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问题
当哲学真正开始自身的研究时，事实告诉它要把问题细分。是的，哲学并没有界限明确的分支；随着各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接近根本，彼此往往融为一体，一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其余问题的解决。但哲学研究，如同做其他事情一样，一心不得二用。此外，需要哲学的主体并不是单一的，而这导致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和重点。
哲学当中最容易就其本身来考量的部分，恐怕就是伦理学，或者按照上一代的说法，称作“道德哲学”。引介伦理学，柏拉图那篇著名的对话录《申辩篇》可谓再好不过了。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在责难他的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他描述并证明了道德家的职责。作为道德家，苏格拉底说，就是要质问人们从事各自职业的原因是什么。他发现，人们确实都很忙，但很奇怪，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他们非常肯定自己是要去往什么地方，但这个地方究竟在哪儿，他们并不知道。苏格拉底声明自己并不以导师自居，但他觉得有一点可以肯定：提出上面的问题是必要的，单论这一个方面，他就比他的同胞们更明智。
苏格拉底认为的道德是：对于一个人为之而生活的“善”，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么他的生活就无法自证其合理性。善的问题因此成了伦理学的中心问题。“善”究竟是享乐、知识还是世俗的成功？它究竟是个人概念还是社会概念？它究竟在于内在的状态，还是外在的功业？应该在现世还是在来生去寻找它？这些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变种，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基督教神学家、霍布斯、卢梭、康德、穆勒及一连串道德哲学家先后都提出过这一问题的变种。
于是乎又有另外一些特殊的、与此问题并列的问题出现了。例如，道德与世俗法律的关系是什么？在柏拉图的《克利陀篇》中，苏格拉底教导我们，善良的人的首要职责就是遵守法律，即使他是无辜的，也要接受惩罚；因为善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有秩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个人应该顺从他生来就属于的那个政治共同体。霍布斯的结论与此相同，但是理由不一样。他的理论是，只有当权威和法律存在的时候，道德才存在；人生来即自私自利，无所忌惮，人要想使自己免于承受这种天性所带来的恶果，就只能永远把自己交给国家。只存在国家规定的权利和责任，除此之外，根本无谓其他权利或责任。一个人要么就得服从法律，要么就会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人人为自己，不管本人是猎手还是猎物。卢梭的学说与其他人完全两样，他预言了一个这样的时代：人们被轭具缚住，因为擦伤而疼痛难忍，渴望着挣脱束缚，自由地奔向牧场。卢梭提倡说，法律为人而造，而不是相反。人所创造发明的东西反倒奴役了人，人必须努力回到自然的善和幸福，那是他应得的。这些问题依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并造成了当今政治党派各自分立的局面——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康德带来了与以上不同，而且我们多半也更为熟悉的一次道德哲学的转向。在他那里，道德生活的核心观念是“责任”。结果不重要，个人偏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意志的状态。道德是建立在其自身法则的基础之上，它远比人为制定的法则更加深刻。人经由“实践理性”而获得道德法则。在所有与行为规则有关的事务当中，它是最后的定论。所以，康德的强调重点与新教和清教基督教的强调重点一致；而柏拉图，作为世俗异教的代言人，敦促我们寻求生活的圆满和完美。在今天，这种世俗异教仍然生机勃勃，就像它在基督教出现之前一样充满活力。
宗教哲学
有一组问题跟道德哲学密切相关，它们构成了另一种哲学的核心，该种哲学或可以称为宗教哲学。假设伦理学的问题暂时有了答案，善得到了定义，人的责任得以阐明。那么，善究竟有多大的希望能够实现？我们能不能肯定地说，完成职责所规定的任务确实是人力所能及的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人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否纯粹只是动物——自然因果链中的一环，最多只能思考自己何以如此无助？或者，他是否被赋予了与其宏愿相匹配的力量，能让他控制自己的命运、促进他所从事的事业？这就是古老的、众所周知的“自由”问题。
