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确定理查德能否同我单独谈话，甚至他都不能忍受与我独处，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尽力一试。我需要些安全且简单的手段来和他相处——一个心理状态测试。不管怎么说，他们都盼着在明早的晨会上听到这个。
“理查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再多聊会儿。我还想再问你几个问题，可能是几个听起来有点儿愚蠢和不相干的问题，但是它们对我很有用。好吗？”
没有回应。
“可以吗？”我重复道。
没有回应。
“嗯，我们为什么不继续下去看看会怎么样呢，先是第一个问题——今天是什么日期？”
没有回应。
“理查德，你知道今天是哪天吗？”
“谁他妈关心这个！”
啊哦，我们开了个好头，我对自己说。
“今天是星期二，11月，11月……”我忘记了日期！我感到很尴尬，一时间慌乱无措了，最好直接继续下去。
“呃，那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在地狱。”
他的这个答案说不定才是正确的。
“你是在医院，理查德。你还记得医院的名字吗？”
没有回应。
我犹豫了，每问他个问题就像是在戳刺一头野生动物般。
“理查德，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没有回应。
“我的名字是霍顿博士，托马斯·霍顿，在你住院期间我会是你的主治医师。”
没有回应。
“那这个问题怎么样，理查德。如果你意外地将钥匙锁在了车里，你会怎么办？……理查德，你在听我说话吗？如果你把钥匙锁在车里了怎么办？”
“他妈的敲掉玻璃。”
“呃，好的，那这个呢：如果你在一个电影院里，你第一个看到着火了，你会怎么做？”
“看着它烧。”
这些问题激起了他的兴趣，他似乎被自己的答案惊讶到了，也愉悦到了。就像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说的那样，他是个“已成年的蠢货”（Major-Loon）[1]。
“你能说出一个美国总统的名字吗？”
我再次放松了他，他全神贯注于其他一些事情——声音、记忆、幻想，上帝才知道是什么。他正在偏离。
“理查德，你能说出一个美国总统的名字吗？”
“希特勒。”
“你能说出其他总统的名字吗，也许是在，呃，希特勒之前的？”
“撒旦。”
他现在进入到状态里了，但我真的说不清楚他是不是认真的，是真的相信他的答案。这个情况一半逗到了我，另一半又吓得我半死。他面无表情，空洞地盯着地板，盯着地上只有他知道的领域。也许他是真的在地狱里。
“我接着要说些数字，我说完了后你来重复。嗯，举个例子，要是我说3-6-9，你要说什么？”
没有回应。
“3-6-9，理查德，你能重复这些数字吗？”
“6-9”
“是3-6-9，对吗？”
没有回应。
“那接着是这些：7-2-5。”
“6-9”
“试试新的，7-2-5。”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听我说话，仍拽着书本，闭着眼睛在座位上左左右右摇晃着，这让我相当的不舒服。
“理查德，你今早吃了什么早饭？”
没有回应。
“你今天吃早饭了吗？”
他的嘴唇动了动，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我要说三件事，我希望你尽量记住它们，过几分钟后我会问你我说了哪三件事，好吗？三件事是鲍勃·琼斯，榆树街19号，还有蓝色。记住了吗？”
没有回应。
“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滚石不生苔。”
“渣子，刑具。”他嘟囔道。
“那这个表达呢——发光的不仅仅只有金子。”
他的眼睛猛地张大了：“金币！盯住它！”
“你还记得刚才我和你说的三件东西吗？”
“盯住它。”他低声嘟囔道。
我没能从精神状态测试里得到多少信息，摩宾已经走得太远了，太深陷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哪怕回答最简单的判断、记忆和推理都不行。我甚至怀疑是否还有必要提出余下的问题。
“理查德，你觉得自己为什么在医院里？”
他跳了起来，握紧了拳头，涨红着脸，脖子和额头都血管爆出，眼睛像要冒出火来般瞪大着，就像是那些发疯的野兽。他像是传说中的巨人歌利亚[2]一样高过我，用最大声对着我咆哮：“我他妈的做什么为什么要解释给你听，去死！”
他的怒火向我直面而来，我脖子根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能感到纯粹的疯子爆发出愤怒的力量，仿佛要整个吞掉我，或是把我撕成两半。
单元里的每个人都停下来看过来，我尽力克服自己的恐慌，回顾这些年来的训练，找些东西说：“理查德，我知道你现在就像我一样惊慌，我们都希望你能不再失控。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好吗？”
他坐了下去，闭上眼睛，再次摇晃起来。
“我们可以明天再谈谈，你为什么不去自己房间然后收拾收拾包裹呢？要是还需要什么，可以向护士要，如果你想和我说话我整晚都在，好吗？”
