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华书局的经营状况
（一）关于“中华教科书”。“刘文”中说：“中华书局一成立，就立即向出版界至尊商务印书馆发起挑战，并将矛头直接对准其势力范围——教科书营业，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1912年春季前，他们编的《中华新教科书》已经印成，初小国文第一册以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作书本封面，使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上的黄龙旗黯然失色。其内容更是丰富，先后陆续出版小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其中包括大量的新制教科书，还有很著名的《大学用书》”。又说：“辛亥革命带来的国内形势的骤变，使出版界措手不及。商务印书馆原有教科书本是适应袁世凯帝制时代的，这时要一下子改变内容，实在是难以转舵。”
据现有史料，“中华教科书”由陆费逵、戴克敦、陈寅等人于1911年秋开始编纂，1912年2月开始出版。有初等小学修身、国文、算术、习字帖、习画帖5种40册，教授书3种24册；高等小学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英文、英文法8种33册，教授书6种28册；中学、师范用书共27种50册，至1913年出齐，风行一时。它“不仅开十余年来教科书的新纪元，也是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后的第一套教科书。”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不久，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规定各种教科书务令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中华教科书”内容合乎共和体制，几乎独占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中华书局出版“大学用书”，是从1936年开始的。多为各大学教授学者，就试教多年的教本讲义及翻译的东西方名著、著名大学的教本编撰而成。“刘文”不但断言“中华教科书”于1912年“已经印成”，而且还把20多年后才出版的“大学用书”亦列入其内。再说，说那时的教科书封面上有“五色国旗”、“黄龙旗”之类，也是作者的想象。又，把商务教科书说成是“适应袁世凯帝制时代的”，更是天大的笑话。辛亥革命推翻的是清政府，民国建立，政体变更，原清朝帝制时代的教科书不相适应，怎么会变成数年后的“袁世凯帝制时代的”呢？
（二）关于中华书局“民六危机”。“刘文”中说：“1916年，中华书局迁入新落成的发行所。第二年，陆费逵想再招股140万元，合成200万元，以同商务相等，但事与愿违，只筹到100万元，不够运用；加上副经理沈知方远走高飞，效仿陆费逵当年的举动，另创世界书局，成为出版界的一支劲旅，以致中华书局资金搁浅。陆费逵不得已，竟然考虑与老对手商务印书馆协议归并。当时，中华出盘组商务的草约已成，后经王文濡（字均卿）等人的努力，得到常州大资本家吴镜渊（有伦）投以巨资，才得以取消草约。”对这个问题，“山文”中说，中华书局逐渐招股，“到1914年，增至60万元。1915年又增至100万元。”“到了1917年，中华便遇到了第一次危机，……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陆费逵本人也因还不出债而被扣押，得申报老板史量才保释出来。史量才本想接办，董事会也推史出来，但史估量形势，觉得摊子太大又烂，难以收拾，又撒了手。陆费逵几乎绝望，曾去向商务‘举白旗’，要求由商务吞并中华，终因商务内部意见不一未谈成。……上海的以吴镜渊与中华有关系的一些财主们，出面组织了一个‘维华集团’，贷给中华一笔款子，这才得以渡过危机，并逐渐恢复生气。”
“民六危机”是中华书局历史上的大事件。实际情况是：1916年6月，中华书局举行第六次股东常会，决议增加资本100万元。但到年底，招股未能足额，实增60万元，连原有资本合计160万元。因“购地建屋，添设分局，扩充印刷，推广营业，过去两年之内，所费不下八十万元”。中华书局陷入财政危机，濒临破产境地。后来，查账代表在《调查公司现状报告书》中，指出危机的原因，说：“据以前之报告，不外欧战方殷，原料昂贵，国内多故，金融恐慌，局长去年卧病三月，副局长去年亏空累万。凡此诚足致病之由，然皆外感而非致命之原因也。致命之因有三：进行无计划为其第一原因，吸收存款太多为其第二原因，开支太大为其第三原因。有此三因，即无时局影响、人事变迁，失败亦均不免。”为渡过难关，陆费逵在董事会议上，提出与商务印书馆联合。由于商务决策层意见不一，双方协商未果。陆费逵推荐史量才继任局长，董事会决议照办。史先表示同意，旋即来信作罢。这时，常州巨商吴镜渊出面联络富商士绅，组织“维华集团”，垫付部分款项。董事会又决定本局全部财产由徐静仁、吴蕴斋、史量才等组织的新华公司承租经营，并签订草约。10月，董事唐绍仪等人提出邀集商会正副会长及各债权人议定存款分年分期摊还办法。11月，结束出租，收回自办。12月，临时股东会议上，同意陆费逵辞去局长职务，暂任司理，各职司均归管辖。就这样，中华书局终于躲过一劫，避免了关门倒闭的命运。
由此可以断定，“刘文”、“山文”的错误在于：其一，中华书局增加股份的时间、数额不对；其二，“民六危机”并不是由于沈知方“远走高飞”、“另创世界书局”而致“资金搁浅”；其三，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就联合之事，由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根本没有签订草约。所谓要求商务“吞并”中华，也是不实之词；其四，陆费逵没有“被扣押”，也就不可能由史量才“保释出来”；其四，“民六危机”风险，并不是仅凭“维华集团”的贷款才得以度过的。
