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下面首先围绕刚才臼井先生的综合发言来讨论，哪一位先生有评议或提问？
佐佐木宽（区建英 译）：
在第3专题中，小林先生的报告使用了“人权”这个关键词，在此如果可以增加一个论点的话，我想说，在推进东亚地区交流上，刚才臼井先生所说的普遍性的“人权”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妥当性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进一步说，与其使用“人权”这个普遍性的概念，不如使用“做买卖”、“赚钱”等理论会更有利于形成促进地区交流的契机。这一点您怎么看？欧洲也曾是从煤炭钢铁共同体开始的，由此可见，不如从能源、商业等经济话题开始比较好一些。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个问题以供讨论。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谢谢！这一点与第3专题李志英先生的报告也有关，那么，就先请臼井先生回答一下，然后请李先生回答。
臼井阳一郎（区建英 译）：
首先简单就两个问题谈一谈。说到机能的协作，或应推进“赚钱”，完全是那样。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在过去3年里，与其他大学的同行一起搞了一个构想东亚共同体宪章·纲领的课题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查阅了ASEAN＋3的13国缔结的全部条约，还查阅了这13国的宪法，除了其中一部分国家没有宪法以外，我们都全部查阅过。从ASEAN＋3的13国的所有加盟条约以及其各国的宪法来看，“human rights”、“人权”这个概念，我敢冒引起误解之嫌，说这也是亚洲的关键词。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采访了ASEAN的秘书长鲁道夫·塞贝里诺，这位前ASEAN秘书局最高领导人说：“凡是提人权的时候，亚洲各国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人反对。”也就是说，一谈起人权就认为亚洲人不会响应，这其实是日本人的妄自尊大。当然，在如何实现人权、实现的方法和制度上与欧洲不同。但对必须实现人权这一点，ASEAN10国加日、中、韩都具有共识。关键是应如何从“理念”、“观念”向现实推进（from the idea to practices）？我们需要在东亚创造从“理念”推进到现实的共同框架，为此，日本与中国、韩国、ASEAN10国必须通力合作。谢谢！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对现在臼井先生的发言，各位讨论者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我们就转入经济交流和刚才佐佐木先生指出的“以人权统合”或臼井先生说的“实行框架”的话题，关于这一点，请报告中日经济关系的李志英先生谈谈如何？
李志英
我认为经济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的生存问题。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经济学者确实谈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还是有很多学者研究经济发展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就已开始研究了。日本经济20世纪60年代已经过了高度成长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所以在日本，生存的问题不显得那么重要。而中国的情况与日本不同，生存的问题依然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此顺便回答一下刚才安藤先生的提问。
安藤先生问“日本在中国投资是否会带来新的经济发展差距”？关于这一点应该从历史上看，日本企业和日本的资金进入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企业进入中国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给日本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增长。2008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间，中日经济之间的差距是渐渐缩小了。由于日本企业的投资，中国得到的不仅是资金技术，而且还得到了经营的秘诀。因为这些，中国人可以向日本学习很多经验。作为中国人，应该感谢日本。以上是我简单的回答。谢谢！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谢谢！对李志英先生的回答，安藤先生有何想法？
安藤润（区建英 译）：
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李先生说“中国企业要向日本企业学习经营的秘诀”，但最近，不如说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需要向中国的企业经营者学习经营秘诀。企业经营方面的交流不应是单向的，而应是双向进行的。我想在企业之间，那种交流也是双向进行才能更活泼地发展。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谢谢！刚才一连串的对话，都谈到了全球化中的经济变动。如李志英先生所说，中日的差距会缩小。但是在日本国内或在中国国内，经济差距可以说是在扩大。关于这个问题，臼井先生的发言提出的“区域主义”，可以说与能否解决差距问题有很深的关系，那种区域主义，是支持了全球化的不好的方面，还是纠正了这些方面？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下面我想请大家围绕这个问题提讨论一下。
小山田纪子（区建英 译）：
