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君特·杜克斯/著
贺克/译
爱情的意思
爱情内含的是一种与他人的固定关系，那是一种热切的愿望，想在他人的身体地带（K-rperzone）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适度的限定，与此相比，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浪漫主义的爱情要更具戏剧性，而后浪漫主义爱情要更为抑制。在这一限定中，爱情概括了两性共同体的所有阶段，不仅包括开始时心醉神迷的热恋阶段，而且也包括紧随其后的日常琐事阶段。在后一个阶段里，如果爱情仍在继续，就会逐渐出现一个平静的意见一致的共同体，他们将共同迎着死亡而生活。那些一生都息息相关的人辐射于古代石棺上的这种冷静的欢快让人注意到，爱的重要性在生命的联系中才展现出来。
自古就有的爱情
当人们以这种方式定义爱情的时候，人们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有爱情；两性一直就通过爱情互相联系在一起。还可以说：如果人们试图重新建构各种原因，来说明为什么在紧接自然史之后能够产生一种人类生活方式，那么人们会发现，这一产生过程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因为，两性之间的这种联系是通过爱情才形成的。
认为一直以来就有爱情的看法，与流行的但在科学界也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相左。后一种观点认为，爱情是一种相对比较年轻的成就，不超过300年，恰好是发现浪漫主义之时。捍卫此观点的人否认早期社会中的两性关系是一种未曾有过等值物的、对人类存在方式的记载，把后者简化成一种具有前创造性（Prokreativ）的兴趣以及农业社会中旨在增加所有物的兴趣。这个观点从经验上和理论上都同样站不住脚。历史文献以及我们今天在所有社会中所能够做到的观察证明，不考虑其他兴趣，在早期社会两性关系的基础上有着和我们当代一样的需求，这些需求转变成爱情。即使在早期聚居和游猎社会以及单一的农业社会中，人类也不是像动物那样交配。只不过主体变换了，他们生活的世界也同样变换了，爱情也如此。毫无疑问，爱情是一种历史现象，与之密切相关的人类的精神存在形式也是如此。
形而上学的缺失
如当代对世界的理解所表明的那样，爱情是缺失形而上学的爱情。和人类一切生活方式及突出特性一样，爱情紧随着演进的自然史而成为一种独特的人类两性关系。形而上地看，与人类这一“此在的”其他崇高特性一样，爱情也是以一个绝对的根源为其最终的基础：上帝。从绝对之物（das Absolute）到世俗这一毫无根由的转向看上去似乎是对爱情的表达。所以有不少宗教特意把绝对（上帝）当做爱这一主题来处理。在《旧约》中，上帝与以色列各部族的盟约可以被理解成类似于婚约的盟约——比如与耶利米（Jeremias）的约定。在约翰（Johannes）的第一封信中有一段直白的表述：“上帝即爱”。基督教神秘主义复活了神之爱与人之爱的融合。两性之爱成为上帝之爱的中间人。爱情因而意味着向对方保证：“你将会不死，因为我爱着你。”
非忘我的爱情
人类的爱情有些特别：它首先是一种非忘我的爱。人肯定是想要让自己获得什么东西，才会去做什么事情，这也包括去爱。不管这种“想”（Wollen）可能会有多么无私，但是其动力基础仍然在于，为自己寻找点什么东西。处于恋爱中的人实际上确实想要从对方那里得到些东西；恋爱的人也愿意对方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些东西。自古以来，情书中就全都是些关于离开对方就没法活，对方就是自己与世界的一切联系，对方是自己存在的依靠等等的誓言。不容忽视的是，每个恋人在将自己的与对方的生活联结起来的时候，也把自身的存在变成了对方的命运。简短说来，如果没有完完全全进入自己与对方的故事中，那就不算是恋爱。有时候，我们说到众神时，也会说，他们恋爱是因为他们需要人类。带着自身的生活兴趣（Lebensinteressen）卷入与对方的故事之中，并不会阻止人们为对方奉献一切。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人们以这种方式与对方结合，对方才能获得其意义，这才产生了被我们称为利他无我的爱恋。所以不言而喻有这种无私的爱。
生物基础（Grundlage im Bios）
从进化的角度理解人类这一“此在”的组织，似乎在对爱情的理解上玩了个小花招。爱情在生物学家看来是进化的结果。与其他的生命形式相比，在进化中实现的是能够带来繁殖优势的方面。社会生物学家称之为身体状态最优化。其中透露的简短信息是，我们之所以爱，是因为两性之间组成一种繁殖共同体被证明是具有优势的。诚然，人类的两性共同体与人类社会文化的、精神的存在方式一道形成，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家的形式出现。正是因为被包含在对所处社会文化的适应过程之中，通过爱而形成的家庭两性关系才在事实上被证明是有利的。爱情被证明是有利的，这没有说明从其自身角度来看，爱情是如何形成的。对生物学进程的理解却并不能给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只有通过理解对所处社会文化进行适应的基本过程，我们才能找到答案。人类进行恋爱，是因为在社会文化发展与精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恋爱的需要。这是两性共同体得以形成的最接近的原因(der proximate Grund)。所以有理由说家庭组织不再被认为是开端于前更新世（vor dem Pleistoz-n），即两百多万年前；而是开始于对所处社会文化的适应过程之初，即一百八十万年前。当然，那时并没有形成随着现代意义上的智人（homo sapiens）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爱情，它开始于三万年前。对所处社会文化的适应过程在先。
亲密性和性
和一切对人类的社会文化的、精神的存在方式发挥着基础作用的组织形式一样，人类的爱之能力其根源也存在于早期的个体发育之中。6个月之前的婴儿处于共生关系阶段——心理分析理论专注于此，这一阶段的塑形功能并不是那么突出；此后的阶段，孩子开始脱离共生关系中的关联人（Bezugsperson，心理学和社会学术语：基于私人关系之上个体行为和思想受其影响的人），但同时也积极地把自己与关联人紧密联系起来。只有当他能够往回连接起一个消除了紧张、信任得以确认的区域时，他才能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获得行为能力（Handlungskompetenz）。在与照顾自己的关联人的联系中，婴儿在关联人的身体区域中寻找并找到安全感来对抗世界及其自身中的不安。因此，在对所处社会文化进行适应的个体发育过程中，亲密性必然成为人类的基本需要，而且也会是持续一生的需要。
儿童时期的亲密性也会逐渐发展：孩子逐渐获得更多的自治能力（Autonomiegewinn），这将导致他最终离开父母家。农业社会中，这一最后的阶段通常被认为开始于在一个陌生家庭中帮工。随着童年家庭被明确转换成青春期寄居家庭，孩子需要重新定位亲密性这一持久的需求。这时已经强大起来的，以生殖器为中心的性开始出现。主体在自己变化了的发展水平上，从性的角度重新组织亲密性，这将对人类两性关系的形式产生影响。人们发展出一种对爱的需要，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信任远远大于他们在社会中所能找到的。对亲密性的需要使每个人超越性的欲望潜能而需要他人。正因如此，性在与亲密性的联合中才赢得人类重要性。为了理解二者的这一结合，我们需要意识到，重新组织并不是倒退回先前的童年阶段。在青春期就为了生活而劳累的人，与童年时眼见他人为此奔波而让自己衣食无忧的那个他，二者并不是同一个人。进行重新组织的是一个完整的、期间经历文化教育而发展的个人。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亲密性也是一个历史现象；早期社会形态中的亲密性与我们现阶段的亲密性是不同的，但那时也存在对亲密性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