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团体的兴盛相始终
这从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与国人第一次创办学会高潮的“同步”中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史上，报馆是与学会及社团同时出现的。学会作为一种民间团体，类似于今天的“非政府组织”，又似“政党”的前身，它不同于政府机构，而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活动。报业的发达总是伴随着社会团体的发达，民间机构的发达。近代报纸的诞生，尤其是政论报纸的诞生，直接源于学会。学会最早通过报纸来进行启蒙，宣传新思想。尽管文人结社的制度传统在中国虽早已有之，但一直受到压制，现代意义上的学会的出现直接动力主要来自西方。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学会是西方传教士创立的“广学会”，广学会创办了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中国媒介史上影响深远。当“学会”这种团体在文人和官员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时，中国人也开始认识到“学会”具有作为革新工具的潜力，于是建立“学会”一时兴盛，报刊的创办也兴盛起来。据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中，一共存在过76个学会。大约三分之二的学会是由士大夫建立的。这些学会分设在10个省和31个不同的城市，其中25个在内地。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学会成为补充新式学堂和改头换面的书院之不足的重要组织手段。学会一般都会通过创办报刊来传播其思想，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实际上也是国人第一次创办学会高潮的产物。我们仅列举近代几份有影响的报纸与学会的渊源关系来看报刊与学会的同步演化。
可见，创办报刊的高潮也即创建学会的高潮。学会的出现伴随着报刊的出现，先有学会而后有政论性报刊，先有西方人创办的学会和报刊而后有中国人创办的学会和报刊。仅从康有为成立强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的广学会刊物《万国公报》同名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维新派不仅在思想上，也在媒介制度上几乎克隆了传教士们的做法。社会团体的兴盛在五四时期也是与媒介的兴盛同步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五四后短短一年时间，各种新出版物就增加至400余种，而与此相联系的是各种社团的崛起。“实际上，新期刊的大量涌现不过是社团崛起的伴生现象”。在“五四”新社团中，有著名的“国民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工学会”、“新民学会”、“互助社”等，许多团体的机关刊物即以社团名称命名，如《国民》、《新潮》、《少年中国》等，这些现象都说明，媒介的演化是与社会团体的发达息息相关的。
总之，学会、学校、报刊这三种工具和机构互相支持。一方面，主要的维新派报纸报道关于创立像报纸、新式学堂和学会这些新工具和机构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学堂和学会中，报纸被阅读和讨论。这些启蒙工具和启蒙活动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在中国第一次营造出一种“公共舆论”的氛围。因为这些新的传播体系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正如论者所言：“在转型时代，报章杂志、学校与自由结社三者同时出现，互相影响，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传播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这种制度变迁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觉醒。“长远看来，这三种制度媒介造成了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影响：一个是它们的出现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cultural infrastructure）的启端，另一个就是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展开。19世纪中叶以来，中央政府权力的萎缩，地方绅权的扩张，接管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同时外国租界在许多城市出现，形成一些‘国家机关’以外的公共领域。但这些发展都只是导致公共领域的间接因素，而上述三种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出现才是直接因素……那时，在一个没有正式民主制度的社会里，报刊杂志、学校与学会都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管道。”在今天处于进行时中的媒介制度变迁也是如此，媒体、学校与公共社团仍然紧密相连，共同演化。寄希望于仅凭媒介或媒介从业人员本身的力量是无法推进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可以想见，NGO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会起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没有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公共领域的兴起，媒介的转型将无法实现。展江就认为：新闻媒介无论是私营、公营和国营体制，与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都有这样那样的日常联系。甚至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是公民社会中活跃的成员，并且与其他社团等非政府组织（NGO）有着积极的互动。
实际上，社会结构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不均衡的。K.巴基和S.巴里克曾经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四种：（1）强国家、弱社会；（2）强国家、强社会；（3）弱国家、强社会；（4）食利国家。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两者的关系始终维持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尽管民国年间的政府相对衰弱，但社会的力量仍然不够强大，这直接决定中国媒介的演化轨迹。随着当代中国改革的推进，利益多元化的出现，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逐渐显现，客观上会促进媒介从单一的国家领域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即一种媒介制度的重新调整与安排，除了借助于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力量，显然还需要其他社团的参与。
（三）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变也与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相同步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工商业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媒介体制的自由化。但媒介的发展与转型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西方媒介从政党报刊演化到大众报刊，是商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经济环境的变化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中国媒介的演化似乎也同样遵从这一规律，至少晚清以来的媒介制度变迁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工商业的发展使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城市人口增长迅速，资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市民阶层逐步出现。这既为中国媒介的产生与发展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也为其准备了消费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商业投资涌向了媒介领域，这造就了中国第一批商业媒介；工商业的发展也为媒介提供了经济来源，使得媒介能够依赖广告而生存；同时通过学习效应，媒介还可以借鉴工商业的经营管理方式，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媒介的演化。中国近代以来媒介的出现与演化与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始于19世纪前后，是西方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沿海通商口岸移植西方的自由贸易制度的结果。