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进行性别传播的基础理论与学科化建设，是否可能？
有关传播与性别的交叉研究，在看似繁荣的批判语阵背后，使广厚的社会观照和锋锐的社会批判平衡互动、相辅相成，是否可能？
这本《性别与传播——文化研究的理路与视野》，既是从这两个问题出发，也是不断反思和总结，最终回归到这两个问题上来的一个过程。
在媒介与性别研究这条探索的道路上，作为一个一刻不停的怀疑者，我走得很孤独也很艰难。每当按照既有的范式梳理或剖析特定的研究对象之后，与成就感相伴而来的总是不确知答案的提问：如何才能超越性别这个问题本身？
我以为，性别早已是一个超越了性别本身的概念和范畴。即使不用去做注解，人们也都会将前一个性别译为gender（社会性别），后一个译为sex（生理性别）。但是往往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表面上宣扬为gender的，却其实是紧扣着sex。而所有sex的问题，都根源于gender这个建构的、更为深刻的、性别的概念。
曾经（也包括现在），我的研究前辈、同行和我，用标榜sex、凸显女性气质来介入某些宏大的议题，将其作为一种策略来引起关注。但直到现在，仍不好评估这种做法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为此影响到我对这本书题名的反复思考。我决定彻底抛弃这样的策略了——为了凸显女性，凸显性别，凸显这一正在甚嚣尘上的“主义”，而以“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为题。即便女性主义作为视角和方法，是贯穿这本书所有研究项目始终的。
再者，“性别”的确是个令人爱恨交加的概念。忽略它，则失去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层的尺度；而重视它，却又总会发现它是大而无形的，并不是稳定、具体的。这就是所谓“性别的意义在于性别之外”。每当夸示性别重要性的时候，正是深切地远离性别追求最核心的平等、均衡、普遍等要义的时候。有学者早已指出，如果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话，“性别”这个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女性主义者本人也被同化到这一建构中去了。
我认同美国学者朱丽亚.T.伍德在《性别化的人生》一书中，将性别、文化与传播纳入系统研究的框架中的做法，并感谢这本书给我诸多启发。“性别”在研究项目展开的实际操作中，大多扮演着动词化的角色，就如用不一样的器具来盛放、不一样的标准来度量，它亦可被视为一种模式，甚至一种“刻板成见”。
在这里先将性别研究可能走的歧路指出来，决非想要否决它，而是赋予它一种客观审视的维度。毕竟，性别在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将继续巩固已渗透的领域，并采纳相互渗透与融合的方案，在诸多层面展开新的建设。在这里先揭出其短漏，正是想提醒自己要抱持一颗批判之心，不满足于颠覆和解构的痛快淋漓，也不要就此走上一条新的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之路。
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已经星星点点地在为这门学科或研究勾画属于它的历史地图和宏远图景，虽然它的命名还处于根据研究兴趣的差别而制定的阶段，但是研究的核心与重要领域，已经跨越了差别，逐渐统一和清晰起来。2007年，我作为刘利群教授的助手，在中国传媒大学开设了研究生范围内的校级公共选修课，这门课定名为“媒介与女性专题研究”，一方面是由于这门课程的师资、教材等资源来自我们所在的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另一方面也与授课内容紧密相关。这门课吸引了全校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电视与新闻学院、动画学院、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广告学院、国际传播学院（后更名为外国语学院）、计算机学院、媒体管理学院、文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影视艺术学院等十一个学院的近百名男女研究生。学生们给予的反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门学科的研究弱点与问题，诸如独属的理论范畴是否存在，批判研究除了颠覆还应建设等问题。这给我接下来的深入研究打开了一个个突破口。
在我看来，性别传播研究（Gender communication Studies）是一个迟早要定名的学科，它要在社会学领地内夯实自己的地标。但是，现在这个命名似乎还有些牵强，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显得准备不足。另外，从现有的成果看，它基本上是对传播学进行一个性别化剖解的过程，而这种介入传播学领地的方式，正是性别研究介入其他学科一贯的做法。因而，性别传播作为学科正处于隐形建设阶段，也可以说它的建设是建立与发展并行的。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本意将此书命名为《性别传播创新研究》。它是对性别化的传播研究的一种概括，是对媒介与性别交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也是运用女性主义的观念和方法来开展媒介研究的有益尝试。总体而言，它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研究的系统性和学科性都尚待完善。对于一些术语、概念、理论和方法，还需要认真甄别和界定。对于中外研究的进展动态，还需要全面跟踪与系统整理。之所以未用“性别传播学”，主要考虑到学科建设尚不成熟，但并不抹杀性别传播的学术探索及其成果认定。到目前为止，学界多以“媒介与性别”、“媒介与女性”来为此类研究定名。但事实上，将“传播”窄化为“媒介”、“性别”窄化为“女性”的作法，体现出研究范畴、研究路径上的差异。本书强调对传播中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媒介因素等相互作用及相互关系的阐释，并且兼顾了性别研究中对权力、行动、跨性别等诸多层面的考量，故定名为《性别与传播——文化研究的理路与视野》。它具有文化研究的特性，即具有跨学科性，主张打破学科的壁垒；认同广义的文化概念，研究对象包括日常生活、哲学和艺术等；拒绝文化的高雅与低俗之分，肯定大众文化的地位；既是经验的也是实践的，主张对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接受等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具有意识形态特性，主张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
本书第一部分，以前人和当下研究成果为基础，利用许多一手和二手资料，冀图勾勒出这门学科或研究领域较为明晰的发展路线图。既有时空坐标，也有阶段性成果坐标。在对二手资料的利用、梳理和概括方面，采用抽取精要的方式，将散乱的议题进行归纳，形成有代表性的研究热点。作为阶段性的爬梳和整理，这一部分既呈现出现有研究的特征与不足，同时，也自觉抱持发展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