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义彬、熊慧
2006年1月，一个改编自影片《无极》的“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广为流传。2月12日，《无极》的导演陈凯歌公开怒斥“馒头”作者无耻并表示将对簿公堂，两周后，双方宣布和解。这场诉讼风波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恶搞”视频的广泛关注，一场关于“恶搞”的争论在互联网上迅速蔓延开来。
本文所关注的正是这一网络热点问题。本文着眼于公众在上述争论中的意见和立场，考察公众的话语与官方话语以及“恶搞”作品的视听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据此透析以网络新技术为载体的拼贴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上述分析将沿着三条路径展开：首先，对有关“恶搞”视频的留言帖进行收集和分析。本文选择了“天涯社区”中的《天涯杂谈》这一栏目，对2006年1月至2007年1月评价“恶搞”视频的34篇留言帖进行了分析与归类。然后，进行简要的内容分析，本文对包括《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分家在十月》、《闪闪的红星》和《中国队勇闯世界杯》在内的十部代表性作品的主题及手法进行了分析与归纳。[在对视频作品的选择上，本文参考了门户网站“网易”的“科技频道”中列举的《中国网络恶搞视频终极排行榜》，详见http：//tech.163.com/special/000915RB/egao.html。]最后，考察结构性的社会制约力量，主要关注各大报纸对于“恶搞”现象的舆论引导和广电总局对于网络视听作品的政策规制。经由对“恶搞”视频、网民和广电总局以及各大报纸的相互关系的阐述，本文力图厘清以下几个问题：网民们如何看待“恶搞”视频？他们在有关“恶搞”的争论中分别占据何种立场？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形式，“恶搞”视频采用了哪些视听话语？这些话语是如何获得网民的认同的？在上述争论中，结构性的社会制约力量扮演了何种角色？它们所代表的官方话语与视听话语以及公众话语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基于这一关系，我们该如何评价以“恶搞”视频为代表的网络拼贴文化？在一一回答上述问题以前，我们先对“恶搞”这一流行词汇的产生发展历程做一简单的回顾和界定。
一、界定“恶搞”：拼贴文化的症候
恶搞，又称作“KUSO”，是日语中一个用于发泄不爽情绪的口头语，意思是“可恶”或者“糟透了”。在日本的游戏界，“KUSO”最早演变为“恶搞”的代名词。上个世纪末，大量取材自动漫、游戏的幽默文字和图片在台湾的游戏讨论区流行开来，随后又蔓延到香港和内地。在这场“恶搞”潮的传播中，互联网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实际上，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第二次传播革命的推进，网络就开始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数字化的网络将线性的模拟讯号拆分为可以随意组合的位数和字节。以网络为依托，在“0”与“1”的世界里，人们可以自由地处理各种信息资源，无论是文本、歌曲还是电影，只需要一个互动程序，它们就可以被分解、调整、采样和再组合。理论上，只要拥有网络新技术，人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这极大地改变了文化创作的内涵。一个小小的鼠标，几个必要的软件，一些既有的文化资源，几乎构成了创作的全部。正是伴随着这种内容的碎片化和创作的平民化趋势，一种新的文化样式——拼贴文化开始出现。
顾名思义，拼贴文化就是将各种既有的文化资源予以重新拼凑、改装和整合，既而形成新的作品。“恶搞”视频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形式。视频的创作者们利用基本的流媒体技术，包括视频格式转换、压缩、切割、合并软件的应用等，将传统或经典的主流文化资源创造性地复制、拼接、转化，进而形成的新的夸张、滑稽的作品。在几乎所有的“恶搞”视频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被移花接木的图像、声音或场景，各种文化资源被重新整理、编辑和组合在一起。对于“恶搞”视频而言，拼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凭借对既有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恶搞”视频得以快速地制作和传播，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挑战了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获得的关注越多，“恶搞”视频受到的批评就越尖锐。
迪吉克（Jan van Dijk）曾说过，“数字媒体提供的生产方式本身就是‘预编程的’，是可以部分地自动运行的……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创造性的内涵……模板化迅速导致了创造性作品的调和性的消失。（互动音乐CD的）理念就是让听众有机会创造他们自己的拼贴作品（collage）。”[冯建三，David Morley：《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版。]创造性向来被视为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分界线，拼贴文化则是对创造性和文化“正宗性”的挑战。因此，“恶搞”视频总会被文化精英们贴上“大众的狂欢”、“文化病象”[http：//xwpd64.bokee.com/viewdiary.13520586.html，《“恶搞”背后的文化失落》一文中引用的专家观点，分别由郑元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提出。]一类的标签，与各种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本文无意为“恶搞”作品的艺术品质正名，不过，正如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洪美恩（Isen Ang）谈及言情小说时所强调的，“批量生产和消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仍然是女权主义者应该思考和批判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读者对于爱的渴望以及从中获得的愉悦感就不再重要了，毕竟这是许多女性共同分享的感受。”[Ang，I.（1996），Living Room Wars：Rethinking Media Audiences for a Postmodern World，London：Routledge，p.107.]同样，“恶搞”视频也应该得到研究者的正视，毕竟，它已经成为中国上亿网民文化体验的一部分。“恶搞”视频就如同当代生活的一支万花筒，它所折射出的是人们对现实生活和外部世界的理解。只有趋近这些立场和观念，我们才能真正地了解当代中国的流行文化以及隐藏在流行文化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
