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为首的西方媒体坚持非洲范式，通过以偏概全不计其余、边缘化再加妖魔化、“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等方法途径建构非洲的负面形象已然是事实。我们有理由问，西方媒体为何在非洲国家独立16～50年以后还是从负面的角度来报道非洲故事？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媒体过多地向国际社会呈现非洲的负面形象？我们认为，可以从新闻价值、文明冲突、种族主义、国际传播秩序和国际媒体商业化等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第三、第四章只是揭示非洲范式外在的方法技巧层次，那么本章则希望能深入揭示非洲范式背后的观念、秩序、利益等更为深层的构成因素。
第一节 新闻价值论的视角：信息选择
一、西方的新闻价值观
介绍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纽约太阳报》19世纪70年代的编辑主任约翰·博加特的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几乎必然被提及。在社会新闻是主打新闻的年代，令人可惊可叹可愕的事件就是新闻，博加特的话无疑是对新闻价值的最直白诠释。这种趣味性一直成为西方媒体选择新闻的传承标准之一。西方媒体关注非洲的野生动物，美国媒体在1992年索马里人道危机中关注军阀士兵咀嚼一种叫做“克哈特”的植物会使人疯狂，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价值判断。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镀金时代”，开始兴起以“揭丑”为主的负面报道。当时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但是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在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也产生了种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社会的腐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普利策倡导报纸进行揭露性报道，他说：“罪恶、卑鄙、腐败最怕的就是报纸，因为任何法律、伦理、规章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由普利策倡导的“新闻揭丑”思想后来逐渐成为美国新闻价值观的主流话语传统。因此作为美国新闻最高奖，普利策新闻奖集中体现了美国主流的新闻价值观。在历届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中，“揭露性”负面新闻报道占有绝对优势。有统计表明，在1917～1990年的580个新闻奖中，约有40％属于此类新闻。在2004年评出的13项获奖作品中，属于负面的有10项，占了总数的76.9％，属于正面的只有一项；而在29项最后入围的作品中，属于负面的有22项，占了总数的75.9％，属于正面的只有一项，仅占入围总数的3.4％。美国等西方媒体关注非洲的冲突、腐败等负面新闻是西方政治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新闻价值观在非洲的应用。
就国际新闻而言，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和显著性也是西方媒体选择非洲信息的标准之一。非洲处于全球政治经济的边缘，在全球事务中不具有重要性和显著性，不可能成为新闻的集散地和发源地，因而按照西方新闻选择的标准，非洲的一般正面事件很难进西方媒体的议程和视野，负面政治、社会丑闻，涉及西方利益则例外。就是对中国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西方媒体也几乎主要报道负面新闻。但随着中国越来越与西方国家利益相关，西方媒体近年来更多从正面角度来报道中国，尽管还是站在西方的立场利益之上。
是否符合本国外交政策和本国在非洲的利益是西方媒体选择报道非洲信息的另一标准，西方媒体秉持的旧殖民主义思维强化了西方媒体这种新闻价值取向。非洲国家在20世纪推翻了数百年残酷的西方殖民统治，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但是昔日的宗主国似乎更愿意看到非洲的混乱和战争、贫困和不幸。这似乎同样可以用民族国家建构发展的不平衡性来解释，出于民族主义自利的一面，西方似乎不愿意看到非洲国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强大起来。西方媒体热衷于捕捉非洲的阴暗面，尤其是对不屈服于西方压力的国家，如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莫桑比克，更是进行大肆的负面报道，本质上就是为西方利益服务。夸大非洲的阴暗面，能够为其干涉非洲国家内政、挑起内战、掠夺资源、浑水摸鱼创造条件。