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欧阳宏生
采访者：孔令顺
2006年，欧阳宏生教授的《电视批评学》正式出版，被有关学者认为是“电视批评学”学科诞生的标志。其实，欧阳教授对于传媒理论特别是电视研究的学术创新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初现端倪。80年代中期，他在我国较早地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果应用于新闻传播研究，拓宽了新闻学研究的路径；90年代，以他担任总撰稿的《中国电视论纲》创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理论，为中国电视理论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十多年来，欧阳教授先后主持了两项国家社科课题、十多项部省级课题，出版了《新闻学论集》、《新闻写作学概论》、《广播电视学导论》、《纪录片概论》、《电视文化学》等一系列著作，主编了两部国家规划重点教材，发表论文190多篇，著述300多万字，多项成果填补学科空白，多次获得国家、省人民政府社科奖励，2001年获“全国首届‘十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称号。在广泛涉猎新闻传播诸学科的基础上，欧阳教授近年来尤其致力于电视批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建立电视批评学这一新的学科，同时还卓有成效地进行着电视文化理论的研究。基于此，本刊对欧阳教授进行了专题访谈。
孔令顺（以下简称“孔”）：您的《电视批评学》系统论述了电视批评的性质、作用和方法等基本范畴，是我国第一部把电视批评作为一门成型的学科并系统进行研究的学术理论著作，被有关学者认为是这门新学科诞生的标志。那么就您来看，电视批评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又是什么呢？
欧阳宏生（以下简称“欧阳”）：电视批评理论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中介性研究，具有研究对象交叉复杂、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丰富多样、既重学理性又重应用性等特点。说到电视批评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个话题，我想，其实作为任何一个学科体系，要想最终成立的话，都是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的：首先是要有自己明确的学科研究对象；其次是要有清晰的学科研究思路和逻辑方法；还有就是要形成自己的学术研究团队和出现该学科的代表性人物。换句话也可以说，标志一个学科开始独立的重要特征，就是考察其是否具有了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学理完整性、对象自足性和人员普泛性。
孔：我们知道，其实早在2000年，您就出版了《电视批评论》。由“论”而“学”，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欧阳：《电视批评学》立足于现时的电视批评，努力拓宽研究视野，在我原来《电视批评论》的基础上，理论框架进行了大的调整，并在研究的深度上进一步下工夫。它从研究电视批评的性质、作用入手，考察了中国电视批评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通过梳理西方电视批评主要流派及研究状况，探究了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在对电视批评学这一学科的理念阐释的基础上，探寻了电视批评的美学思想特征，以及电视批评者的主体意识。在批评方法的具体论述中，该书运用社会学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结构主义、心理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社会与自然学科的研究成果，分析并阐述了电视文本、电视现象、电视思潮、电视节目形态以及电视创作主体的评判研究方法和不同批评文本的类型和特征。此外还从选题入手，具体描述了电视批评的评析过程和基本类型，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批评原则。作为一部电视批评学科的著作，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理论性，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该学科发展的新知识、新动向和新成果。
孔：似乎从上个世纪90年代，您就开始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批评理论而努力。那时的中国电视批评现状可以用“散”和“乱”来概括，理论建设几乎更是一片空白。当时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欧阳：电视是当今公认的第一传媒，在现代生活中，看电视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电视去理解大千世界和新事物，同时，电视也在潜移默化地不断影响和建构我们对社会生活及人际关系的基本观念。因此，对电视这种现代生活媒介进行价值判断、指陈得失的电视批评在电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就显得至关重要。普通观众对所看节目的评价往往会是随感性的、即兴式的褒贬，这些只言片语的评论是出于对电视的直觉和个人的爱好，但一些专业人士出于谋求电视商业利润的考虑，以收视率、市场占有率等数据材料来评判电视传播内容的优劣，这实质是以经济目的来决定的商业经营行为。不管是观众的随兴式评价还是市场的经营公司对电视的评论都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批评。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以及电视文化的多样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批评理论体系势在必行。
孔：以一人之力，创建一门学科，难度可想而知。但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相关学科门类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吸收。没有借鉴和吸收，新学科就成了空穴来风；而完全是借鉴和吸收，新学科的独特性和针对性又会受到影响，您是如何来解决这一难题的呢？
欧阳：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了一个很长时间以来都争论不清的问题，就是“体”和“用”的问题。原则上讲，无论是什么研究方法，也不管它是哪个学科体系的，只要适用于“电视批评学”的建构，我们都是可以借鉴的。比如，我上面曾经提到的社会学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等，当然，也包括了我和我的学生们所能接触到的一些更新的理论方法，如女性主义、阐释学、生态批评理论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借鉴的是多还是少，而在于这些方法所用来分析和服务的对象是谁，只要坚持一个底线，那就是电视批评基本对象的不变，那么这个学科体系的独立性就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是现在理论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要想在这样的情势下，完全保持一个纯而又纯的学科体系，我认为可能性不大。除非，一是故步自封、抱残守缺，二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但这样一来，离这个学科的衰亡也就不远了。没有了新鲜和充盈的血液来补充，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都是可怕的，也是悲哀的。
孔：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批评理论体系，这个“中国特色”应该如何来理解？
