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办人——思想现代性的矛盾
《良友》的创办人伍联德并没有留洋求学的经历，事实上，他拒绝了父亲为他提供的留学美国的机会，执意在国内从事出版业。创办《良友》时，他宣称刊物的旨趣在于“以商业的方式而努力于民众的教育文化事业”，以知识启蒙为己任。1926年底，伍联德到东南亚扩充业务，了解刊物在当地的发行情况。1927年4月，他前往美国考察西方印刷业、出版业和好莱坞的电影业。《旅途通信》一文记载了他越洋考察的经历，旅行途中他因为身为弱国弱民而屡遭不平待遇，愤懑中发出“我们难道无国吗？”的呼喊。《良友》的另外两位重要编辑梁得所和马国亮也没有留学经历，前者在1929年曾到日本考察过出版业。
应该说他们都没有西学的背景，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循着“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的轨迹来经营《良友》的。作为亲近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早期想象是理想化且缺乏批判意识的。当他们正面遭遇西方现代性的冲击时，原有的价值取向被民族主体意识所取代，对西方现代性的认识由崇拜迷恋转为爱恨交织，陷入思想的焦虑和矛盾中。这不仅仅是《良友》编辑对现代性的困惑，也是自1840年以来几代中国人面对现代性时所产生的精神冲突。
（三）刊物内容——多元现代性的交织
中国最早采用西历纪元的报刊是《申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月份牌上中西日历合并出现。《良友》画报在这一点上似乎走得更远，它不仅印有“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的中国日历，而且还用英文按照西方习惯的月日年的顺序标注西历。如果说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是“想象的共同体的生成”，那么日历系统则是现代性赖以构建的基础，而一个与西方时间度量接轨并存的共时日历就是中西对话的前提。《良友》画报自25期始，图片的文字说明采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虽然这是为了适应南洋华侨的阅读，但体现了精英知识分子倡导的新概念和新价值。
1934年《良友》第9期刊登了征稿启事。“凡时事摄影，美术作品，珍奇事物，风土人情，体育戏剧名人，妇女儿童生活，乃一切能增人见识或美感之摄影，皆所欢迎投稿。”由此可见，《良友》画报刊载的内容十分广泛。“除了军事政治、国内外时事，还有经济建设、社会生活、艺术文化和科学知识，电影体育、家庭妇女儿童等方面”。现代性某些特质体现在时间上的核心意义就是：越是新的，就越是现代的。
而《良友》画报所报道的新知、新事、新人就构成了现代性的“文本资源”。
对于国外的报道，《良友》以新、奇、特为标准，刊载大量西方世界的图片来突出科技知识、冒险精神、健康健美的生活方式。每一期都设有固定的栏目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国际话题”、“国际舞台”、“海外拾零”、“瀛海见闻录”、“世界科技知识”、“世界运动会会场”等等。它所展示的是一个经济实力雄厚、文化繁荣发达的积极意义上的现代性西方形象。就此而言，《良友》对西方现代性是倾慕而推崇的。它所刊登的西方时事新闻、文化活动、名人介绍、外国奇闻轶事等显示了其放眼全球的报道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读者的素质和世界意识。
《良友》对于西方的报道，从某种角度而言是零散的、碎片化的。有时，一个版面的图片跨越不同地域和不同主题，在时间和空间上并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虽然对于西方现代性中自由和民主的理念，《良友》没有直接切入或涉及不多，但读者仍可以从大量的图片中感受到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气质。每一期以数量如此之大、范围如此之广的图片反映西方现代社会的面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独此一家，《良友》用图像叙述着自己对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并依此构建着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内涵。
对于国内的报道，《良友》则以传播新知、倡导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捕捉时尚新潮的消费理念、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整体意识为要义。《良友》及时地报道了北伐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动向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图片阐释时事新闻的方式对民众发出时局危难的呼号。1932年9月良友摄影团奔赴全国各地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实地摄影报道。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搜集边疆塞外的图片，展示民情风俗，“让读者展卷可以卧游全国”。这些原创的第一手资料，强化了读者的国家观念，其中隐寓的“大好河山，焉容他族侵吞”的民族意识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个民族国家的范本。
《良友》中大量使用女性图像作为现代社会的叙述主体，参与构建新潮、时尚的生活方式和现代意识。消费主义是现代社会的特质，它不仅表现为单纯的物质和功能性消费，而且还蕴含着文化的、心理的和意义的消费。《良友》画报以图片的定格展示现代女性的摩登生活、标榜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灌输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这些女性图片的背景往往是最具现代特征的物质，如电话机、吉他、维纳斯雕像、时髦的发型、高跟鞋、布置高雅的家居和鲜花，有时在这些现代符号的夹杂中，还会出现香炉、木凳等具有中国传统意义的布景，显示出传统与现代的某种矛盾和张力，就是在这些对比鲜明的符号中，《良友》给人们讲述着现代性的变迁。由它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意义成为当时上海市民阶层争相仿效的对象。
对于上海租界的报道显示了《良友》面对西方现代性和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所产生的痛惜而又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态。一边是声光电在炫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强大，另一边却是中国弱小的、落后的、封闭的现实。这种图像主体的强烈对比和视觉悬殊是《良友》不愿看到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中国社会的处境。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现代性和以民族的主权国家为主导的现代性在这里冲突、对抗，读者通过零散的、片段的图像，想象了一个相异于本国形象的西方国家形象，同时也意识到自身处境的落差，从而形成现代性的价值取向。
四、结论
中国现代性不是产生于本土的思想资源，而是通过强力作用从西方注入中国的。这就注定了在其发展过程中，充满着历史的吊诡：一方面，争取现代性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必须反对西方入侵。大众传媒始终面临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想象也是在中国的背景下被植入和吸收。《良友》的办刊宗旨正是契合了这样的并行路径：一方面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摇旗呐喊，反映了上层思想界关怀的现代性议题；另一方面，《良友》则着重展示新的时代信息，以它所特有的摩登意识和消费主义的性质，宣扬一种官能上的、美感经验上的和文化品味上的现代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独领风骚，以图像营造着对西方现代性的想象，追寻着中国现代性的可能。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