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普京：控制的传媒
1999年8月，叶利钦任命普京为代总理。普京上任后，延续了前任普里马科夫的宏观控制政策。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后，大力整顿国内局势，加强政府对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普京上台伊始，俄罗斯社会就对他寄予厚望，俄罗斯政治家柳巴舍夫斯基曾说：“普京是在必要的时刻，以必要身份和必要的素质，出现在了必要的位置。”的确，从今天俄罗斯的发展状况来看，他没有辜负俄罗斯人民对他的期望，他在传媒领导推进的改革也将俄罗斯传媒业带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1.打击寡头势力，改造媒体
叶利钦执政时期，由于他所实行的舆论宽松政策以及“权钱交易”后的权利让渡，俄罗斯新闻业总体上处在一种放任且放肆的状态。寡头及其舆论与政府的对立，不但给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而且还导致了人心的涣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倾向，使得民族、地区间的各种问题愈发突出。
2000年5月11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三天，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以偷税漏税为名，对古辛斯基所拥有的俄罗斯最大媒体垄断集团之一的“桥”媒体总部的四个机构进行了搜查，并于5月13日逮捕了其总裁古辛斯基。由此拉开了打击寡头势力、改造媒体的序幕。从2000年5月至2001年4月，古辛斯基先后失去了独立电视台、《今日报》、《综述》杂志等几家媒体，苦心经营多年的媒体帝国崩溃，除莫斯科回声电台及部分势单力薄的小型媒体仍在维持外，这一帝国的支柱媒体已经易主。继古辛斯基之后，普京又将另一传媒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拉下马，于2002年1月关闭了别列佐夫斯基的第六电视台。
打击这两个俄罗斯最大的寡头是普京向俄罗斯媒体宣战的讯号。对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的“杀一儆百”，表明了普京上台伊始打击媒体寡头的决心和力度。正如他在2002年1月15日下午，在法国爱丽舍宫与希拉克总统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法国记者的提问时说的：“在俄罗斯，如果有人喝醉了酒，并偷走一袋马铃薯，那他就成了小偷。如果有人在昏暗的年代偷走了几千万美元，他就成了政治活动家。曾几何时，这些所谓的金融寡头窃取了许多传媒工具。如果它涉及国家利益，我们一定要追回。”普京意欲向外界显示其不同于以往历届领导人的强硬和果断，以及树立自己作为独立政治家的形象（在之前他曾把苏联国歌定为俄罗斯国歌，这个举动也有其欲作为独立政治家的因素在里面），团结大多数政治精英和人民，并警示那些曾助选有功、希冀求得回报的地方诸侯不要有非分之想，要规规矩矩遵从中央的权威，以便进一步推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改革，实现“富民强国”之梦。
2.扶持国有媒体，树立国家媒体观念
在惩治传媒寡头的同时，普京政府开始整顿传媒资本市场，逐步扩大国家对传媒的管理和监控，加强政府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普京政府首先开始大力回收大众传媒的控制权，重点扶持国有媒体并加大了对其控制的力度，主要手段是在财政预算和人事任命上采取了中央集权管理方式。其显著步骤是对俄罗斯广电管理主管机关进行整合，将国家广电集团所有权集中化，让国家主管机关在参与组织媒体活动的过程中扮演执行调控媒体事业主导者的角色。经过几年的时间，俄罗斯政府已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控制者。
普京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改组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将俄罗斯广播电台、灯塔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三大国家广播电台和国家通讯社——新闻社纳入其中。并对该公司的人事作了重大的调整，还保证国家对它的财政拨款。
此外还将所有地方的国家电视台均纳入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体系之下，将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确定为国营媒体集团控股事业的最高领导级单位。2001年8月，普京还签署总统令成立了俄罗斯广播电视网，并通过一系列手段将俄罗斯广播电视网打造成当前俄罗斯国营媒体的巨头，其实力远远超过了非国营的俄罗斯广播电视台（RPTV）和独立电视台（NTV）。通过这两大媒体，普京政府牢牢地掌握了国家广电媒体的话语权。
在打击掉以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为代表的大寡头之后，俄罗斯的媒体现在的界限区别只限于亲普京的金融工业集团与专业媒体人之间。经历了“自由派”媒体专业人士与“国家派”之争后，俄罗斯媒体的国家化趋势渐成主流。
所谓媒体“国家化”指的是普京总统已经将国有事业的部分资金注入商业媒体集团当中，掌握了商业媒体集团的绝对经营权，这是商业化媒体重新国家化的过程。2000年以后，在普京的支持下，俄罗斯的国营能源企业将资金注入了金融寡头的媒体，其方式就是利用国有天然气、石油金融工业集团的庞大资本兼并媒体事业，以及根据媒体登记注册法中关于公司营运财务方面的规定，以司法程序对媒体公司进行财务查账来打击媒体寡头，使其陷入官司缠身的痛苦中，然后政府再以经营不善为由撤销电视台的营运执照，最后政府以维护记者生存考虑的姿态，收编知名的专业记者与团队继续来为政府经营的媒体服务。
