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为一个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自由国度”，美国却明目张胆地在国内实施金融保护主义。比如，按照美国有关法规，1991年之后进入美国本土的外资银行，不能吸收美国居民存款，不能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与之相比，备遭美国苛责的中国金融业可谓是慷慨至极。就在美国用尽一切手段游说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时候，2008年6月17日，在大洋彼岸的美联储再次明确暂缓批准中国两家最大银行在美国的营业执照，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仍未能越入“雷池”半步。美国人拒绝的理由看似很复杂——中国银行的会计准则、内部指标、国内监督等都未达到国际标准，实则很简单——就是不想让你进。实际上，与其说中国的银行业各项指标没有达到国际标准，不如说是没有达到“美国标准”。反正规则是美国人定，想把人拒之门外，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中国实力最雄厚的四大银行在海外市场直接设立机构的行动纷纷折戟沉沙，崇尚自由的西方将大门关得严丝合缝。此时，要想在所谓金融开放的潮流下开拓海外市场，似乎只剩下直接收购海外机构这一条道路了，这是无奈的选择。但这条道路顺利吗？
在2008年招商银行宣布并购香港永隆银行的时候，就结结实实经历了一次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碰撞。在以极高的竞价收购了永隆银行53.12％的股权之后，招商银行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掌声和欢呼。在招商银行宣布收购永隆银行的第二天，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宣布，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BBB-”长期交易对手信用评级和“A-3”短期交易对手信用评级列入负面信用观察名单。标准普尔公司认为，由于招行在香港市场的经营经验有限以及海外收购经验匮乏，因此对招行而言，管理并整合永隆银行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行为直接给招商银行当头浇了一桶冷水，直接导致其股价下滑。对于这样一家美资机构的评级表现，中国金融机构也许只能苦笑了。
其次，中国金融机构还不具备全球扩展的实力。即使美国未来向中国完全敞开国门，中国的金融机构就有能力进入或者扎根生存吗？美国的监管体系和信息披露体系十分完善，对金融机构质量的要求十分苛刻，中国金融机构是否经得起这样的曝光而不影响自己的竞争力，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在海外市场经营，生存环境与国内迥异，国有企业的金字招牌在那里将不会有任何作用，没有了政府的保护伞，变数将增加很多，而与当地实力雄厚的跨国金融集团进行硬碰硬的较量，更是需要有志于拓展海外市场的金融机构谨慎衡量风险承受力。
总体来说，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业务的飞速发展相比，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规模仍然很小，盈利情况也不容乐观，而中国金融机构自身还存在很大问题，这些是中国在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进程中必须看到的现实。
四、如何应对挑战
首先，就是一个“缓”字当头。基于当前中国金融企业和中国经济的现况，放慢金融开放的步伐，调整金融开放的节奏显得尤为重要。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有竞争实力的特大型金融企业的丰厚利润得益于其垄断地位，金融产品创新程度仍然很低，管理效率有待提高。况且，央企的背景使得当前中国金融企业的管理上存在很多行政化的特征，由此导致的假账、坏账、呆账等不良资产较多，这些都严重降低了中国金融企业与国际同行决一雌雄的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中目前存在的人民币升值、经济泡沫化等严重隐患，也决定了目前中国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国际经济形势的大环境所决定的，如今美国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而仅仅依靠调理自身经济结构，扩大出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也不是华尔街金融财团所愿意见到的。这时候，适时发动一场汇率战争便是其迅速脱困的灵丹妙药，如果得逞，大量的资金财富将涌入美国，帮助其走出目前的泥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哪里金融自由化的程度最高，哪里的金融系统最薄弱，哪里就是庞大的国际游资热钱的目标所在，因此，当前中国最紧迫的，就是要扎紧篱笆，密切关注国家金融安全。
其次，金融开放不能厚此薄彼，要内外兼修。目前，中国国内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如叶檀、向松祚等人或通过撰文方式，或接受媒体采访，都表达出了一个急切愿望，那就是向内开放金融业。的确，在中国金融业向外资开放的时候，往往为了引进其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金融产品的技术水平，常常自降身价，主动拉拢国际金融巨头参股控股。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的观点比较激烈，他直斥目前中国银行业在“贱卖”自己，由于中国银行业在引进来的过程中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导致了国民财富流失，并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
对外资既然可以做到如此宽容的开放，那为什么对内资不能呢？面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鼓励和扶持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不但有利于激励中国金融业在竞争中完成新陈代谢，优胜劣汰，更有利于将中国的庞大民间资本分散保存，不至于被外资轻易控制。而且民营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体系也可以起到有效补充的作用。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贷款难矛盾非常突出，而民间的信贷机构又没有合法存在的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主动脉，但缺乏毛细血管，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仅靠主动脉向主要器官输送金融血液，但却无法到达社会分工的各个细节、分支部分，整个社会也就无法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三，保持相当份额的公共金融机构非常重要。比如德国，公共银行资产占德国银行总资产的57％，仅此一条就保证了德国的金融命脉永远不可能把握在外资金融机构的手里。在金融开放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大量种类繁多的公共金融机构成为横亘于外资金融机构面前的坚实壁垒，导致外资金融机构在东道国难以大规模开展相关业务。在存在大量公共金融机构的国家内，金融市场被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私人储蓄，而另一部分则是不需外资进入的政府专营领域，如欧盟大陆的储蓄银行，或者是面向中小企业和普通平民的长期住房建设、公用事业投资等外资不愿进入的利润率较低的领域。而且这些公共金融机构普遍享受各种优惠待遇，在外资对手竞争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比如，在法国，合作银行一直享有税收方面的优惠，能够给客户提供较为优惠的利率。在德国、瑞士、西班牙，由于储蓄银行由当地政府担保其债务，其经营风险等同于政府风险，评级水平高，有利于吸引客户，所以大量业务被吸引过去，导致很多外资私营金融机构无法在完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这些措施，构成了欧洲各国抵挡外资机构蚕食本国市场的金融长城，有效地维护了本国金融主权的独立性和安全性。
第四，金融监管是尚方宝剑。不管自诩多么开放的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都将出现严重后果。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就是金融监管的功能缺失导致了金融机构滥发金融衍生品，最终导致连锁反应，爆发全球金融海啸。经此一役，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态，将尽全力推动金融监管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美国尚且如此，难道中国应该接受西方国家的“善意建议”——放弃金融监管码？恰恰相反，在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金融监管的力度应当加大，而非放松。中国未来的金融监管模式，应当做到有的放矢。既不能通过行政手段过度干预经济运行，也不可以让国有企业对政府形成依赖性，导致投资失败后银行出来买单，形成大量呆账、坏账，最终受损失的是普通居民的存款以及国家的威信。另外，针对金融机构的各种层出不穷的金融产品，金融监管部门不应只是被动适应，而是要主动引导，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健康、高效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要防止安全性差的产品在市场上形成气候。
正如《国际歌》里所唱的，“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同样，这世界上也没有所谓绝对公平，绝对自由。每个国家的历史、资源、甚至是地理特征都不尽相同，这也构成了世界的别样风情、不同之美。就在全人类的科学家都在提倡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却抛出了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理念，根本无视世界各国完全不同的发展基础和市场条件。如果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金融角斗场上，最终将无法摆脱成为别人的盘中美餐的悲惨命运。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稳如泰山，方可不在随波逐流的大势中迷失自我。对于金融开放，坚持“以我为主”，坚持自己的准则和底线不动摇，才是重中之重，对此，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中，对于金融开放所提到的“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二十字方针，就很好地诠释了中国金融开放之路的主旨和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