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阿拉伯医学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较大。首先是通过海外贸易，许多产自伊斯兰地区的物种的传入，例如香料，扩大了中医取材入药的范围，其次是自成体系的伊斯兰医学随之传到中国。有学者指出，“传统中医是以汤药为主要剂型的，而传入中国的伊斯兰医则多用树脂类药，富含挥发性油，如果仍然熬制，势必失去其有效成份。因此，根据医治目的、药的性状之不同，做成丸、散、膏、丹、酊等。从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看到，这些进口药材已有制成丸、散者。到了宋代，这种情形则十分普遍。”元代伊斯兰医学在中国的传布更为广泛。元朝设置了“广惠司”，“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在大都和上都则设置“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元代秘书监中，存有“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在阿拉伯语中原词是Tibb，意思是“医、医学”，因此这些文献就是伊斯兰的医学书籍。今天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尚能见到明朝的抄本——《回回药方》，全书共36卷，现仅存4册，大部分散佚。该书是一部翻译作品，“研究结果说明，《回回药方》的原本不是流行于伊斯兰世界的医学著作，而应是在中国土地上以伊斯兰世界各种医学名著为基础编纂而成的。”
这当中有著名的伊本·西那《医典》，它“应在《回回药方》出现之前即已传入中国”，“对《回回药方》的成书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元明时代人们心里，一些回回医人有着神奇的医术，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对回回人的神奇医术有过描述。该书卷22“西域奇术”载，当时一位叫任子昭的人在大都时，他的邻居小儿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割开上额，取出小蟹一只，坚硬如石，手术后，此小儿头疼果然痊愈。《回回馆译语》“鸟兽门”收有“蟹”一词，音译为“塞儿汤”。据刘迎胜考证，该词在阿拉伯/波斯语中原词是sartan，这个词不仅是蟹的意思，还指癌、恶性肿瘤，所以“西域奇术”记载的是一次肿瘤切除手术。回回人有行医的习惯，明清时代牛街回族尚有行医传统，一些具有较高医学水平者还任职政府的医疗机构如太医院，有人则以垂帘售药为生。上文所述北京牛街志书——《冈志·人物》中记载了马予良、刘裕铎、白业广、茅思范等“精歧黄之术”、医术高明者，多有在太医院任职的经历。牛街著名的从医者还有赵士英。
穆斯林语言文字对回族有重要的影响。波斯语“从回历四世纪起……逐渐成为穆斯林世界东部的文学用语”，由于元明时代中国与穆斯林东部世界联系密切，往来频繁，波斯语对回族而言影响更突出。元代通行蒙古文、回回文、汉文，鉴于回回文字的重要性，元代在重要的机构内设立回回掾史、回回译史、回回令史等官职。学者们认为，元代所谓“回回文”就是波斯文。明代延续了元代传统。明代官方从事波斯语文教育、翻译工作的机构是“四夷馆”和“会同馆”中的“回回馆”，他们为培养波斯语人才编撰了教材——《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相当于汉语—波斯语分类词典。《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是记录元明之际回回人语言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对它的研究对认识回回人从外来移民集团到中国本土少数民族的演变过程和中古时代后期东亚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据刘迎胜研究，当时回回馆所教授的波斯语语音与今天伊朗标准语音德黑兰方言略有区别，更接近于阿富汗的“达里语”（Darī）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塔吉克语（Tājikī），即波斯语中亚方言。回族穆斯林口语和经堂语中波斯词汇的读音也接近达里语和塔吉克语，这与回族的主体来自中亚有关。
