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西方社会实行政府与媒体分开的政策，但这些母国为发达国家的媒体的“西方性”还是客观存在。“例如，《纽约时报》社论版在2002—2003年之间从未报道过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武力威胁的禁令而使用武力威胁伊拉克的行为。”“美国违反国际法进行武力威胁和使用武力，是一件具有全球意义的大事，全世界新闻媒体也是如此报道的。但美国媒体却忽视对于美国违反国际法的报道，于是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便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这样，美国政治领导人就能相对容易地操纵本国舆论来对抗国外批评家。”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西方国家全方位的优势意味着新干涉主义的施行是单向行为，几乎不存在反向实施的可能性，是一种优胜者独享的权力。“新干涉主义者不断造势，强烈要求修改国际法，从根本上清除国家主权的‘障碍’，进而建立‘以国际干预对付独裁国家’的国际关系‘新框架’，按照西方价值观和法治理念重新构建国际关系体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优势，因此，它们不必担心自己的内政遭到干涉；但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则预示着巨大的隐忧和危险。”
因此，国家传播战略需要体现中国关于人权、以及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的主张，一方面要看到改善人权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同时着力传播中国在改善人权方面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干涉主义”框架下的人权主张的政治性，需要对于不合理的国际行为加以批评。尤其是那些借口人权分裂中国的政治企图，国际传播必须及时加以揭露。同时，需要加强传播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合理合法的主张。因为，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状态都与发达国家迥异，需要在国际社会表达契合自身实际的观点。这是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战略目标，而且也是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合法的国际权利。
三、国家传播战略要反映国家的国际主张
中国的国际主张是指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整体期待、努力推进的国际发展方向，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层面。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是中国国际主张的主线，国家传播战略需要紧紧围绕这个国家命题来进行布局。
第一，在国际政治层面，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极对抗”走向了“一超多强”。但是，这个过程显然不符合超级大国的政治主张。而且，从国际政治的发展过程来看，冷战后的真正形势是超级大国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单边主义。这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行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对国际权力的积极攫取。只是，美国的单边行为始终没有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支持，对其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而采取的强势做法，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是在发达国家中，都存在着不同声音。国家间需要相互信任，国际传播的功能应该是倡导信任与合作，而不是推动怀疑与仇恨。对于存在的国际争端，不能以战争手段加以解决，而应该坚持用和平方式求解，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对于违反国际规则甚至国际法的战争行为，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立场分明。
中国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是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认为“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首先，既然联合国作为公认的权威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理应得到尊重和遵守。中国的国际传播对任何不遵循原则的国际举动都应该指出其问题所在。其次，国际政治中的平等协商需要国家间相互尊重，不能以大欺小和倚强凌弱，但是类似的国际行为仍然存在，对外传播机构需要及时披露。再次，中国一直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始终是大国政治在主导国际秩序。从秩序稳定的角度讲，大国政治具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不能因此而牺牲小国和弱国的利益。国际关系民主化则可以尽可能地降低大国政治带来的国际弊端，通过国家间友好协商，有效地保障小国和弱国的利益。
第二，在世界经济层面，冷战后的全球化趋势更为明显，并且呈现出加速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将整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国家间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优势互补。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产品、人才的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全球性扩散，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为很多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有些国家甚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而蔓延到了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包括国家、公司和个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但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问题与其取得的成就并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国际风险明显加大。就像在2008年自美国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国际货币的定价权，美元贬值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急剧缩水。而且，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国际经济失衡状态严重，延续了国际经济中的“中心—边缘”状态，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保护和贸易保护，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效果。因此，国家传播战略要把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统一到“均衡、普惠、共赢”上来。
第三，在民族文化层面，与20世纪70年代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争论时的状态几乎一样，即发展中国家劣势明显，尤其是母国集中在发达国家的跨国传媒集团兴起以后更是如此。“发达国家总是利用既有的科技优势，凭借互联网、大众传媒和各种舆论工具，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主流文化实践和价值观，以单一的视角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强调西方主流文化的一元性，预言未来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与此同时又以贬损和牺牲其他文化多样性视角为代价，所有这一切都会严重地损害其他非西方的区域性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全球性的媒介文化传播在市场中立的后面包含很多西方的价值观，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商业主义。它可以扩大文化选择，可以为人们打开眼界，但也向地方的、本土的、传统的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空间提出挑战，并侵入这一文化空间。”
面对现状，国际传播应该极力提倡文化上相互借鉴的必要性，只有尊重文化多样性，才能丰富世界文化，促进人类文明繁荣。文化全球化需要给文化本土化留有空间，缺少本土经验的文化同质化，会抹杀文化的丰富性，损害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这在当今国际社会，也正在形成共识。包括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对于美国文化产品带来的负面效果，都在做出政策调整，以求保持本国文化的独特性。“在加拿大，传播一开始即努力维护加拿大的文化独立以反对美国的霸权，同时，在加拿大内部，则坚决赞同联邦对于地方的控制，以努力维系民族情感。”比较而言，中国在文化产品传播上的劣势更加明显，所以更应该警惕文化美国化的风险。
第三节 国家传播战略与国家经济利益
一、国家传播战略要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7月发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99万亿美元，位居美国（14.25万亿美元）、日本（5.05万亿美元）之后，排在第三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猛发展的成就。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在国际舆论层面始终存在不和谐因素。“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模式论”等各种论调层出不穷，不断成为西方媒体炒作的议题。这些论调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整体环境。
“中国经济威胁论”主要着眼于中国经济的崛起速度和量度，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威胁到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的预料。西方国家一方面享受着靠中国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各种产品，一方面批评中国挤占了其他国家的就业机会。“中国经济崩溃论”主要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以及当前发展中不断催生的新问题，认为中国如果不能加以有效解决，中国经济将会走向崩溃。“中国经济模式论”主要着眼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一枝独秀，尤其是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中国非但没有经济大规模滑坡，反而在延续原有的发展速度，令西方国家重新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论调，无论是“唱衰”还是“唱红”中国经济的论调，其基本立场均是从西方国家的利益考量出发，很多时候这些论调还与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政党竞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期选举中，中国议题很多年以来都是较为重要的议题。此外，某段时期对中国持有什么样的论调，与国际局势变化和短期国际议题诉求也关系密切。比如，在国际社会分配节能减排等环保责任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被作为一个正面因素，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不考虑中国的人均经济总量，以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因此，国家传播战略需要对各种各样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论调加以分析并制定对策。这样做并不是说西方国家指出的问题没有任何道理，而是说要让西方国家知道它们提出这些论调只是看到了中国的某些方面，而没有看到中国本身具有的其他内容。就像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在2009年达到了世界第三，但是中国有13.31亿人，美国和日本只有3.07亿人和1.28亿人，中国的人均GDP是3590美元，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分别是47240美元和37870美元，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所以，美国学者哈利·R.阿尔罗德汉指出：“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外行和学者们研究和分析的重要主题，并且在这一主题上的学术研究也是各种各样。在理解中国崛起的政策影响时，分析中国对东亚和美国构成的威胁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中国威胁论’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也是适得其反的。”
国家传播战略还应该关注到的是，西方媒体炒作的话题，不仅集中于中国经济总量与总体发展的层面，还聚焦于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在短时间内形成热点，造成对中国经济的负面舆论。这从近几年兴起的“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中可见一斑。自2007年中国相继颁布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企业所得税法》和《劳动合同法》以来，“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开始浮出水面。2009年中国通过《专利法实施细则》，要求必须给予企业的专利发明人相当于专利年利润2%的报酬；2010年1月《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旨在鼓励国内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先购买国内自主创新品牌产品”。在此之后，“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急剧发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