问题非常复杂，不好整理，我想了解一下关于中国内部的地区差别。昨天的专题讨论开完以后，我就少数民族的问题请教了杨先生和唐先生。得知中国对少数民族问题采取了各种积极地缩小差距的措施，做出了很多努力。今天又听唐先生在评论中说，近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单一的，也不能以成功或失败来评价，而且要努力创出不同于民族中心主义的多元化社会，我深有感触。但是，中国东西部的差别非常大，我感到那是深刻的问题。以沿海地区为中心取得了迅速的经济发展，人员又从西部流动到东部，安藤先生也谈到了日本企业进入中国，还有工人流动到日本，这就是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员流动。与之相对照，听说西部内陆地区依然发展落后，联想起昨天王东平先生的报告，觉得很有意思。清真寺增加了，汉族改宗为伊斯兰的人也增加了，那么这些问题是否也在西部出现了呢？回族的问题、伊斯兰的问题（这些虽然属于非常专业性的内容），我想也会在中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中发生。比如，王东平先生提到的伊斯兰教育问题，我想知道由政府认可的伊斯兰教育的学校是怎样增加或减少的？大概那里也会发生地区性的问题吧？
史革新
我想谈谈关于当前中国现代化改革中出现“不平衡”、“两极分化”问题。就世界范围来看，一些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革出现“不平衡”、“两极分化”问题，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欧美国家如此，日本如此，走上现代化改革的中国亦不可避免。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历了30年的现代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的现象。如东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发展较快，西部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们的收入拉开了差距，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这些“不平衡”和“两极分化”的现象还在不断加剧，有的已经发展得比较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不平衡”、“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引起中国官方和人民的高度关注。自1990年代起，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如加大对于贫困地区的投入、减少低收入群体；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抑制过高的个人收入；实施开发西部、振兴东北等发展战略，改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目前，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大减少，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不平衡”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中国政府解决“不平衡”、“两极分化”问题的决心是真诚的、坚决的；中国人民解决这些问题的信心是坚定的。对此，我们应该抱有乐观的态度。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谢谢！我认为这次国际研讨会不仅发言者的专业各异，而且在很大意义上，展开了多元性的讨论。在第1专题讨论中，有回族的话题，那里又引出了伊斯兰的内容，关于儒教思想也谈到了各种思想因地区差异而产生了多元性，而且由于其社会结构，在近代以前，即使同一地区内也存在着由单一思想促成多元性提高的情况。如此多元的世界，在近代化、殖民地化过程中是如何迎来变化的？这又正好成了第2专题的题目。在那里探讨的问题又在第3专题讨论中，以区域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概括。刚才第3专题讨论中，孙燕京先生对小泽治子先生的提问因时间关系还未回答，她的提问是希望用几个关键词谈谈对东亚地区将来的展望。我并不是要放弃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归纳责任，而是想请小泽先生对此提问做一个回答，并用您的回答作为本次研讨会的总结。
小泽治子（区建英 译）：
谢谢孙先生！总结全体对于我来说是太过沉重。我只对我的报告补充说明一下我后来的想法。既然要求用几个关键词来展望东亚地区的协作，我就举出三个。第一，刚才也说过的，就是“降低国境的壁垒”。第二，是“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的协作、地区间的协作的重要性”。第三，是有必要考虑“共同利用”。我虽然这样设问，至于问题是属于安全保障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则因问题而各异。我说“降低国境的壁垒”，但如果国境的墙壁太过低，也会产生各种问题，或有可能使需要克服的问题重新突显。不过，即使会有各种需要克服的问题重新出现，在今日东亚的现状下，还是首先要降低国境的壁垒，这一点是必须重视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谈两个问题，比如，最近日本的一些存在国境问题的地方自治体，比如室根与北方领土的城市进行协作，或日本的离岛进行国境之间的协作，这些所谓超越地方级国境线的协作在最近出现得较多。这样的协作进行多了，渐渐地国境问题、领土问题也就会被相对化的。本次研讨会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即前一段时间，日中两国首脑就东海油气田的开发问题同意了日中之间的共同利用。我认为共同利用的想法对于日中协作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不仅对于日中两国，而且在考虑东亚的国家间、地区间的协作时，也能成为今后的一个模式。谢谢！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谢谢！经过以上一连的讨论，我想会场递上来的提问票也在这场讨论中基本得到了回答。当然还有剩下的问题，就留待下次机会再探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