把非洲描述成“依靠别人”、“处于危机中”、“面临毁灭的未来”、“需要帮助”，甚至需要“被重新殖民”，不仅传达了西方的公共舆论，而且传达了西方政府的外交政策。塑造非洲这种形象，为西方人道主义机构兴起和政府“干预”提供了合理性辩护。美国政府1991～1992年军事干预索马里是对电视上索马里饥荒形象的直接反应。然而，提供救济行动结果成为一场灾难。Minear，Scott和Rienner很简洁地说出图像与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饥饿儿童的照片使我们1992年进入索马里，但这不是我们政策的目标。美国军队伤亡人员的照片，不意味着我们目标的达成，但导致我们撤出索马里。”当1998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遭受恐怖袭击，美国媒体和西方媒体都给予了大量的报道，因为美国的“海外利益”成为攻击目标。美国伤亡人员被给予尤其重要的关注；在死亡的人中有不少于四分之一的人是肯尼亚人则不被关注。
西方关于非洲的刻板成见强化了西方媒体所秉持的新闻价值观。刻板成见与新闻价值观相互参证，彼此证实了对方的合理性。前面已经说明，西方社会对非洲的刻板成见由来已久，且主要是负面的，这恰好吻合了西方的新闻价值观。因此，刻板成见或信息概略就成为西方媒体在新闻价值观指导下选择处理来自非洲的新闻信息的模式，一种简便的途径。刻板成见是人类的天性，是我们理解这个巨大世界最经济的方式。然而，对所有新接触的信息或因符合刻板成见而接受或因不符合刻板成见而拒绝，必然会在与国内外其他文化发生关系时孕育傲慢、恐惧和不平等。它也使人类通过相互学习而减少误会的功效大打折扣。就刻板成见对新闻信息理解和接受的影响，英国志愿者服务组织2002年发布的《直播明星大型义演募捐活动的遗产——英国人眼中的发展中世界》调查报告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媒体由于在选择信息时受到原先形成的刻板成见的框定，更长于讽刺和煽情，而不善于反映发展较慢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错误表现的更深层原因，是媒介的强大力量以及它把事物分割、简单化的特点和它的控制与反动的倾向。西方媒体的这种倾向也是非洲形象被英美等西方媒体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西方媒体秉持的新闻价值观和刻板成见，西方媒体不可能对非洲国家进行“正面报道”，更不可能为非洲国家政府和领导人歌功颂德。因此，一些非洲国家强烈要求一直自诩“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把这一原则体现在对非洲的报道之中。也有的非洲国家对西方媒体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甚至强硬的措施。
面对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西方媒体的新闻选择标准的指责和批评，西方媒体根据他们自己的新闻价值观和文化取向提出了自己的辩解。2006年6月，南非副总统普姆齐莱·姆兰博·恩格库卡在第55届国际新闻学会年会上指责西方媒体热衷于报道非洲的阴暗面，对非洲的战争和贫困大肆渲染；要求它们不要再对非洲进行负面的概念化报道，而要多报道非洲积极进取的消息。“非洲共有53个国家，2006年只有5个国家还陷入战乱，因此不能对48个国家的和平和发展视而不见。”针对她的指责，英国第四电视频道国际新闻编辑林赛·希尔桑(Lindsey Hilsum)表示，国际媒体很乐意报道非洲的主要事件——只要非洲国家的政府允许它们获得这些信息。但是“战争发生了，这就是新闻。战争没有发生，这就不是新闻。新闻就是这样（War happens，that's news.War is not happening，that's not the news.Sorry about that）”。她说：“我们报道地震、灾荒——这取决于新闻的本质，而不取决于是否在非洲或世界其他什么地方。”不过希尔桑警告说，国际社会倾向透过援助团体的眼睛看非洲，援助团体因此影响了全球受众对非洲的认知。
二、对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反思
尽管新闻价值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具有一定的普世性，但新闻价值观必然具有各自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它是特定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下的产物。正是这种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导致西方和非洲对新闻价值的不同理解，从而呈现出对新闻信息选择的差异性。西方媒体要找对读者有新闻价值的内容，新闻价值不仅指内容的充实，更多指对大众来说这个故事新鲜刺激，具有人情味。至于选择的新闻信息是否有利于政治发展、社会稳定，那是次要的。也就是说西方媒体并没有必然义务为政府、为国家服务。相反，它以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揭露国家、政府之弊端，追逐自己的商业利益为己任。因为它的文化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与利益。