此时中国的机器工业开始出现，中国逐步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都受到一定的冲击，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894年，中国大约有216个机器矿产和小轮公司，包括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私办，工人总数大约9～10万。中国城市也在1840年以后发生变化，一些城市在开辟通商口岸、建设工厂企业中兴起。1843～1893年，中国城镇人口由2072万增至2350万，在全国总人口中由5.1％升至6％。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阶层分化和流动加快，出现了工商业者、教师、店员、工人等不同阶级，这为近代报刊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在社会结构上，商人阶层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兴起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工商业的发展使商人阶层越来越具影响力。在传统的官僚阶层外，实业家或说企业家成了另一个相对强势的阶层。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最早在一些沿海港口城市产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规模迅速壮大。辛亥革命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商业组织遍地开花。据统计，1912年，农商部列举的主要和次要的商会就有794个，计有196636个会员。
加上没有统计进去的，商人阶层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200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0.5％。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数目就比军官（17000）、学生（30000）、归国留学生（35000）、官员（50000），甚至比上层绅士（200000）都多得多。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工商业继续发展，1917～1923年堪称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民族资本主义加速发展，新一代的企业家已经出现。以中国的现代银行业为例，仅在1918和1919年，就创办了96家银行，而证券交易所在1912年末上海就有140家。这些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对外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这些人最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精英。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投资报业，如实业家张骞，史量才投资《申报》、吴鼎昌投资新记《大公报》等，此外如狄楚青、张竹平等都是以实业家的身份进入报业领域的。没有工商经济的发展及商人阶层的出现，就不会有中国的商业媒介。
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都市化也进一步加快，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这为中国媒介的出现准备了物质基础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近代第一份国人自办成功的精英报刊《循环日报》出现在经济相对繁荣的香港，《申报》、《新闻报》能够在现代化大都市上海出现，都不是偶然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媒介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同步演化只是一种现象，并不代表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工商业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集权主义的媒介制度一定会向自由主义的媒介制度转型，新加坡的媒介就是一个例子。但经济的发展的确可以加速媒介制度变迁，首先，工商经济的发展内在地需要新闻自由。经济的繁荣源自效率的改善，效率的改善来源于企业间的竞争，企业间的竞争需要完全、透明的信息，完全、透明的信息客观上需要新闻自由。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的研究指出：新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以金融、证券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更是离不开新闻自由，因为“信息透明”是金融、证券等服务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信息的透明意味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反过来，新闻自由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其次，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改变社会结构、人口结构、观念结构进而影响政治制度安排，再传导到媒介体制上来，也可能通过创造市场需求，提供制度示范给媒介以直接影响。
第二节媒介演化的动力与形态取决于行动者的博弈均衡
一、博弈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的形成是博弈的结果，博弈的均衡即表现为制度。所谓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当制度均衡形成时，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保持某种程度的认可，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社会学家也倾向于将制度看做是博弈的解。有的社会学家尽管没有用“博弈”与“均衡”这样的术语来表述制度的形成过程，但同样认为制度是行动者之间冲突与斗争的结果。瑞典学者伯恩斯说：“对抗与冲突，是在制度需求有分歧时，促进制度演化的推动力量，它往往成为一种激发器，激发新制度的建立。”他创立的社会规则系统理论认为，人类行为者（个人，群体、组织、社区、集体）都是社会规则系统的缔造者与传递者。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常常倡导相互矛盾的且声称是合法的规则系统，社会规则的形成过程充满了冲突与斗争。在伯恩斯看来，复杂且多维度的规则网络不能像迪尔凯姆那样将其视作给定的，规则或制度是“能动主体不断地形成和改进社会规则系统，这种形成和改进有三种方法：创造规则、解释规则和运用规则。这三种活动由于边界的不确定，是社会冲突和斗争的领地。”伯恩斯说：“在现存结构丛的机会与限制条件下，行动者进行互动——斗争、结盟、行使权力、谈判、合作，同时作用于社会系统并重构这些系统，结果导致制度的变迁与发展。”作为一门着力于研究“理性人的互动行为”的科学，博弈论几乎可以被运用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制度研究领域更是不能忽视博弈论的解释：“简言之，博弈论方法在制度演化分析中有两种用途，一是分析博弈者在一定制度结构下的最优行为，这种行为的净收益决定了博弈者是否产生改变现有制度的愿望；二是分析博弈者是否需要制度，是否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制度或某项具体制度。博弈的过程就是从各个人的制度需求集结成社会的制度需求的过程。当各个人制度需求一致时，就会出现合作博弈；当各个人的制度需求不一致时，就会出现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的均衡解，就是由各个人的不同制度需求集结成的整个社会的制度需求。”制度经济学家格瑞夫认为，“也许关于制度的路径依赖的最引人注目的考察，是发现了制度与博弈之间的相关性”。在比较制度学派看来，大多数的制度的产生发展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通过人们不断的讨价还价，进行充分博弈得出的被固定下来的稳定均衡策略。制度不仅仅是人们进行博弈的规则，同时也是人们进行博弈的结果。如果以均衡作为博弈的解概念，制度其实就是演化过程中的稳定均衡。
这种博弈模型的框架是以参与人的理性偏好为基础的，但同时将其放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考察。左边一列代表参与人面临的数据（博弈形式），右边一列代表他或她选择的变量。第一行表示内生于参与人的微观维度，第二行表示参与人面临的外在性宏观维度。矩阵中的（CO）格是由后果函数代表的环境对参与人行动后果的影响，（A）格表示参与人的行动决策集合，（S）格代表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它受（E）格所代表的对他人决策的预期的制约。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是一定约束条件下博弈均衡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