二、当“恶搞”不仅是“恶搞”
在2006年1月至2007年1月的《天涯杂谈》栏目中，直接评价“恶搞”视频的留言帖共有34篇，其中有17篇对“恶搞”视频表示明确的支持立场，但所持理由迥异，基本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还原真相、反精英、代际斗争和言论自由。在这17篇留言帖中，“恶搞”视频存在的合理性分别来自对真相的揭露、对精英的挑战、对“80前”的叛逆和对言论自由权利的实践。在这些表述中，“恶搞”视频的艺术品质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文化政治立场，以及这一立场中所隐含的颠覆性和抗争性。
与支持“恶搞”的留言相比，反“恶搞”的声音似乎有些“中气不足”，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留言帖明确表达了反对“恶搞”的立场。同时，反对者们的声音出现了明显的“一边倒”：在9篇留言帖中，有6篇都是以“恶搞”有违社会伦理道德作为其立论的依据，其余3篇则可以另辟两类。在持反对立场的留言帖的叙事框架中，“恶搞”视频主要背负着“三宗罪”：颠覆伦理道德规范；伤害民族精神和国家感情；误导青少年。
另外的8篇留言帖则分别持有两种折中的立场——“只为娱乐”和“伪恶搞”。前者支持“恶搞”视频但又坚守精英文化的底线，是看似肯定的否定；后者质疑“恶搞”视频但又捍卫激进文化的边界，是看似否定的肯定。这是两种颇具意味的立场。如果说鲜明的支持立场意味着网民对“恶搞”视频的文化政治的认同，反对立场意味着抵制的话，那么，模棱两可的折中立场则意味着网民既有的文化倾向与“恶搞”视频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协商。通过这一协商过程，网民在保留自身的既有倾向的同时，部分地接受了视频文本的文化政治立场。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任何媒介文本的生产和接收活动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相反，媒介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下进行文本的生产和传播，阅听人也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接触和解读媒介文本。因此，对于“恶搞”视频和公众间的相互关系的考察，尤其是对认同、抵制或协商机制的考察，必须结合当前的历史语境。正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一广阔的场域中，各种文化力量及其话语不断碰撞、对抗和协商。这种较量的结果，是中国社会既有的文化权力结构和关系的浅层震动和调整。
三、共鸣：超越“恶搞”
一般说来，网络“恶搞”视频的题材非常广泛。几乎所有的社会热点问题，无论是显现的还是潜在的，过去的还是当前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可以成为“恶搞”的对象。文化热点人物、作品或事件，如《芙蓉姐姐传奇的一生》中的“芙蓉姐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的电影《无极》，《闪闪的红星——潘东子参赛记》中的青年歌手大奖赛，《狙神传奇》中的“CS热”；社会权威机构，如《分家在十月》中的央视，《中国队勇闯世界杯》中的中国足联和男足，《春运帝国》中的铁道部门；国际时事，如《鸟笼山剿匪记》中的美伊问题等等，是“恶搞”者最为青睐的题材。因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恶搞”视频的两个“超级主题”：一是解构社会权威，包括权威机构，拥有政治、文化权力的精英，以及这些机构、精英们奉为“经典”的文化、道德观念；二是解构商业化，包括大众媒介内容的娱乐化趋势、商业性炒作事件、流行文化的名人以及各种文化产品。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这两类主题在“恶搞”视频中得以不断呈现。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的深层权力关系发生了巨大的震动，“经济发展”上升为与“政治稳定”地位相当的主导性话语，部分填补了“文革”以来的意识形态的空白。然而，市场力量的引入并没有从根本上缓和社会普遍的焦虑情绪，相反，商业逻辑大行其道。在贪污腐败、失业、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之外，文化的娱乐化、浅表化，学术腐败以及青少年的价值危机等成为新的社会隐忧。因此，人们认同“恶搞”视频的动力在于一种“情绪的写实主义”，即人们都认识到了现实的不完满，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焦虑和反感情绪。“恶搞”视频在内容上固然是扭曲变形和非真实的，人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这些视频对社会权威和商业化的讽刺和省思，契合了人们对历史和现状的不满以及他们无处发泄的郁闷情绪。“恶搞”视频在真实地反映人们的情绪的同时，也为这种情绪提供了倾泻和舒缓的便利渠道。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一些网民认同了“恶搞”视频的文化政治立场。
此外，“恶搞”视频呈现上述主题的手法也是它获得认同的机制之一。“反讽”是许多“恶搞”视频的“杀手锏”。作为一个修辞学概念，在苏格拉底以前，“反讽”具有负面的内涵，它表示说大话或轻蔑，“含有狡猾、嘲笑、伪装和欺骗之意”；苏格拉底之后，人们将它定义为“意义与所说的相反”。近40年的修辞学、文学和现代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参见曾衍桃：《40年反讽研究》，《学术研究》2005年第10期。]对反讽形成了一些总体性的认知：反讽的深层结构隐含某种否定或矛盾；反讽暗示着批评；对它的产出与认知都要借助共享背景知识，等等。简单地说，“反讽”就是正话反说以达到批评的目的。因此，“恶搞”者们会使用中国队勇夺“大力神”杯的情节来表达对丑闻不断的男足及足联的不满；毫不吝惜地堆砌各种溢美之词来表达对“芙蓉姐姐”炒作事件的厌恶；用悬念迭起、引人入胜的破案情节来表达对电影《无极》硬伤累累、制作粗糙的反感。“恶搞”者们从不直接批评其目标，而是通过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叙事手法来达到其讽刺、批判乃至颠覆的目的。这是使观众产生认同感的另一重要机制：“反讽”手法使视频成为开放的文本，具有主旨上的模糊性和多义性，观看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言外之意的猜测和理解的过程，最终，只有与作者拥有同样背景知识的人才能指认文本的“真实意义”。这种极具参与性的语言游戏可以将观众召唤到视频文本所设定的主体位置上，促成观众对文本意义的认同。
正是在上述两方面机制的作用下，公众的话语与“恶搞”视频的视听话语发生了结合，部分网民认同了“恶搞”视频的文化政治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