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国民党教育部及其所设的电化教育委员会在抗战前和抗战重庆时期的具体工作，主要可见当时曾担任电化教育委员会秘书的杜维涛在1946年所作《电化教育的回顾与前瞻》一文。该文转引如下：“……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由政府正式提倡并主持施行，是从民国二十四（1935）年开始，至今不过九年的历史，这九年之中，教育部及全国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电化教育的实施如下：
一、制颁法令。自二十四（1935）年起至现在止，教育部共制颁电化教育法令二十七种，期间因时间及环境变迁已经废止或不适用者大约有一半，现在还适用的不过十多种，最重要的如《电化教育实施要点》《各省市电化教育辅导处组织规程》《各省市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组织通则》《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章程》等。
二、建立机构。二十五（1936）年起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指定一人专办电化教育行政，并将全省划分若干“教育电影巡回施教区”，及“播音教育指导区”，分别实施电影及播音教育。二十六（1937）年底止，全国共有教育电影八十一区，播音教育四十六区。另于部内设立电影教育及播音教育两委员会，司设计指导之责，二十九（1940）年部内社会教育司增设第三科，专办电化教育行政事宜，又将两委员会合并改组为电化教育委员会，此时各省教育厅多增设电教股。三十（1941）年起各教育厅一律遵照部令设电化教育服务处，现在改称辅导处，办理全省电教技术辅导及示范施教，颇有成效。至全省电影区及播音区，则合并改组为电教工作队，三十一（1942）年全国有四十一队，现在有二十七队。
三、培养师资。战前教育部曾举办《全国中等学校及民众教育馆无线电收音指导员训练班》一班，及《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两届，后者共训练二百五十六人，二十七（1938）年续办电教训练班一班，受训学员六十六人，同年金陵大学设立电化教育专修科，由部辅助经费，三十六（1947）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开办电教专修科，两专科共有毕业生百余人，三十二（1943）年教部举办电影艺术人员训练班，学员十三人，本年九月教部将社教学院电教专修科改设为国立电化教育专修科学校。又自三十（1941）年起，湘、滇、川、甘、桂等省，都曾举办电教训练班。
四、制发影片及袖珍片。战前教育部自制的影片有《我们的首都》等三部，电教会成立后自摄或剪辑的影片有《看图识字》《法币》《世界风云》等十四部，袖珍影片《文天祥》等七部，三十（1940）年筹设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三十一（1942）年元旦成立，迄至现在止已完成影片《重九》《谷雨》《家庭副业》《疟疾》《采煤》等三十余部，及《新疆》袖珍片一部。又教部设有“教育电影画片社”绘制《生生不息》活动画影片，即将完成。三十三年（1944）起又与金陵大学合作摄制国民教育及社会教育袖珍软片，各省及部属社教机关放映电影所需影片，均由教部按照《教育影片流通供应办法》，分别按期供给，延至现在止计共发出影片一千九百十九本，袖珍片二百九十一本。
五、购发器材。二十五，二十六（1936，1937）两年内，教育部购置收音机二千三百二十架，电影机与发电机各八十一架，分发各省应用。抗战以来，国外电教器材内运困难，国内自制产量也骤形减少，所以对各省电教器材的需要，多不能按预定计划供应。但这几年中仍能购进电影机二十二架，袖珍影片放映机五架，教育影片一百三十二本，收音机五百八十八架；共发出电影机五十架，袖珍影片放映机二十三架，发电机四十二架，收音机五百八十八架。现在由美国及印度所定购的电影摄制及放映器材，已有一部分运到，开始分发应用，大部分还在启运之中。至为适应战时乡村没有电源地方的需要，教部曾设计制造植物油袖珍片放映机三十架，电石袖珍片放映机四十架，前者已分发各省，后者亦开始分发。又教部于二十八（1939）年与金陵大学合办播音电池厂一所于重庆，以所制干电池供应各省教育机关应用。三十一（1942）年起交由该校自办，以后每年向各地干电池厂定货分发各省市应用，或折发代金币各省自购。
