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
一
读过亚里斯多芬尼斯《群蛙》的人，可以记得“文人相轻”的通病在古希腊时代就已流行。但《群蛙》也是希腊的最早的批评文字之一。文学批评与“文学攻击”自古就是同时诞生，驯致今日一般人还常以为文学批评多少是带有恶意的，是破坏的，是卑下的，是文艺的蟊贼。是不可以不辩。
“瓦顿尝说，批评家不过是为显贵刷衣服而已，培根且引此语以入《真理录》。班·章孙谓有如蠢陋之补铁匠，愈补愈烂。伯特勒谓批评家乃检查智慧之凶差，冒充审判之屠户。斯地尔谓批评家乃人类中之最愚者。绥夫特谓批评家乃狗、乃鼠、乃蜂，充其量亦不过是智识阶级中之蠢夫。珊斯通说，批评家似驴，一面吃着藩篱的草叶，一面告人以剪修藩篱的利益。格林说，批评家者，贩货估价之市井耳。勃恩斯说，批评家乃荣誉途中之强盗。欧文诋之为文坛上之抢犯。斯考特曰，如诗人与艺术家乃荣誉之栋梁，批评家其蛀虫也。……”(引自Gay Science，Vol.I)这些意见都非是无因而起，但都是片面之论。考希腊文“批评”一字，原是“判断”之意，并不涵有攻击破坏的意思。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的工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固定的、普遍的，其判断之动机，乃为研讨真理而不计功利。吹毛求疵固非批评家之正务，但文学作品果属有疵，批评家亦未尝不可吹而求之。吾人对于专事攻击的文字既置不满，而对于专事赞扬的文字亦不能认为批评。凡不以固定、普遍之标准为批评的根据者，皆不得谓为公允之批评。阿诺德文学批评之定义曰：
这个定义至少有一点值得注意，便是文学批评的“无所为而为”的精神。若无这种超然的精神，便难有客观的判断的批评。
文学批评既非艺术，更非科学。文学的创作力与文学的鉴别力是心灵上两种不同的活动。虽然最上乘的文学创作必涵有理性选择的成分，但徒有理性亦不能成为创作；虽然最上乘的文学批评对于作家必有深刻的鉴赏，但徒有鉴赏亦不能成为批评。以批评与艺术混为一谈者，乃是否认批评家判断力之重要，把批评家限于鉴赏者的地位。再确切些说，乃是创作天才与批评家品味之混乱。而文学批评的印象主义便完全根据这种混乱而生。近代批评中印象主义最显明的代表便是培特。他对于Mona Lisa的批评，乃是一篇绝妙的创作。继培特而起者，有王尔德，他以文学批评为创作中之创作，其说见《艺术家之批评家》(Critic as Artist)。至于佛朗司乃更变本加厉，以文学批评为“文学杰作中之心灵的游历”。专凭主观印象以从事批评，势必至完全视批评者一时之心境为转移，其最好的成绩成为非正式的文学创作，下焉者只是偏见，无论如何，绝非批评。近代文学趋向是注重文学的创作性与独创性，所以文学批评也渐渐地成为创作文学。文学创作的本身也倾向于“情感之自然流露”，所以文学批评亦为感情用事之印象主义所支配。但是文学批评一定要有标准：其灵魂乃是品味，而非创作；其任务乃是判断，而非鉴赏；其方法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如其吾人能划清这些区别，便当承认文学批评不是创作的艺术。
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便不能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例如台恩，他的一部英国文学史，只是由无数的搜集来的事实抽出几条原理，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再如圣伯甫，他的批评方法，以作家之传记的研究所得，说明作品与作家之关系。这种归纳的考据的工作，自有其本身之价值，但非纯正之文学批评。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界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至于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
文学批评要有标准，这是一般人比较可以承认的原理，但批评标准究竟安在，才是最要的问题，吾人欲得一固定的普遍的标准必先将“机械论”完全撇开，必先承认文学乃“人性”之产物，而“人性”又绝不能承受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支配。我们在另一方面又必先将“感情主义”撇开，因为“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有理性的纪律为基础。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的标准，纯正的人性，绝不如柏格森所谓之“不断的流动”。人性根本是不变的。
吾人不可希望文学批评的标准能采取条律的形式，因为“人性”既不能以条律相绳范，文学作品自不能以条律为衡量。不过我们确信文学批评有超于规律的标准。凡以“理知主义”趋诸极端者，和“绝智主义”一样，同是不合于“人性”。而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唯一之标准。
二
文学批评的产生总是在文学创作以后，这是一般人公认的事实，但这是一个笼统的观察。荷马是创作家，也有人说他是文学批评的始祖。如其我们把文学批评当做人类心灵判断的活动，则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在时间上实无先后之别，在性质上亦无优劣之异。批评与创作同是心灵活动的一种方式。文学批评所表示的是人类对于文学的判断力。文学批评史就是人类的文学品味的历史，亦即人类的文学的判断力的历史。
