由。我考虑到的主要是自己，其他人对我来说都无足轻重。
我并不打算就这一点过多责备自己。我娶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与她携手度过一段历时10年的婚姻生活。只是很不凑巧，她不适合我，就如同我不适合她。在此之后，我一下子成了一个孑然一身的人。我用了好些时候才缓过气来。为了和朱莉在一起，我离开了得克萨斯。那时，我的家人已对我眼不见为净，特别是我的哥哥。我和他的关系一直错综复杂。我们的父亲过世后，甚至比那时更早，我哥就开始认为他是一家之主。我到了一定年龄后就突然变得我行我素，有时会同他的想法背道而驰，于是我俩之间就产生了隔阂。但我们的对峙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朱莉用验孕棒测出怀有身孕的历史性时刻过后没几天，我哥也发现他的妻子有喜了。我们几乎即刻放下了争端。舒勒出生两周后，哥哥的儿子也呱呱落地。
女儿出生后，朱莉同我一样感到有必要与家人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在这之前，我们搬往底特律，原本以为借此机会朱莉和孩子就可以同她的家人亲近些。但很快我们就体验到了事与愿违的滋味。我和朱莉家人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双方都负有很大的责任。
就朱莉的家人而言，他们挣扎了很久才得以接受那个心肝宝贝，三个孩子中的唯一一个女儿竟然嫁给了一个二婚的不可知论者。这个人在念大学时中途辍学，甚至连言谈举止看着都不像是一个从中西部来的人。
我的失误是我没有及时意识到并不是我一娶到朱莉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拉梅尔家族的一员。这是一个不断同化与验收的过程，可能花上若干年。我意识到这个磨合的过程将会十分漫长。不知是出于傲慢，抑或仅仅是疲倦，我不愿意主动迎合。回想起来，我的被动可能令朱莉的父母更难接受我。等到他们开始尝试接受我时，我们之间产生的隔阂已非一日之寒。
2000年在新英格兰度过的首个夏季中，我和朱莉父母之间的敌意戏剧化地喷涌而出。我们离开密歇根时十分匆忙，朱莉的父母一边帮我们打点行装，一边抱怨他们心中的不快。回首往事，我意识到他们的不满情有可原。朱莉嫁给我时，我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如意郎君。随后，他们的外孙女出生刚两个月，我们又突然离开。等到6个月后他们前来探望我们时，每个人心中的怨恨都积攒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于是发生了接下来这出带有电视情景喜剧风格的片段。它荒诞不经，以一个如此戏剧化的开端引发了接下来好几年的嬉笑怒骂。戴维和桑迪前来拜访我们时，我和朱莉已按照“我白天干活，你晚上干活”的日程行事。这样的安排并不完美，但却是我们那时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戴维和桑迪在夫妻关系上奉行他们不离不弃的原则，两个人一道住进了当地的一座沿海旅店。那些夜晚，我常会带着舒勒去见我的朋友达娜。达娜和我的老板是我在纽黑文仅有的两位朋友，很多夜晚我都会和他俩中的一个外出游玩。
我和达娜带着舒勒去了一家平淡无奇的连锁餐馆。理由很简单，让我们来面对现实，要是你带着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去一家环境优雅的饭店用餐，她怎么说都不会是一个理想的伴侣。而那些宽敞的连锁餐馆却很适合这群哭哭啼啼、左顾右盼的奶娃娃。
它们显而易见也十分适合那群从中西部来的游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冒险精神，初来乍到具有异域风情的新英格兰，在选择餐馆时也十分拘谨。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在纽黑文的一家苹果蜂餐厅酒吧坐定时发现了不远的几桌开外朱莉的父母正在那儿用餐。我看见他们后就走上前去打招呼。他们十分友善，但并没有邀请我们一同坐下。
那时我并没多想；毕竟我还跟达娜和孩子在一起，朱莉也知道我去了哪儿。一周后，我们对戴维和桑迪说，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同舒勒共度一宿，但却遭到他俩的断然拒绝。他们告诉朱莉他们不愿意将舒勒从我这儿带走的原因是不想我有机会同达娜一起夜不归宿地狂欢痛饮，而他们的女儿这时却还在零售书店这样的血汗工厂卖命赚钱。
“你知道吗，朱莉，”戴维说，“猫不在时，老鼠就猖狂了。”