六、教育播音。示范施教。二十七（1938）年教育部成立第一第二两社会教育工作团，都按时放映电影，三十一（1942）年改组成立川康西南，及西北三社教工作队，也都注意电影及播音的示范施教工作。又二十七（1938）年二月成立第一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三十一（1942）年四月改组为教育部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均系以实验电影施教方法为中心工作，历经湘、鄂、川、黔、滇等省，巡回施教，受教民众达百余万人，三十二（1943）年八月并入川康社教工作队成立第四支队。又自三十一（1942）年起教育部在陪都及迁建区一带，放映电影共一百二十四次，观众共达三十九万一千五百五十人。以上所述是电化教育在过去九年间施行情形。从二十四（1935）年开始至二十六（1937）年终为草创时期，虽然制度，方法，及人才都为完备，但器材方面相当充实，所有从业人员都凭着一股热忱，筚路蓝缕以创业精神努力工作，所以进步很快。不幸自抗战以来，电教工作因器材与经费的困难，转入受挫时期，各省市电教工作渐次减少，机构逐渐裁并。教育部虽竭力设法补救，亦仅能维持现有的数量，很难加以改善，更谈不到扩充，这是限于物质的条件，诚然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在这抗战期间，电教的基础和制度已经建立，方法已进步许多，并且举国上下已能认识电教工作的重要，而准备着战后工作的开展，电教前途实有无限光明，我们都寄予无穷的希望。现在教育部对于战后电教工作的开展，正在草拟种种计划，……”[24]
（五）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
抗战后期，主要从事教育影业的机构则是成立于1942年的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简称“中教”。该官营教育电影机构由国民党教育部创办，在出版于建厂之初的《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概况》一书中谈到设厂原因：“中国之提倡电影教育以来，其所感最大困难，即为缺乏放映机械及适当之教育影片，致过去电影教育之推行，颇有贫乏之现象。抗战军兴之后，因电影宣传效率之大，故更为各方所重视，而影片恐慌更加严重。本部有鉴于此，爰有教育电影制片厂之设立。”[25]直到1946年6月“中教”随国民政府迁回南京的三年多的时间之中，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所有的摄制工作全部交由该厂办理。“中教”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业已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完善的阶段，有了专门从事教育影片生产的制片机构。
“中教”在抗战期间，地址设在北碚北温泉后山松林坡涛声阁内，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厂长为李清涑，副厂长为余仲英，厂中还聘有主任导演史东山，导演孙瑜，主任技师裘逸苇，投影冯四知等。该厂在北碚的成立，得到了民生公司经理卢作孚、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等的支持和协助。在该厂的编制里，除了设有正副厂长以及下属的秘书，材料室，会计室，推广组，摄制组，总务组，编导委员会之外，还有一个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指导委员会专门对该厂的生产进行指导。并且，“中教”的厂长也需直接听命于该指导委员会。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的“本厂指导委员会组织大纲”中规定：“本会设委员十一人至十九人，由教育部就各有关电化教育业务机关主管人员，电化教育专家及热心电化教育人士中聘任并指派总务司司长，社会司司长及电化教育主管科科长充任之”。而该指导委员会的任务则是：“（1）关于制片事业之计划事项（2）关于教育电影剧本及成片之审核事项（3）关于电影器材之购置审核事项（4）关于本厂经费之稽核事项（5）关于本厂之法规审核事项（6）关于本厂之工作报告之核转事项（7）其他有关厂务进行之指导事项……”共十二条。指导委员会成员有：陈果夫（主任委员）、何应钦、张道藩、潘公展、王星舟、郑用之、罗学濂、顾毓秀、李清涑。指导委员会的设置使得教育部更能直接掌控制片厂的各项生产，使其不至偏离政权宣教的需要而能够真正成为政府的喉舌。由此可见，比之于同一时期的“中制”，“中电”，“中教”有着更加完备的官营体制。“中教”的制片计划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它规定：“1.每年根据要目拟定制片细目；2.每月各出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片一种；3.软片概用16毫米；4.暂用默片将来兼制声片；5.参用卡通画；6.字幕用正楷，用中国固有兴款方式排列；7.每片说明兼有教育教材与教育教学法；8.目前不长期聘用演员，充分与各学校机关合作；9.在抗战期间每厅至少复印四本”[26]。