欧阳：电视批评与某种知识传统、教育体系及文化共识相关并为它们所界定。电视批评在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上的广泛借鉴与更新必须与本土的电视实践及文化传统相适应，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新世纪以来，西方电视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批有影响的电视理论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中国电视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其放在相应的参照系中，由此更加凸显出其独异性。但是，这些理论毕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我们力图通过考察中西方电视的不同步发展和迥异的电视语境，把研究置于我国转型期社会文化特定的背景与视野之中，并对伴随着文化转型的美学转型和批评转型本身进行深入剖析。同时对发展变化着的批评文本和经验做细致严谨的文化分析和文本分析，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基础上，科学地借鉴西方的理论资源，建构出有效应用于中国现实的电视批评理论，避免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和西方标准的批评研究误区。中国的电视文化是中国本土的产物，随着中国电视的发展壮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批评学就显得日益重要。中国电视文化必须要用中国的理论，而不能不顾国情地照搬国外理论，这里面也有一个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只有也必须立足于自身，才可能使电视批评有着长久和良性的发展，否则很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中国电视理论研究永远“失语”的状态。
孔：2008年，中国电视迎来50华诞。作为一个电视批评学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国这50年来的电视批评的？
欧阳：最近，我们在做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研究工作，这也是很早就想做的一个工作。电视批评学科体系的成熟和完善，既需要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方法论的确定，也需要有对本学科历史的深入研究，没有对学科历史的清理，我们便无法在历史的语境中去还原和把握研究对象，也就无法去进一步推动这个学科向前发展。在收集整理中国电视批评半个世纪以来资料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可以将中国电视批评50年来的发展，划分为1978年以前的萌芽初创时期、1979至1985年的起步发展时期、1986至1992年的拓展建构时期、1993至1999年的理论自觉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建构时期等五个阶段。在这五个发展阶段中，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批评理念、精英文化意识主导的历史审美批评理念、本体建构意识主导的学术批评理念、民族意识与西方理论杂语喧哗织就的文化批评理念、产业主管部门与媒体经营者联合缔造的产业批评理念，又以相对齐整的姿态占据了各自相应时期的主流话语位置。五个阶段、五种批评理念之间的演进与嬗变架构勾描出中国电视批评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轨迹。
孔：其实，电视批评与电视实践可谓如影随形。可能从电视诞生的那一天起，电视批评就已经存在了，只是还处在一种自为的状态，缺乏一种自觉的意识，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欧阳：不是可能，是确实。电视批评和电视实践是同步的，但这不是说在理论研究上也是同步的，最初的电视批评，可能只是对于某个技术问题，或者是某个细节的关注，可能只是几句话、几百字的即兴式的点评，但你不能不承认它也是一种批评。在理论上，这个时候的电视批评的确还不能说是自觉的，“即兴”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是自发而缺少系统性的，理论审视远远逊色于实践操作。
孔：电视批评对全面客观地解析电视的本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云“五十知天命”，中国电视批评似乎也到了一个应该认真进行清产核资的节点。那么，50年来，中国电视批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欧阳：近年来我国的电视批评跨过发展阶段进入了自觉阶段，其表现为电视批评形式多样化、规模化，电视批评争鸣意识、创新意识增强，基础理论加强，电视批评更加科学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电视批评已经成为媒介批评中的一门显学，吸引了大量学者和研究人员。举例来说，我招了六届博士生，报考电视文化方向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而且来自的地域也更为广泛，从东北、华北地区，到浙江、安徽、福建等东南、华中地区都有。我对2008年报考我的40多个博士生做了调查，有40％的考生是希望能在电视批评这一领域有所建树，可见电视批评已成为一代学人的学术追求。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局面，也是电视批评学科发展所应该具备的基本人员条件。一方面，这印证着电视批评学术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是在表明电视批评下一代研究人员的胸襟和视野可能更为开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电视批评正向着这个目标发展。
孔：但毋庸讳言，目前还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
欧阳：是的，诚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虽然目前我国电视批评繁荣兴旺并逐步走向科学化，但在批评实践中仍存在着商业化炒作、追逐学术时尚或简单回应电视政策的种种偏颇，同时大量存在止于印象、偏重随感及时评式批评，缺乏学理深度和专业标准等问题。这些，都是急需我们解决的。另外，也需要我们的研究人员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为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我寄语我的学生和广大学子的一个心愿吧。
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现了问题，也就明确了出路。那么具体来看，这些问题应当如何来解决？
欧阳：我是这样看的，有些问题可以速效解决，有些则不行，需要慢慢来。中国电视批评的问题在于一个是声音杂乱，一个是学术根基薄弱。对批评者及研究者自身而言，我还是要强调一个视野和胸襟的问题，目光放远一点，视野开阔一点，学术认真一点，研究勤苦一点。有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研究视角，不要轻易放弃，或许你会有更好更新的发现。学术批评和理论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致用，实践性是其始终都不能放弃的归宿和奋斗目标。刚才所谈到的商业化炒作、追逐学术时尚、简单回应或图解电视政策等，就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个“致用”问题而导致的。我们说致用，不是说就要立竿见影，而是说怎样在长远的意义上对电视实践有所助益。中国有“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古训，在电视批评中，我们与其对电视实践做出一个结论性评述，“捧杀”或“骂杀”，反而不如给实践者以一个切实可行的反思与审视逻辑，帮助他们学会自审，真正让电视创作者“明辨”而“笃行”起来。
孔：电视批评，基本的构成是不是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包括批评的主体、批评的客体和批评的方法？
欧阳：是这样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学科研究的基本逻辑和范式，电视批评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