如果想知道人的特权存在之合理性，你就读康德；如果想知道当人只是以纯粹的动物身份存在时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你就读霍布斯。那么，人在肉体消亡之后，是否还能继续存在，并进入另一种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人将从自然力量的摆布中挣脱？柏拉图的《斐多篇》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先后对人的永生问题进行了最精微、最雄辩的论证。但是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性不在于人，而在于神。归根结底，是什么主宰着这个世界的运转？究竟是盲目的、机械的力量，还是另一种道德力量，它确保善获取胜利、确保尽责的人得到拯救？这是人们所能提出的最深远、最重大的问题，它把我们带向了另一个哲学分支，这就是后来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这个术语在口语中的意义很值得我们警惕并细加辨别：人们通常用它来指与神秘或玄妙事物相关的理论。这种用法不无道理，因为形而上学不完全是经验哲学，它是思辨哲学，它使我们的关注点不仅仅停留在事物的最初表象。但这只关乎方法，还未论及学说。
要想成为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你必须把自己的思考推至最极端的边界，一定不能满足于任何初获的表象，不能满足于任何常识或约定俗成的结论。但是还有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现实即是神秘的、超验的、超自然的（或者是诸如此类的说法），此时，形而上学就与该种学说建立起某种联系：形而上学到头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事物恰恰就是它们看上去的那样，或者说，自然是唯一真实的。
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次探究真相的努力，如果可能的话，它想弄清楚现实究竟由什么构成，以及它最初和最后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可作为回答的选项：一个是证明信仰上帝合理性的理论，另一个是怀疑上帝信仰的理论。后者将上帝信仰贬抑为想象力的产物，是绝对信念的作用，是教会的向壁虚构。后一类形而上学的经典例子，通常被称作唯物主义，见于霍布斯的论著。前者的绝佳实例则见于贝克莱主教的著述。霍布斯试图证明，实体是唯一的，而贝克莱则试图证明，唯一的本质是精神。在贝克莱看来，人对自己的认知，最初也是最直接的，就是精神的本质。如此一来，为了解释自然秩序何以如此独立而卓越，人就必须假设有一种普遍精神或神圣精神存在，是它使这种秩序得以产生并维持下去。就此而言，这种精神与我们人的精神别无二致，但在力量和善的方面，它是无穷的。
认识论
在哲学文献中占有突出地位的第四组问题，即“认识论”。放眼所有的哲学研究，“认识论”乍看之下似乎最为矫揉造作、最不切实际，但稍加思考你就会明白它的意义其实至关重要。比如，假设这样一个问题，认识论究竟事关科学之终结性，还是信仰之合法性？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你只能审视科学方法，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这些方法中是否存在任何武断的因素，影响了结论的普遍性。你必须追问，真正的知识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一件事物怎样才能算得到了最终的解释？是否必然存在超出人类认识能力之外的事物？是否能允许愿望和理想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这样的问题，也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培根和笛卡儿全力思考的主要对象，以至于自他们那个时代以来，这样的问题成了一切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更进一步讲，哲学开始关注一个非常独特的困境，正是在这种困境中人类的思想者找到了自己，并且他的认识似乎不得不先从自己开始。笛卡儿试图把知识还原为首要的、不容置疑的确然性，他发现，这种确然性是每个思考者对自身存在的认识，对自己观念的存在的认识。但是，如果一个思考者从这一点出发，他该怎样在此基础上再去认识其他事物？除了自身以及自己的观念，他如何肯定其他事物的存在？再从另一方面讲，尽管“我”的认识必然关于自身且限于自身，但是，如果仅仅拘囿于此而无法超越自身，它还算得上是什么知识呢？这个问题成了哲学的核心难题。这一难题是真实而确切的，但是每个人——除哲学家以外——都对它选择了忽视。贝克莱在对这一难题进行思考之后，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假定事实确实是可知的，那它的构成要素只能是思考者和他们的观念。整个唯心主义学派都追随了贝克莱的这一结论，这个学派的成员包括后来各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德国和英国的重大文学运动都受到了这一学派的启发。另外一些学派也研究了这个难题，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这个难题一直是现代思想的关键症结，不直面这个问题，任何基本问题都无法展开讨论。
