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要点
国家传播战略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国家传播战略在实现国家政治利益上的作用
国家传播战略在实现国家经济利益上的作用
国家传播战略在实现国家文化利益上的作用
第一节 国家传播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一、国家利益：概念辨识及其内容
在国际政治范畴中，国家利益是国家进行国际行为的基本动力，是国家制订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基本依据和目标指向。1989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汉语中，“国家利益”具有双重概念。一个概念是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国家利益，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其英文为“National interest”，与之相对立的概念是集团利益、国际利益或世界利益。另一个概念是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指的是政府利益或政府所代表的全国性利益，其英文是“Interest of state”，与之相对立的概念是地方利益、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鉴于本书讨论的议题范围与指向，我们对“国家利益”的使用含义限于前者，即讨论的基本假定是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国家利益。
关于国家利益的概念，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认为，国家利益应当包括三个方面：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E.Osgood）则把国家利益具体化为四个要素，即：1.国家的生存或自我保护，包括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罗伯特·基本制度的持续；2.国家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3.国家在国内外有足够的威望；4.国家具有对外扩张的能力。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学派学者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提出了三种国家利益：生存、独立、财富。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则认为还应该包括集体自尊（selfesteem）。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将“国家利益”定义为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尤其是对大国来讲，在许多情况下精神需要的重要性不亚于物质需要。
2000年7月由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出版的《美国的国家利益》一书，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了全面界定和阐述。作为美国国家利益分析的集大成，该书将美国国家利益按重要性依次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极其重要的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四大类。生死攸关的利益是指捍卫美国生存，促进美国福祉所必不可少的利益，包括保证美国盟友的生存，并确保其与美国的积极合作，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体系；防止美周边出现敌视美国的强权或崩溃的国家；与可能成为美国战略对手的国家（中、俄）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富有成效的关系等。极其重要的利益是指这类利益若遭侵犯，将严重削弱美国政府捍卫和促进美国福祉的能力，包括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扩散；在重要地区防止、控制和结束冲突；在与军事有关或其他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特别是信息系统方面保持领先；镇压恐怖主义（特别是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等。重要利益是指这类利益若遭损害，将会给美国政府捍卫和促进美国福祉的能力带来重大消极影响，包括阻止外国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在不引起动荡的情况下，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国家大力推进多元化、自由和民主；保持国际信息传播领域中的优势，保证美国价值观对外国文化的持续影响等。次要利益则是指重要且理想的条件，但对美国政府捍卫和促进美国福祉的能力没有重大影响，包括平衡双边贸易赤字、促进世界民主发展、促进美特种经济部门的出口等。
综合而言，学者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更为宏观和抽象；政府部门对国家利益的关注更为微观和具体。但是，两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而且其中的共同之处颇多，两者都阐明了国家利益事关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对外政策与国家间关系中动用各种资源，目的都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国家利益得以实现。
总的来看，国家利益的内容丰富而庞杂，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包括主权自有、政治独立、国际地位等；国家安全利益包括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等；经济利益包括出口贸易、进口贸易、海外投资、外资利用、专利保护、产权保护等；文化利益包括本国文化对外传播、防止国外文化产品在本国的垄断、知识产权等。而且，在每个小的分类中还可以继续细化，最终落实到外交实践和国际活动之中。比如，当前中国面临的领土完整问题，包括中日钓鱼岛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的南沙群岛问题等。
国家利益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国家利益有着不同的定位和不同的诉求。正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追求更多的是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对于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重视程度相对较弱；但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国家在保持重视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同时，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得到的重视大大提高。其实，这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国家利益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客观性是指有些国家利益是始终存在的，不因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等。主观性是指有些国家利益是根据本国的形势发展以及认识程度而发生变化的，比如对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重视程度的变化。