与之相反，非洲国家一般认为媒体批评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强调新闻传播为社会发展服务。非洲国家希望西方对非洲的批评更多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因此，就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来说，非洲国家很少出现在西方传媒上，也许是好事。非洲要在西方媒体天天曝光，那肯定没什么好事。恐怖袭击、灾荒、战乱、艾滋病，哪件是好事？所以有时不被记录的历史，反而成为最为自然、平稳发展的历史。但处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非洲不被主宰话语权的西方媒体注意，又将面临被国际社会忽视的边缘化命运。所以从这点来看，非洲又不能不接受西方的负面关注。
西方媒体坚持关注负面新闻事件的价值取向也给自己带来苦恼，尤其是在涉及政治选举时。如在2006年11月美国国会选举时期，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拉克暴力事件和美军不断伤亡的报道就影响到美国两党国会议员选情。自2003年美国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企图把伊拉克确立为中东的民主国家样板以来，美国媒体从伊拉克不断发回的负面影像报道，终于让美国政府尝到了片面报道和媒体偏见的苦果。
2006年10月30日，《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总编莫蒂默·朱克曼在该刊发表一篇题为《影像专制》的文章，呼吁美国媒体更为全面、公正、平衡地报道发生在伊拉克的故事，而不是只关注暴力事件和美军死亡等。莫蒂默·朱克曼指出，恐怖分子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影像能够如何放大他们的信息。文章说美国媒体关于伊拉克死亡和毁灭的影像似乎无尽无穷，它们目前正影响着政府的议事日程，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格局，最终可能迫使政府就何时以及如何从伊拉克撤军作出决定。当然，最近的暴力事件骇人听闻，但它不应该模糊这样的事实：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局势相对平和，许多地方的重建工作正取得进展，例如基础设施和学校的建设。许多记者深受冲突和戏剧性吸引，并不认为他们应该提供背景或反映决策者承受的各种道德压力。但是，在集中力量报道美国士兵被炸死，很少提及美军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他们无疑正在扭曲伊拉克的现实。
莫蒂默·朱克曼认为，暴力事件并不是伊拉克唯一的故事。应该做些什么来矫正平衡——不让政策简单地受到如此之多负面影像的煽情力量的驱动。为此，他认为决策者必须像对作战行动那样，对正面报道进行周密部署。这不是一个宣传的问题，这是在展现现实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很容易被电视网络忽视。在危险的战争地区，记者们需要帮助才能报道种种令读者感兴趣的故事：在萨达姆统治期间失去亲人的家庭，恢复了生机的村庄，重建工作，校园内令人激动的进展。对影像报道必须像对战场上的战术一样，进行全面的策划。这将需要全新的方法。莫蒂默·朱克曼的潜台词是，由于电视新闻记者倾向于关注具有煽情力量的负面影像，很容易忽视现实的另一面，所以他们需要政府或军队指导、引导甚至强制才能去报道正面积极的故事。这就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总编莫蒂默·朱克曼给美国政府开出的纠正西方新闻价值观偏颇性的药方。
当恐怖分子领悟西方媒体关于新闻价值含义的真谛，并制造适合西方媒体新闻价值的事件来迎合西方媒体、达成自己目的的时候，美国终于有主流媒体的负责人开始反思它们固守的新闻价值取向；当美国媒体对伊拉克负面事情的报道影响到国内选情的时候，美国终于有媒体的负责人肯承认媒体关于事物负面形象的报道扭曲了事物的本来面貌，并建议决策者要“对正面报道进行周密部署”，给予的理由是“这不是一个宣传的问题，这是在展现现实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很容易被电视网络忽视”。
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很客观的，也是认识事物正确的方法。问题在于，美国媒体在报道非洲的战乱、灾荒、疾病等负面新闻时也是无穷无尽，为何不能用一分为二的思维审视这种手法给非洲国家带来的伤害？为何非洲媒体报道非洲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非盟致力于区域稳定和发展的新闻报道就被西方媒体视为宣传，而不是对现实另一面的展示？事实上，西方媒体根据它们自己所定义的新闻价值观来选择新闻信息，不仅窒息了本国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可能，影响国内民主进程，也扭曲了其他国家的形象，阻碍了其他国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