事实上，“中教”虽然订立了较为系统的制片发行计划，并且属于国民党教育部优先照顾单位，但也直到1942年10月左右才逐步开始工作。在国民党新闻处编发于1947年的《电化教育》一书中就提到，“中教”成立之初，“适值太平洋战时，对外交通遂告断绝，所有在香港定购之器材，概未能运入，致使无法工作。后经呈请教育部分别在印度及美国定购器材，至1942年9月间印度所购器材，始运入底片两万尺，其他概未购得。而底片来时又逢雾季，致无法利用日光，工作仍不能进展。在美国所购器材，1943年9月，始在美交货。”[27]这段时间，“中教”只能用教育部提供的旧有器材来展开制片工作。
在抗战期间，“中教”的工作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筹设期（1942年1月—4月）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聘请人员，购置设备，修建厂房，订立基本法规以奠定工作基础。第二期为编定剧本时期（1942年5月—9月），因为此期“在印度所购置器材未至，厂中仅有收来之过期软片一两千尺”[28]。于是，这时“中教”除利用这些过期软片拍摄当时国民政府急需的“学校军事管理片”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编辑剧本，共编成剧本20多本。第三期（1942年10月—1943年6月）是“中教”的初步工作期，此期内印度底片运到了二万尺，但没有正片，又逢重庆的雾季，此时“中教”又并无内景拍摄的设备。因此，为保证拍片工作的进行，他们一面创制裁片机、打孔机，并向中央电影场商让35毫米胶片5万尺，裁为16毫米片应急；一面利用日光时期，借用中央摄影场内的景物，开拍了《重九》，《家庭副业》，《谷雨》等片。但本期“新编制尚未决定，已有人员仅能担负一组之拍片工作，故工作进展迟缓，及有所成，而裁片机未成，亦不能复印公映”。
“中教”正式开始运作是在第四期（1943年7月以后），此期内，裁片机已经完成，复印工作也可进行，重庆进入夏季，日光充足，“可以随时利用”。“中教”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又招揽了一批技术人员，利用露天布景正式开始教育影片的摄制。如1943年的《简讯——重庆通讯》中就提到：“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三十一（1942）年摄制陈果夫先生所编《移风易俗》长片中《重九》分幕，现已完成。三十二（1943）年度工作计划及制片细目亦报经教育部核定，闻本年度预定摄制长片两部及短片二十部，以地理教育为制片中心，《移风易俗》长片中的《谷雨》一幕，现正在摄制。……最近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已决议聘请史地专家十一人拟定史地教育影片编制方案。俟编成后送由该部所属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云。”[29]以及“【中央社】重庆八月十三日电，中华教育制片厂新近摄制之《谷雨》影片现已完成，《夏令营》，《战时的陪都》，《疟疾》诸片正在摄制中。导演史东山现已应“中教”之约，参加该厂导演工作。”[30]“因此，七、八、九三月中，摄成之片较多，收获极佳”[31]。此后“中教”几乎总揽了所有国民政府教育电影的摄制工作，并且制片厂的建制也逐年扩大。这首先表现在该厂历年工作人员人数的增加上。从1942年建厂时的22人，1943年增加到46人，1944年为52人，1945年为53人，1946年为54人，1947年则达到了65人。其次，也反映在该厂的开办经费上。“中教”1942年建厂经费为220000元，在1942年增至408000元，1943年为720000元，1944年为1469880元，1945年达到4277480元，1946年为14967000元（即使扣除法币贬值的部分，也可见其营业量在那几年间的快速增长）。[32]
至1945年，“中教”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当时金陵大学教授孙明经在其所著的《本刊主编访渝印象——中国电教已达发芽期》一文中就论及了主要包括“中教”在内的重庆教育电影事业在抗战非常时期的新的繁荣。文中写道：“本刊主编孙明经先生于四月二十四日因公飞渝，下榻两浮支路中英科学合作馆，顷遽来函称在渝遍访各电教机关，及于电教有关之人士，所获印象极令人振奋，“中国电教已渡过漫漫长冬而达发芽期矣。”孙主编已订五月十五日飞返，兹先摘要发表其所获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