二、国家传播战略对国家利益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传播战略包括对内传播战略和对外传播战略两个方面。鉴于本书议题，我们在此讨论的国家传播战略主要是指后者。国家传播战略在国家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其重要性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都不容忽视。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24年写就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向世人展示了国家如何利用媒介向交战国和盟国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及蛊惑人心，他说：“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经济封锁扼制敌人，宣传迷惑敌人，军事力量给予敌人最后一击。”
在战争时期，国家从来都不掩饰自身对媒介的极力利用，因为这事关重大国家利益。一战中如此，二战中也是如此，而且因为二战而发展起来的传播机构，后来又成为了冷战时期的宣传排头兵。1940年5月26日，英国政府资助的秘密广播电台（Clandestine radio）开始对**德国广播，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地下政治宣传活动。美国在1942年创建“美国之音”（VOA）的目的也是向敌国进行政治广播，以求俘获人心。同年6月，美国政府成立“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策划、组织和协调美国战时的信息传播和宣传。
1953年8月，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组建美国新闻署（U.S.Information Agency－USIA），该机构独立于美国国务院，直属白宫管辖。新闻署署长由总统任命，直接向总统报告工作。新闻署集中了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的主要手段，利用广播、新闻出版、影视等各种媒体，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推销和宣传美国的形象。二战中隶属于美国“战时情报局”的“美国之音”，归入美国新闻署管辖。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上台后，开始强调美国新闻署要“帮助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提出美国新闻署应参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新闻署开始承担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前的国外舆论和外交政策实施后的国外舆论的反应信息搜集工作。
随着冷战的开始，当初的盟友成为了对手，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冷战双方采取了新的宣传战略与策略。美国建立了三个可以穿透“铁幕”的国际广播电台：针对东欧国家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RFE）、针对苏联的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RL）以及位于被东德包围的西柏林的美国阵线电台（Radio in the Amercian Sector，RIAS）。与之相对应的是，苏联利用莫斯科电台向西方国家发起宣传，并利用技术手段干扰西方国家对西德、东欧和苏联的广播。
发展中国家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国家发展中，逐渐体悟到了国际传播的价值，体会到对外传播战略的重要性。因此，1973年，不结盟国家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建议重新组织不结盟国家的传播系统。三年之后，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建立“信息传播国际新秩序”，进行“信息非殖民化”的努力，会议在其《政治宣言》中宣示：“信息与传播领域的国际新秩序与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样重要。”由此，发起了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国际争论。由于苏联与美国的冷战状态，苏联迅速加入了这场争论，并力挺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以求阻止美国将“信息自由流动原则”适用于全世界。
但也正是苏联的加入，使得这场争论变得更为复杂，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研究传播问题的麦克布莱德委员会（Mcbride Commission）发表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Many Voices，One World）之后，美英等国对此提出强烈批评；并强力营造反对这份报告、退出这场争论的氛围，终在1983年借口信息传播问题被“过度政治化”而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3年12月30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容安澜（Alan D.Romberg）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几乎所有项目上都过度政治化，敌视市场自由、媒介自由等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以及在财政预算方面无节制地扩张。”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争论由于缺少了对手，基本上算是无疾而终。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看出国家传播战略在国家间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起这场争论，就是因为他们无法应对美英等发达国家的信息传播，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向传播，以至于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都是由美英等国的媒体所塑造的，其中包含的偏见、片面、武断，甚至是错误认识，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利益损害。国际信息流动显失平衡，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传播内容的国际出口，而这些国家却没有能力参与国际传播竞争，缺少表达自身声音的资源和能力。
实事求是地讲，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状态仍然没有改变。数据显示，当今全球50家媒体公司占据了95%的世界传媒市场，90%以上的新闻由西方媒体垄断，其中有70%是由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等巨型跨国传媒集团控制，仅美国就占据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市场调研表明：在全世界跨国流通的每100本书中，就有85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在跨国流通的每100小时的音像制品中，就有74小时的音像制品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这种状况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实现。
三、国家利益实现需要国家传播战略的密切配合
今天的时代是传播的时代。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传播全球化，在更高程度上要求国家传播战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且，没有国家传播战略的配合，国家利益的实现将会遇到很大阻力，或者国家利益实现的成本将会加大。从国家利益实现的途径来看，一方面是国家凭借自身的硬实力，即政治、军事等；另一方面是国家具有的软实力，即文化、价值观等。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是，“在传统的力量政治世界中，典型的问题是谁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能赢。在信息世界中，政治‘可能最终依赖于谁的故事能赢’。”显然，“讲故事”主要依赖于传播机构，以及国家传播战略中如何对“故事”加以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