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1]1859年，有过六年记者生涯的狄更斯，准确地概括了任何时代投射在人们心头的影子；2004年起，在法国大革命精神传统延续过的地方，一场被认为是继1982年至1984年、1989年至1992年之后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持续进行——“我们可能走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2]
有研究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上以“改革”作为近30年来中国（内地）社会分析的坐标正在发生变化。“改革以来”，这一笼统的时间概念模糊了其间的重要社会转折。原因是，自1992年“改革”再次启动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日益能够被明显感知的现实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并未从中受益。[3]社科院自1997年每年推出的《社会发展蓝皮书》系列调查显示，就业失业、收入差距、贪污腐败、社会保障一直是中国人近十年来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4]这些社会问题的背后，一些学者认为是信仰的崩溃，金钱与权力的结盟，[5]社会财富的单向汇聚，社会阶层经历分化、聚合与断裂之后的“利益分散的大众散沙”与“特殊利益胶合而成的几块大石头”。[6]
但与此同时，一些相反的变化也在或快或慢地发生：最近十年来，境外伴随“中国崩溃论”的更多是“中国威胁论”，有统计称我国的综合国力增至世界第六[7]；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总要求的“和谐社会”建设，在2004年成为执政党的新纲领；自90年代后发展就基本停滞甚至恶化的农村面貌，在2006年初“新农村建设”的号召下再次引起上下关注，一直广受诟病的农村义务教育收费制度，将逐步在全国农村废止；2007年的第一天，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收回死刑核准权，“统一死刑适用标准，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敬畏生命，慎用死刑，说明一个观念已深入人心——即使是对那些罪不可恕的公民，也不能剥夺他们被公正、公平对待的基本人权。与此类变化相伴的，是国人“大国崛起”的历史情结终于找到了现实的依托。
如何理解这两种撕裂着的指向呢？近30年的市场化改革，使当代中国如同根系突然抵达水源的枯树，枝蔓一时间向各个方向急速扩张。超速的成长，使这棵大树呈现出的不同向面，既有观察者立场不同带来的必然差异，也有社会转型后遗症导致的客观存在。其中，一个关键的节点在于，人们对于财富如何才是公正、公平的分配，渐渐超过了对财富总量单纯增长的关注。很自然的，这种关注从经济领域延伸到了政治领域，进而，人们对于当下制度的缺失和空转，能否承载起崛起的期望产生了分歧：是会使当下已经倾斜的主干直至倾覆，还是只出现了几支等待修剪的枝杈。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质”，几百年来，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哲学家多次指出了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摆脱历史的烙印和现实的局限。在社会科学领域，许多代价惨重的过去都一再提醒人们，不要对自认为理性的判断太过自信，“谁将伟大地思考，谁将伟大地犯错”。[8]但矛盾的是，“我从哪里来，现在哪里，又将往何处去”，类似的终极追问，又始终横在那里。“人，只不过是大自然中最柔弱的芦苇，但他是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在《深思录》中的喟叹，浸透了人类内心深处的脆弱、无奈、坚韧和求索。
人们对身处环境的天然关注，决定了有关于此的思考不得不宿命般地谨慎继续。作为现实环境的描摹者，大众传播媒介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人们反映现实的镜子。绝大多数传播学者认为，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等社会领域存在着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换关系，并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相互建构。[9]反映在当代中国，这种互动一方面表现在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既作用于大众媒介，更作用于媒介背后同样“沉默的大多数”——那些被各种纪律、规范覆盖的从业者；另一方面，虽然社会的变化是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但由于各阶层对大众媒介利益代言意识的提高以及媒介自身利益的驱动，使媒介对社会的塑造力量正在增强。这时，本文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就呈现出来：对于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奠定第一大众媒介地位的电视新闻，急遽变化的时代是否让它发生了变化，如果变化了又是怎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又会使它对时代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及过往研究评析
一、问题的提出
1.关于研究对象
当代中国大众媒介系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始自1978年，显于20世纪80年代末，1992年之后重新启程。目前，对中国大众媒介社会角色的判断，学界一般认为，媒介依然是政治治理结构的一部分，但已经在个体和局部上承担起一定公共领域的功能。
电视正是在这30年中，完成了由弱而强、盛极一时的力量积累。虽然受网络媒体的冲击，传统电视的黄金期正在过去，但2005年度的全国电视观众生活形态报告显示，彩色电视机的全国家庭普及率达到93.91%，电视仍是这些家庭最常接触的大众媒体，也是人们每天接触时间最长的大众媒体：周一至周五观众平均每天收看电视196.05分钟，周六、周日平均每天收看216分钟。其中，新闻报道与电视剧、天气预报成为电视节目中观众的必需品，经常看/天天看[10]的比例在68%以上。