没有回应。
“还有理查德，我希望你明白你在这里很安全，我们所有人都会确保你的安全。”
看也没看我，他任由自己脚步隆隆的笨拙走开了。他走过时别人都尽量不看他，直到他消失在房间里，而我在走到护士台时仍在发抖。
“怎么了？”一个护士问道，她看起来有点害怕，她是个新来的。欢迎来到疯人院。
“不知道，这个家伙是真的疯了，可能很暴力。弗里德在附近吗？”
“我想他走了。”
“那护士长在哪里？”
“她在休息，很快就会回来了。”
“好的，告诉她看看我的接员报告，要是她想和我谈谈或者随便发生了，我都在住院医生的休息室，我今晚值班。注意点儿那个家伙，我想要是没人打扰他的话他应该没事。好吗？”
“好的。”她努力自信地回答。我也尽力宽慰自己，但是似乎没什么效果，匆匆写了点儿语无伦次的接诊报告，我急冲出了单元。我想要离开那里，越快越好。不仅仅是摩宾，今天整个一天都失控了，总是针对我，就像是弗兰肯斯坦[3]的怪物。我现在全身心只想着住院医生休息室里的电视机，欢乐的频道可以麻醉掉这些事情。我期待着空洞的肥皂情景喜剧，有着可以预料的情节，角色还有笑料。我想要彻彻底底地逃离。
每走一步我努力将不安的思绪赶出去，想象着我的不安和抑郁就是一团黑色的、黏腻的胶状物体，我每迈一步它就从随着和地面的接触喷出去。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喷出，喷出，喷出。
这好像真的有效，我越走越轻松，烦恼越来越少。说不定我有点灵感了！记住这主意然后作为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出售。为什么不呢？乔和他兄弟经常卖点儿新鲜技术来改善自己。
左，右，左，右，喷出，喷出，喷出。
我在前往休息室的途中在邮件室停了下，我的邮箱里没多少东西。一本尽力劝我花两百块钱投资一个关于开发营利性私人诊所的必赚项目的小册子，我直接扔掉了它，不通过。再是圆形的文件……电话留言：斯坦卑先生已取消。该死的！我彻底忘了他！感谢上帝他取消了，我可不确定我能想起这个预约。一个治疗师能做的最差劲的事就是忘记掉预约，特别是像斯坦卑先生这样的——一个筋疲力尽的，可怜的中年男人，他的父母从小就完全忽视了他。我对他的遗忘——反移情作用的确切表现——会灾难性地再现他儿时的经历，这会让我们倒退好几个月。但他很无聊，非常的无聊，总喜欢说些他做税务会计的琐碎小事，既令人难以忍受又毫无乐趣可言。
在我的邮箱底部静躺着一个巨大的信封，我心跳变快了。我知道那是什么——是我上交出版的文章后杂志编辑的回复。是拒绝，还是同意？生命总能归结于两分法，在10秒或15秒间，我会变得非常开心，抑或是非常沮丧。
我撕开了信封，抽出了里面的信纸，开头的几个字跳入我眼眶然后狠狠伤到了我的心：“我们很抱歉……”
该死的！是拒绝了！在走向住院医师休息室的路上，我快速扫过了编辑剩下的部分，形式上的道歉、免责申明还有鼓励，直接跳到两位匿名评论家的评语。他们都没有公开评论这篇文章，一个人只写了三个整句。哇！我希望他没竭尽思虑了！他主要的诠释都是引用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寻常人的作品——也许也是他自己的。第二个人则完全相反，他在我的文章上每页每行都标了数字，为他的47条批评做索引——整整六页纸，只留了一行空白，而且一个字的鼓励都没有。难道心理学家们都不记得有效学习理论的最基本了吗？——比起负面反馈，人们在正面回馈下学习更好。大部分他的评论都是些低劣的斥责，说我没有严格按照美国心理协会的标准出版格式来——我真是犯了严重错误，像是在引用作者为两人的文章时忘记在“＆”符号后加上逗号。上帝啊，他们应该过来把我拖出去处死！
我打开了住院医师休息室里的电视，陷坐在沙发上。这个老机器只能收到一个清晰的台，正重播着《阴阳魔界》——一个安静的、神秘的陌生人走进了一个小镇的酒吧里，每个人似乎都警惕着他。我刚坐定下来图像就开始滚动，我站起来调节了一下垂直面，再坐回去。还没等我坐好它就又抖了，我再站起来调整它，等到确信图像稳定下来了才重回沙发。一会儿后，画面微微向上漂移了点，晃了一下，又回到原位不动了。
“就待在那儿，你个讨厌鬼！”我说道。
图像又向上漂移了下，不安定地颤动着，快要回到底部但就是不肯真的恢复原状。它是在残酷地考验我。
“你敢！”我指着它道。
毫不犹豫的，画面开始滚动起来。
“该死的！该死的！”
我按下电源按钮然后一阵风似的冲出了房间，我走得越快就越感宽心，感到……喷……喷……喷出去。走下了大楼的另一端，我路过了一个有三台电脑的房间，一个主意瞬间击中了我。我坐到了键盘前，登录，连线搜索思琪。那是20世纪60年代由哈佛一帮心理学家们写的程序，它被设计成模仿心理学家，虽然没人将它看做心理疗法的有效方法而认真看待。我想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话。
搜索结果里跳出了好几个版本，显然有人更新过程序，人工智能从来不是停滞不前的。我选择了最新版本，然后点下了“开始”。
“你好，我是思琪，你是哪位？”
程序总是这么开始的，如此可预见，如此亲切和蔼，正是我想要的。我迅速打上了我的回复。
“汤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