文学批评和哲学是不能分开的，但文学批评的本身绝对不是哲学。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是人对人生的态度，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可是文学批评的方法是具体的，是以哲学的态度施之于文学的问题。自亚里士多德以至于今日，文学批评的发展的痕迹与哲学如出一辙，其运动之趋向，与时代之划分几乎完全吻合。当然，在最古的时候，批评家就是哲学家。后来虽渐有分工之势，而其密切之关系不曾破坏。但是我们要注意，文学批评与哲学只是有关系，二者不能合而为一。即以文学批评对哲学的关系而论，其对伦理学较对艺术学为尤重要。艺术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其对象是“美”。艺术学史即是“美”的哲学史。文学批评包括“何者为美何者为丑”的问题，但文学批评不再追问“美之所以为美丑之所以为丑”的问题。再例如：一个艺术学家要分析“快乐”的内容，区别“快乐”的种类，但在文学批评家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乃是“文学应该不应该以快乐为最终目的”。这“应该”两个字，是艺术学所不过问，而是伦理学的中心问题。假如我们以“生活的批评”为文学的定义，那么文学批评实在是生活的批评的批评，而伦理学亦即人生的哲学。所以说，文学批评与哲学之关系，以对伦理学为最密切。
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所以文学作品的伟大，无论其属于什么时代或什么国土，完全可以在一个固定的标准之下衡量起来。无论各时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气候是如何的不同，总有一点普遍的质素，用柏拉图的话说，便是“多中之一”。是故文学批评不在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国土的文学标准，而在于超出时代与地域之限制，建立一个普遍文学的标准，然后再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国土的文学品味对于这个标准是符合抑是叛异。晚近科学把“进步的观念”已经推论得过分，以为宇宙万物以及人性均可变迁，而变迁即认为进步。假如文学全部有一个进步的趋向，其进步必非堆积的，而是比较的。而就实际观察，文学并没有进步之趋势，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是倾向一个公同的至善至美的中心，距中心较远，便是第二第三流的文学，最下乘的是和中心背道而驰的。文学批评史的本身也是以至善至美的中心为中心，故其任务不在叙述文学批评全部的进步的历程，而在叙说各时代各国土的文学品味之距离中心的程度。
文学批评是以批评家为单位，而不是以民众为单位。一般的民众可以规定文学作品的市价，但是，他们没有严正的鉴别力，不能给文学作品以批评的价值，并且民众的意见，纵或有时是纯正的，亦必无具体的形式。所以只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才是批评的正宗，批评家的意见无论其与民众的品味是相合或相反，总是那一时代的最精到的意见。因为近来平等思想的发达，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渐渐扩到文学的范围以内，但是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文学鉴赏；民众对文学的关系是鉴赏的，不是批评的，所以文学批评绝对的不是民众的文学鉴赏；我们固然不必信仰什么“伟人主义”，但热狂的平民主义漫无纪律，决非事理之宜。所谓“社会的文学批评”实在是由台恩的学说之一部推展而来。其任务在叙说某一时代之环境之如何影响某一时代之文学，这种工作根本的不是批评，而是研究。文学批评绝不能仿效这个方法。
有人说，文学批评和科学一样，可以分为理论的与应用的两种，理论的文学批评便是文学原理与学说的研究，应用的文学批评便是文学作品的估量。这个分类法只是就文学批评的外表而言，因为探源立论，文学批评只是人的心灵之判断力的活动而已。伟大的批评家，必有深刻的观察，直觉的体会，敏锐的感觉，于森罗万象的宇宙人生之中搜出一个理想的普遍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客观的，是绝对的。应用的文学批评只是这个绝对的标准之演绎的应用。标准之确定与标准之应用，完全是人的心灵之判断力的活动，所以理论的文学批评与应用的文学批评在表面上的确不是不可分辨的种类(例如，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大概是以逻辑谨严胜，故其批评多趋于理论；英国国民性较近于实际，故其文学批评少理论而富于作品的批评)。但是就根本讲，文学批评是一种判断的活动，初无理论与应用之分。作品批评可为理论的引证，理论乃作品批评的根据，如是而已。
(作者系中国现当代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散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