波斯语、阿拉伯语植根到回族文言文化当中。回族接受汉语为本民族通用语言之后，阿拉伯、波斯语的一些词汇仍然在回回人中使用，汉语夹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共同使用，成为回族非常有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在回族经堂教育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在前述“十三本经”（亦称“赛拜嘎”经）中的《连五本》、《遭五·米素巴哈》、《满俩》、《白亚尼》等是讲述阿拉伯语语法学、修辞学的重要著作。经堂教育中的山东学派则强调波斯语与阿拉伯语并重，将波斯语的学习称为“过法而西”（Fārsī），著名经师常志美编写了波斯文法书——《海瓦依·米诺哈吉》，不仅受到穆斯林学者的称誉，还流传至中亚地区，“斯经也，不但秉公诸学者称誉一时，有西域云游过济之辈，录此二经带回天方诸国”。现在人们在北京、南京等地陆续发现此书的多种抄本，引起国际伊朗学界的重视，伊朗方面将该书影印出版，有学者称该书可能是非伊朗人写的波斯语语法书中最早的一部。
由于回族穆斯林和中亚、西亚伊斯兰地区的天然联系，他们也在中国官方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中发挥作用。明朝在翻译外来文献和对外交往中重用回回人，四夷馆设置后，最初担任回回馆教师和翻译回回图书者多为通晓本民族语言的回回人，之后也有回回人任职。明代回族航海家郑和曾率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到达过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要出使这些穆斯林地区就需要懂得穆斯林语言的人才作为翻译，也就是通事。从文献记载来看，郑和出使前曾面向全国征召懂得穆斯林语言（主要是波斯语）的人才，《重修西安羊市大清真寺记》中记载，“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被征召者还有会稽人马欢和杭州人郭崇礼，“他们入选下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回回人，会译语，即波斯语。” 随行的回回穆斯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欢著有《瀛涯胜览》，保留了当时穆斯林地区的大量资料。
（作者简介：王东平，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儒学与东亚地区的文化共有
张昭军
儒学是东亚国家共有的文化遗产，它诞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时代，但不为中国所专有，朝韩、日本等国也有漫长的儒学发展史。至迟不晚于公元前二世纪，朝鲜半岛已出现能背诵《论语》的学者。公元四世纪初，百济人王仁将《论语》携至日本，揭开日本儒学的历史。
进入21世纪，儒学在东亚各国再现热潮。2000年10月开始，韩国国家电视台（KBS）每周播放2小时的《论语》讲座，持续时间达1年之久。主讲人是韩国高丽大学教授金容沃博士。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中国中央电视台连续7天播出专题讲座“于丹《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论语》是日本高中的必修课，深受日本人的喜爱。2007年，中国学者于丹所著《论语心得》的日文版《论语力》在日本热销。2008年1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会见了来日讲学的于丹教授，并围绕《论语》进行了亲切交谈。这说明，儒家学说在当今东亚诸国家仍有相近的际遇、共同的表征。
历史地看，儒学正是在东亚诸国间的交流与互动中才得以发展。因此，承认儒学的国际性和普遍性，东亚各国才可能从文化传统上更为客观地反思自己、认识对方。本文的视点基于儒学与东亚三国中、日、韩的文化共有，揭示东亚文明的历史传统。
一
学界在讨论朱子学时，往往以中国为中心，从而形成了宋代程朱理学到明代阳明心学的单线构图。实际上，朱子学已跃出中国，成为东亚各国封建王朝后期的共有哲学。朱子学在中国由盛而衰，至明代以阳明心学为主帜。与此不同，朱子学在朝鲜得到长足进展，向前实质性地推进了一大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性理学。
14世纪，朝鲜李朝建立后，儒学上升为国学、国教地位，成为立国之本和官方哲学，影响朝鲜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朝鲜的儒学，既以中国宋代的朱子学为基干，又有大的创新和发展。