以上这些问题，就是当你想要跳出陈规彻底思考的时候所要讨论的问题。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总是离不开哲学，因为哲学表达了人类思想最深刻的躁动，表达了对那些现成的、惯性的、约定俗成的观念的不满，表达了没有拘束不设边界的好奇心，还有，它表达了这样一种需要——圆满地解释世界，并出于生活之目的对它作出判断。
苏格拉底、柏拉图与罗马斯多噶学派
查尔斯·波默罗伊·帕克[20]
苏格拉底长大成人的时期，恰逢波斯战争刚刚结束。对这一代战争后的雅典公民来说，不管他多么穷，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安排生活。而苏格拉底的决定就是，要把工夫花在思考真理上，与思考的自由相比，挣钱就毫无价值。
当时的希腊世界丝毫不乏鲜活的思想。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不仅在向着庞大的帝国迈进，而且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或者说至少是他们的思想——乐于将雅典当作栖息之所。在那些年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在各个领域都非常活跃：他们不断在医术上取得发现，天文学工作亦卓有成效，音乐上也取得了进步，同时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也是他们研究的领域。另外一些学派的哲学家则研究火、风、水、土，声称它们互相演变，就像我们说固体融化为液体、液体分解为气体一样，或者像某些思想者认为的那样，电单位组成了气体原子。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被天空的浩瀚无边所震撼，认为发现真理的唯一途径是把宇宙想象为一个巨大的不变球体。还有一些人信奉原子理论，在他们看来，原子是一种微小而不可见的坚硬物质，它们通过结合或分离，创造了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苏格拉底与阿那克萨哥拉
所有这些理论都是苏格拉底热衷研究的对象，最后一个名叫阿那克萨哥拉的哲学家也引起了苏格拉底的注意。此人说，思想创造了世界；但在苏格拉底看来，阿那克萨哥拉似乎并没有揭示思想运作的理性方式。苏格拉底的看法是，理性的思想总是试图实现实际的善。思想仅仅显示了一个有形的事物如何转变为另一事物，或者如何使另一事物进入运动状态，并没有对这个世界做出理性说明。阿那克萨哥拉确实是在探讨思想，但是苏格拉底认为他似乎没有触及理性活动的核心。苏格拉底捕捉到了这种“思想即是一个原因”的微妙暗示，并且对其进行了持续的思考。研究理性活动的本质，就意味着仔细研究人，研究人的思维。
苏格拉底与毕达哥拉斯学派
人以及跟人类生活有关的一切，都是伯里克利时代热衷研究的对象。苏格拉底喜欢与人交谈。这使得他跟毕达哥拉斯学派很有共鸣，该学派重视人的灵魂，并声称人是不朽的。毕达哥拉斯用兄弟会的形式将学生们组织起来，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是宗教信仰、简朴生活和高尚思想。这个兄弟会试图影响并改进他们所在城邦的政治生活。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这些人已经放弃了政治，但对宗教和人类的兴趣始终如一。他们的探索领域并不仅限于医学、天文学、音乐和几何；他们还希冀定义正义、美、生命和健康的本质：人类生活的全部现实似乎就包藏在这些本质之中。根据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设想——其实这种设想有够奇怪——上述本质莫名地与几何学混作一处。事实上，我们自己也倾向于把正义说成是“方”的东西，但这种说法只是隐喻，可是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中或许指的正是现实。不同的样式或形状——立方体、球体、棱锥体、三角形、圆和正方形——在他们看来似乎正是世界的本质。为了表达自己所认为的本质概念，他们用了希腊文单词（这个单词在当时的意思就是“形”）；在那个意义上，他们试图找出美、节制以及健康究竟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