（三）关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刊。“刘文”中说：“1918年出版的马君武译卢梭《民约论》，1920年开始出版的《新文化丛书》和1930年开始出版的《社会科学丛书》等等，都堪称经典之作。1921年出版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1914年创办《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1922年又出版了《小朋友画报》”。“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陆费逵又担任了总经理。在他主持下，增刊《解放与改造》《学衡》《少年中国学刊》《中华书商月报》等杂志。”“山文”中指出：“中华书局先后出版刊物有：《大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儿童报》、《留美学生季报》、《中华英文周报》、《解放与改造》、《心理》、《论衡》、《小朋友》、《国语月刊》、《新中华》、《小朋友画报》、《少年周报》、《中华英语》、《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等等，也算洋洋大观了。”
就上面所提到书刊而言，其一，“新文化丛书”和“社会科学丛书”，均是多本书籍组成，“刘文”中说“都堪称经典之作”，误将多本书籍组成的“丛书”当成一部书。1921年李达翻译的两部书，均属“新文化丛书”之列。其二，“刘文”和“山文”所列中华书局的刊物《少年中国学刊》、《中华书商月报》、《中华儿童报》、《论衡》，纯粹子虚乌有；其三，《学衡》、《心理》、《留美学生季报》、《国语月刊》，都只是由中华书局印行的刊物，与自行创办的《中华教育界》、《大中华》等刊物不同；其四，《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北京新学会创办于1919年9月，原为上海时事新报馆为之代理经售。1920年改为《改造》月刊，第2卷起由中华书局印行；其五，《中华教育界》为中华书局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所谓的“先后出版”，也没按“先后”的时间来列。
四、结束语
毫无疑问，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史料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人们在面对研究对象时，由于受感情、阅历和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要真正做到以史料为基础，即论从史出，确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从“刘文”和“山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尊重史实，端正学风的重要性。
首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所谓史料，“就是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历史研究是人们以史料为对象，运用一定的方式和手段，通过去整理、比较和分析，以得出合乎人类发展规律的文化创造。不言而喻，历史学的功能在于“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提供给后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以把握今天，面向未来。所以，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研究，换言之，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胡适说过，历史学家“全靠用最勤劳的功夫去搜集材料，用最精细的功夫去研究材料，用最谨严的方法去批评审查材料”。
对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的研究，中华书局的档案、陆费逵的文章，以及当时人的记录等资料，是我们得出正确结论的前提。像“刘文”、“山文”那样，无视一些基本的史料，必然导致错误的判断。同时，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和方法去剖析，不能为了削足适履而曲解史料，以致倒因为果、自相矛盾。
其次，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养成良好学术素养。任何学术研究，离不开前人所付出的努力，离不开前人所得出的研究成果。继承和尊重前人的成果，以求研究上的创新，是十分重要的学术素养。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前人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应当如此。如对于中华书局的创办人，早在10多年前的1992年，钱炳寰先生根据档案史料，考证得出沈知方不是创办人之一，并非一开始就任副局长，但直到今天，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仍有许多学者坚持旧说，继续以讹传讹。
第三，强化学术责任，“写负责的文字”。当今学术界，人们越来越强调学术规范，强调学术态度。对于抄袭、剽窃等腐败学风深恶痛绝，提倡“绿色学风”。但是，治学不严谨，随意性太强，同样是一种不良学风。著作者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在于传播正确的知识，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1932年7月，著名学者罗家伦撰成《读标准的书籍写负责的文字》一文，指出读到“坏书”，不但无益，“反而有非常的害处。错误的、不正确的知识，比毒药还要厉害。毒药不过毒坏人的身体，坏书简直毒坏人的心灵。一包毒药不过害死一二个人，一本坏书可以害死无数的人。”他强调：“一个时代要产生标准的书籍，必须这个时代著作的人，能够有种著作的道德，去写负责的文字。”“为青年、为民族、为学术、为真理，大家都应当努力造成一种读标准的书籍，写负责的文字的风气！”这里，他指出了著作者的学术责任，对于形成良好学术风气的重要性。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多一份责任，就会少一份错误。否则，错误连篇的文字，以不正确的信息传达于人，以不正确的知识灌输于人，贻害无穷，这是学术界同仁应当引以为戒的。
[作者简介：周其厚，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