电视观众接触主要大众媒体的频率[11]
在大众传媒与受众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理论阐释取向：“媒介使用与满足理论”和“媒介依赖理论”。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这两种视角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前者主要考虑受众进行媒介消费的心理动机及需求，在概念和方法上均过于狭隘和孤立，没有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力量幕后操作相联系；后者虽然强调了媒介、受众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但忽视了个体在选择和阐释媒介讯息方面的能动性。
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媒介使用与依赖理论”整合了上述两种理论的优缺点，把“使用与满足理论”中个体媒介使用动机与行为的微观视角，与“媒介依赖理论”中的社会体系宏观视角相联系，认为大众媒介体系是特殊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的产物，个体不同的媒介使用动机与需求也是特定社会的产物，并为社会环境所制约；受众寻求信息的不同动机和需求导致了不同的媒介行为，从而导致了对媒介、媒介内容和不可替代性功能的依赖；这种传播活动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从而对社会结构、媒介体系的结构、内容及功能产生影响。[12]因此，电视新闻作为当下第一媒介的主要内容构成，无疑在与观众、社会的相互作用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诲我们：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13]在当下“公平”优于“效率”的语境里，公共“话语”更是参与利益分配的“权力”。电视新闻作为阶层、集团之间相互“喊话”的主要管道之一，必然成为各种力量的角力场，同时也在与这些力量的作用与反作用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并且，这种特殊不会因为电视新闻扮演的角色是清晰还是模糊、统一还是分裂、正面还是反面而有所改变。因此，本文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反映、影响社会生活同时也对之反映、影响的主客统一体——电视新闻实践。
2.关于研究问题
如果说围绕电视新闻的生产与播出的，是一场各种力量渐渐介入的演出，那么这场正在电视屏幕之后发生的故事，是以怎样的线索展开，有哪些冲突和矛盾，过程是跌宕起伏还是平淡无奇，剧中人的心理、行为又是怎样的，故事在向哪个方向继续，会对社会这个更大的舞台产生怎样的影响，凡此等等，成为一系列或细微或宏大，非常复杂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换而言之，本文根本的问题意识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新闻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及其影响。
3.关于研究时段
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电视新闻实践的研究时限，原因是：（1）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与此前改革时段有了很大不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并开始定型化”。[14]（2）“目前，圈内人士和学者的共识——中国电视新一轮的改革发端于中央电视台的早间节目，特别是以《东方时空》的问世为标志”。[15]电视真正进入大规模的市场化道路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为代表的电视新闻语态、功能变化也是从这一时段发轫。（3）许多以转型中国为对象的研究者认为，当下真正的事实，或真正的逻辑，只有在事件当中才能呈现出来，过程本身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解释现象的源泉，研究者应把社会事实理解成一个动态的过程性东西，通过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在动态中揭示社会事实。[16]（4）时间是自在和连续的，而历史却被人为地切割。选择90年代以来可以跳过特定的历史事件。
4.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17]黏合这个社会的，有金钱、权力、利比多，也有真相、理想和同情心。在社会转型的搅拌机里，许多人都面临重新思考各种元素的配比，以形成能够平衡内心复杂感受的新准则。因此，在一个集体信仰缺失、个体心理迷惘的时代里，仅凭宏大叙事就期望能够指导什么，或是改变什么，未免太过乐观。本文更多是笔者一次思考的历险，其中的粗疏浅陋一定难免。因此，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更多的是促使笔者对工作、学习的领域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但如果能进一步像波普所说的那样，成为接近真相的一盏烛光、一点萤火，与同行者分享，进而为促成社会共识，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一点助力，则善莫大焉。
二、问题的既往研究
1.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新闻格局正处在一个渐变的关键时期。围绕着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功能演变，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下的新闻实践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就成为研究的热点和焦点。电视新闻实践作为新闻总体实践的一员，虽然有因自身监管体制、制播方式、内容形态等不同带来的个性规律，但更多的是与其他新闻媒介处在同一个社会环境内的共性规律。
