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素来相信：个人从一“落草”开始就被社会“绑架”，为社会潮流所挟裹；置身其间，只有不断自我救赎，方能不被社会“撕票”，作为人存立于这个社会。对于命运多舛的非洲，置身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非洲，又何尝不需自我救赎，方能不被世界史拒之于门外，有自己的动作呢？
本书写作的过程是我重新认知非洲的过程，非洲以她的深邃历史、璀璨文化、深重苦难、多舛命运，拷问我曾漠视过她的灵魂，让我投以敬畏而笃定的目光，重新审视她传承的千载文明，延续未来的人性之美。
较完成其他论文而言，本书的写作是我学术旅途上一个深深的足迹。尽管苏轼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我却没有飞鸿那么洒脱，心里揣着惶恐和忐忑。因为本书得以撰写出版，还受益于诸多良师益友的提携和关爱，得益于不少前贤方家关于非洲研究的资料和观点，其中包括不少电子书籍，由于征引减简，摘录仓促，未能各自标明。因此，若本书侥幸有零星思想火花的闪烁，那也是因为我立足于前人的研究和洞见。
无以免俗，却发之于心。我要向我的导师、原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刘继南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她像母亲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注我的学业和工作，没有她对我的厚爱、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读书学习期间的任务几乎是我不能承受之重。她平素布置给我的科研任务、化零为整的论文写作方式、“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指导方法，将使我受益终身。而导师在为人、治学、执事上独树一帜之作风及建树，令我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喟。因病辞世的原中国传媒大学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刘洪潮教授，对当今国际时事、国际新闻研究有独到精辟之判断，就本书选题、框架搭建、资料搜集等方面，我曾三次叩门请教于他。刘教授知无不言，悉心点拨，纵有身体不适，亦不辞其烦。他对学生之爱，担当责任之心，是我学习的楷模。
原国际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卫星教授博学多识，长于哲理思辨；欧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刘昶教授颇有绅士之风，熟稔欧洲传媒研究。两位老师在学术规范、治学方法上给我诸多启迪。广告学院副院长张树庭教授、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雷跃捷教授、党报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武录教授，以及赵雪波博士、段鹏博士、张毓强博士等老师，为本书选题确定、框架搭建和最后完善提供了热忱的帮助。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还向新华社原驻非洲高级记者欧玉成、新华社现驻非洲记者张崇防、西亚非洲研究所张宏明研究员等请教过相关非洲问题。
感谢我大学时代的老师莫雍中先生，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才子，他在特殊时代到江西宜春市支教并毅然决然地留下，其为人治学之风范令我景仰。我没能在课堂上聆听他说“红楼”论“西厢”，却能有幸在先生退休后经常拜访他，接受他耳提面命之教诲。先生宅心仁厚，知我家境贫寒，屡屡倾力相助，我走到哪，他对我的关怀就播撒到哪。先生之爱，厚地高天。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默默承担诸多本该是我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让我能够潜沉学术和工作，心无旁骛。长眠于九泉之下的父亲，冥冥中以他在天之灵佑护着我，而我已经七年没有在他的坟前插上芬芳的野花了。寒食来临，烟柳低垂，江南又绿。借东风以凭吊、用此书以告慰养我疼我，而我却未来得及赡养的父亲。
最后，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蔡翔先生、总编辑闵惠泉先生对本书出版的支持，感谢编辑欧丽娜和罗刚对本书编辑付出的辛勤努力。
作者谨识
二〇〇九年四月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