你大可想象这件事闹得有多沸沸扬扬。我和朱莉相继与他俩发生了争执。等到他们离开康涅狄格时，我们谁都不想同谁说话。朱莉的父母回到底特律后，用只言片语将事情的经过讲给她的两个哥哥听。她的大哥作出了回应。这件事我早已料到，他是为了显示对父母的忠诚。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反应也自有它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我无法对其称道。我觉得仿佛又有一颗炸弹坠落到我们小小的营地之中。事态即刻失去了控制。
这场丑陋的家庭成员间的口角在一年半后会演化成什么。关于这个现实的讽刺，他们几乎被蒙在鼓里，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彻底清楚随后发生的事。当然，他们可能知道，直到有朝一日读了我的，嗯，我的书。
回顾往事，我很难确切得出生活中的不顺是从何时开始把朱莉从我身边夺走的。我猜想，从某种程度上我俩意识到舒勒出了一些问题，但自从孩子开始接受听力测试，开始显示在成长上一次又一次的标志性滞后，我和朱莉迅速变得貌合神离。
孩子患有精神问题的家长不止我俩，我同他们交流时，也听到了相似的故事，因此我俩可能还算不上彻底的失败者。我无法为其他夫妇代言，但拿我们来说，我认为孩子出了问题后，最大的难关是家里缺少舒适感。我们可以做任何事，应对接踵而来的任何棘手问题，前提是我们可以偶尔逃离那个世界。可能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局外者，一个没有陷入我们所在困境的人带着我们逃离。我们没有等到确切的回复，没有一条医学诊断报告说“问题就在这里，你们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齐心协力克服这一点”。留给我们的只有未解的疑问和沮丧。我猜，我俩抬头望着彼此时，眼中的对方没有流露出对自己一丝的同情。“我和你在同一条船上，”我们似乎这样说，“别指望我能解答什么疑问。”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舒勒不是正常的孩子，我们也越来越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何处，更不清楚该怎样帮助她，这时我们失去了方向。我不知道该用其他什么词去形容。我俩十分悲伤，也因此变得疏远。
这不是什么好主意，真不是，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在一起时，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舒勒身上。我们要确信她很快乐，并竭尽全力试图发现开启她沉睡心智的钥匙，让她得以出声。而我俩也都确信她可以出声，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堵住了。
我和朱莉独处时也与各自的朋友在一起。
2001年年末的一个夜晚，朱莉同她的父母、兄长之间发生了最后一场具有强大杀伤力的争执。那时我并没有在场。他们对她恶言中伤，令她感到遭到了背叛，而我那时不在她身边。更重要的是，我无法告诉你为何朱莉令他们如此生气。这将成为永远困扰在我心头的谜团。有那么一些时候，一个糟糕的处境会生出两条腿，走得比它本该停下的地方远得多。那次争执便是其中之一。它令朱莉伤心欲绝。
她手握电话筒站在那儿，声嘶力竭地哭了起来，什么话都说不出口，只是抽动着肩膀，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当她正觉得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跟自己的女儿作对时，突然间她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向她袭来。
那个夜晚，她觉得如此孤独，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不在城里。她唯一可以求助的人是她的朋友约翰。约翰是她在书店工作时遇到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我和他见过几回。她打电话给他后，他就过来了。他们一起喝酒，朱莉向他哭诉。在这场倾诉结束之前，朱莉找到了一丝慰藉，最后她发现了更多东西。
她和约翰之间之所以会擦出情感的火花，在她看来是因为她最需要的人突然间令人费解地从她的生活中隐退了。我无权站在她家人的角度发言，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背叛了她，因为那时我不在她身边，无论是从两个人关系的抽象角度说还是根据真实的情况而言。
因为我不在城里。那时我和曼德琳在一块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