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升温，如何看待一直被当做政治体制一部分的新闻系统角色，在“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18]一直是相互纠缠的议题。从总体上看，理论界内部意见较为一致，他们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四代政治领导核心的发言、指示为话语体系，以“历史经验主义”为论证方式，强调新闻作为执政工具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主张新闻实践在权力架构中的从属地位和掌控运作。
而思想界的观念一方面与理论界充满张力，另一方面有因为内部“新左派”“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裂痕而对新闻的角色、功能的定位有所区别。但总的说来，思想界作为有着独立立场的群体，都主张赋予新闻更自主的角色定位，以更好地维护公众利益的公正调整。为此，他们运用各自的思想资源进行评论，从政治学角度切入，如邓正来的《〈焦点访谈〉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剖析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究竟是“谁”在建构这些流动在电视屏幕上的新闻论题，认为新闻依然作为政治治理技术而存在，即使是像《焦点访谈》这样以舆论监督著称的栏目，依然离真正的监督功能相距甚远。陈志武则在《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中，运用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来论证新闻角色独立、功能自主的必要性。文章认为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它们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他运用法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资源的相关研究，在思想界多有论及，尤其随着近年来网络传播的崛起，更加难以计数。
遵从理论界话语体系的研究脉络在学术界一直有延续的分支，但这一分支近年来在学术交流中有被边缘化的趋势。与这一分支命运不同的是，一些在90年代中前期，以之作为话语策略的研究者，通过语言上的“穿靴戴帽”，再融汇传播学、社会学等理论资源，适应了当时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如孙旭培1994年出版的《新闻学新论》。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能以执政者可以接受的方式推动改革，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可行，而且社会成本最小的选择。但这种研究或更确切说是表达方式，无疑会伤害论证的严密和规范，因为集中于“应然”层面的表述，而规避对“实然”更深刻的剖析会略显苍白。
进入90年代后期，学术界与此有关的研究呈现出重视新闻功能、角色渐变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并运用了多种分析框架的趋势。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影响日益清晰，从政治经济学切入的研究逐渐增多，凌燕的博士论文《可见与不可见——90年代以来电视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由政府发动、传媒机构与政府“合谋”进行的电视体制改革带来了电视身份与角色的双重性，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观众对节目的误读，传播动机与效果悖谬甚至呈现出失控的状态。钱蔚的博士论文《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认为今天的电视传媒已不再仅仅是党的“喉舌”，而开始能够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反映社会的要求，表达和整合社会呼声，而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我国电视传媒系统进行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还有一些研究则直接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中国媒体角色、功能的渐变，例如胡正荣、李继东的论文《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认为当下媒介角色与功能存在很多冲突和矛盾，媒介寻租、公权滥用、政商共谋弊端层出不穷，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尚不很成熟的政治意识形态很难使公民在政治理念上达成共鸣，更无法形成影响公民思想的政治思潮”。[19]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盼，使新闻的角色、功能无可避免地与公民权利的重建、完善联系在一起。学术界的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近年在政治学领域引起广泛关注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并以它作为分析框架，就如何利用大众传媒构筑国家权力与公民私人领域之间的缓冲地带——公共领域展开讨论和评价。如展江的《警惕传媒的“双重封建化”》，认为内地传媒尚未完全摆脱人治等封建传统影响，又将面对市场机制下广告和公共关系侵入后的“再封建化”，从而在一些地方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最终制造了媒体的伪公共性，以至于传媒难以充当公众期待的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