16世纪，也就是中国的阳明心学大盛的时期，朝鲜的性理学开花结果，士林派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主要有徐敬德（花潭，1489—1546）、李彦迪（晦斋，1491—1553）、李滉（退溪，1501—1570）、金麟厚（河西，1510—1560）、奇大升（高峰，1527—1572）、李珥（栗谷，1536—1584）等人。其中，李滉是朝鲜性理学的集大成者，著有《圣学十图》、《理学通论》、《心理释疑》、《退溪集》等。他所编纂的《朱子书节要》被视为攻读《四书》的阶梯，在朝鲜及日本、中国广有影响。他比王阳明（守仁，1472—1528）小29岁，出生时，朱子已死三百余年。性理学在他那里有突破性理解和创造性转换，故其学问被尊称为“退溪学”。退溪学并不限于学问领域，在其后学的努力下，尤其是其后学掌握政权后，李滉的思想学说被广为传播，深入到朝鲜社会的方方面面。
李滉将中国儒家孟子的“四端”说和《礼记·礼运》的“七情”说加以改造，以朱子理学为基础，提出“四端七情”的心性论，将“心”与“理”联结，将理气论服从于心性论。李滉终生奉朱熹为师，并排斥阳明学说。但从具体方向上看，他与朱熹所关心中心议题还是有所差距。他既不像朱子那样，把对宇宙本体的探究以及对格致学说的讨论，置于心性论的首位；也不同于王阳明，完全拒绝宇宙本体论以及格物致知说。退溪学的重点，在道德主体的确立及其实践过程。他大力发展朱子的主敬工夫论，将哲学重心从“天理”转移到“心性”，把人上升到万物主宰的地位。故此，有学者将其称为“人间学”。
朝鲜16世纪退溪学对朱子学说的转换和超越，大大丰富了性理学的内涵，并传入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日本学者薮孤山在其《送赤崎海门序》中称：孔子之道，传之曾子，曾子授业子思，“子思而传孟子，孟子殁后失其传。至宋，程朱二子深求始得焉。其学传之朝鲜李退溪，退溪而传之我国（日本）。”可见，退溪学说不为朝韩所专有，而是东亚各国的共有智慧。
二
儒学在日本传统文化中也占有重要一席。与朝韩相比，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稍晚，但一经传入，即对日本社会诸多层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并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儒学。12世纪以前，日本从中国所传入的儒学，主要是汉唐时期注释的儒家经典。进入幕府时代，宋代的理学开始通过禅僧输入日本。镰仓时代，中日两国的游学僧人增多，理学因借禅学得以大量传播。由于禅僧的目的是宣传禅学，因此，这一时期的理学多主儒佛一致论，从而与中国新儒家排斥佛学的现象有较大差异。从镰仓时代至德川时代，儒家伦理道德在日本武士道形成过程中成为其重要思想来源。
德川幕府时代，为加强思想统治，统治者将佛儒并用改造为儒学独尊，程朱理学摆脱禅学束缚，成为官方哲学。日本的儒学研究空前高涨，形成了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等重要学术流派，创立了日本的儒学体系。日本儒学诸派中，朱子学派势力最大，高居官学位置达260多年。根据师承，朱子学派又分为京师、海南、海西、水户、大阪等不同派别。这些派别，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儒学研究，其中，以藤原惺窝、林罗山为代表的京师朱子学派影响最大。
藤原惺窝（1561—1615）是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黄遵宪《日本国志》称：“自藤原肃始为程朱学，师其说者，凡百五十人。”藤原惺窝原为禅僧，三十岁时，因与朝鲜李滉的门人金一诚、许箴之、姜沆等人交往，受他们影响，放弃佛教的空寂思想，改宗程朱理学。惺窝最大的贡献，在摆脱禅学的羁绊，使儒学走向独立化道路。巨正纯、巨正德所撰《本朝儒宗传》称：“自应神仁德儒教遍布天下，政纲大行，一千五百年暨足利尽，儒教尽亡，天下皆为野狐精，偶看佛经者禅僧，而假文字不贵经理。使于异邦，司于邻好，亦为禅僧职。于是仁孝之政息，忠信之民荒，而兵戈无定，臣弑君，子夺父，本朝坏乱，极于此时矣。膺星聚奎之运，惺窝先生中兴此道，门弟益进，施学诸州，上下始识有道。”藤原惺窝脱禅归儒，实际上是当时日本社会亟须现世本位理论的反映。当他的禅友诘问何以弃真归俗时，他说：“由佛者言之，有真谛，有俗谛，有世间，有出世间。若以我观之，则人伦皆真也。”“人伦皆真”，表现出很强的现世色彩。藤原惺窝尊信朱子学说，主张理本论，认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为万物本源。他格外重视朱子的“理一分殊”学说，认为不讲“理一”，不讲“分殊”，就会流于释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