2004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布总统令，将文化部与俄罗斯整个的广播电视台合并，成立文化与大众传播部，俄政府正式将管理媒体的工作纳入文化体系的范畴当中。此时，普京管理媒体的思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媒体必须为重塑俄罗斯意识形态与文化担负必要的责任，媒体不应全面商业化。
在普京“媒体中央集权”的大环境背景之下，记者直接向中央媒体负责，地方广播电视也在中央的管理之下。其次，虽然普京实行“信息空间一体化”与“媒体中央集权”的“国家化”政策，但是这并没有背离记者“专业化”的原则，因为俄罗斯传媒法事实上是赋予记者有较大的新闻采集权，为记者提供比较宽松的采访空间，因此俄罗斯的记者事实上享有很大的新闻自主权，俄罗斯传媒法反而对于媒体管理者有较多的限制。这样的一种新闻自主与管理限制的结合主要是适应俄罗斯媒体的大环境，一方面既不让新闻做死，另一方面又不让媒体寡头再出现在俄罗斯媒体的管理层当中。在普京的媒体管理概念中，体现的是一种管理与自律同时存在的思维。
3.遏制西方资本对传媒的渗透，加强国际上的有效合作在普京上台之前，西方传媒在俄罗斯的扩张和渗透非常严重，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国家舆论走向和社会稳定。普京上台伊始，即开始遏制西方传媒资本在俄的无限渗透，议会为此提出动议：财团购买传媒股份应不超过20％。
同时，为了避免西方传媒在俄罗斯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政府开始着手掌控舆论主导权。对一些在俄罗斯享有特权却总是对俄恶意进行负面报道的媒体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普京甚至签署总统令废除这些西方媒体享有的优惠政策。
自2003年以来，一些独联体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相继发生了政治危机和骚乱，即所谓的“颜色革命”。有些国家出现了政权更迭，建立起亲西方尤其是亲美的政权。资料表明，在所谓的“颜色革命”中，受美国等西方国家资助的当地反对派创办的媒体起了混淆舆论和视听的作用。为了防范所谓的“颜色革命”，俄政府严管亲西方的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俄法律不允许政党接受外国资助，这实际上断绝了亲西方政党接受西方政治献金的可能性。俄政府还于2005年底对《政党法》进行了修改，实际上是要缩小亲西方政党的政治空间，使其在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下降。面对西方收买俄专家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猛烈攻势，俄国家杜马在2005年11月中旬表决通过的2006年财政年度预算中特意拨出5亿卢布，用于支持和促进俄国内民主和俄境外国家的民主发展，其用意正是参照西方利用金钱铺路打造亲西方喉舌的模式，建立起一支可以扼守俄罗斯式民主价值观的宣传力量，引导俄民主进程按照政府设想的轨道发展。
除此之外，在普京上台后不久，俄罗斯颁布了《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学说》，该学说是由总统安全委员会起草并由普京签署的政策性文件。该文件警告，外国势力正使用“信息武器”反对俄罗斯，并因此呼吁政府对媒体进行严密控制。该文件还称，外国媒体组织正企图把俄罗斯排挤出新闻市场。2001年7月，就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接管独立电视台之后，俄国家杜马以343票对37票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外国人在国家电视台拥有控股权。该法案规定，凡播送区域超过俄一半领土或播送信号抵达俄半数人口以上的电视台，外国自然人或法人一律不能拥有控股权。该限制同样适用于由外国人或有双重国籍的俄罗斯人控制的俄实体。
当然，普京也并不全面否定西方传媒，他也主张俄罗斯传媒与国际媒体的有效合作。因为俄罗斯如果加入全球性的媒体世界中，必定会迎来新的机遇。加强合作，融入全球信息一体化中去，共享信息资源，将是俄罗斯传媒振兴和发展的契机。
自2001年开始，普京政府开始制订一系列包装政府形象、对外正面宣传俄罗斯的计划，旨在消除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偏见和误解，树立国家和政府的正面形象。
2002年7月，俄罗斯电视台的“环球”俄语节目开播，主要是面向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俄罗斯公民和侨民。2003年初，俄新社高层换人，向西方报道有利于俄罗斯的消息成为俄新社的主要任务之一。2003年8月，普京会见俄企业界人士，要求他们通过媒体来改善俄罗斯的形象。2004年6月，普京在与俄驻外使节会面时，特别指出媒体外交对于传统国家外交的重要性。
4.“反恐时代”下的新闻自由
2002年10月，莫斯科发生了导致128名人质死亡的剧院人质事件。俄临床心理学家谢尔盖·叶尼科洛波夫说，在经历了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后，俄罗斯人“害怕乘飞机和地铁，为上学的孩子担心。社会心理状况和媒体密切相关。恐怖分子达到了目的，他们就是要通过传媒恐吓民众”。不仅如此，在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中，绑匪还通过电视直播了解外面的情况，并从中知道了剧院还有秘密通道，结果警方不得不放弃了这一也许能实现更少伤亡的解救途径。媒体的不当报道有时甚至影响了反恐行动的成败。
2004年9月1日，俄罗斯又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别斯兰人质事件”。相较于两年前莫斯科剧院杜伯罗夫的人质事件而言，从这次俄罗斯媒体与政府对于新闻处理的方式可以看出是经过仔细考量的。例如，俄罗斯媒体报道人质事件整体上来说是及时、连续的，事实陈述多于评论，媒体加大了现场家属的画面。在对别斯兰人质事件的报道中，俄罗斯《消息报》总编辑沙基罗夫被解职，理由是没有正确报道别斯兰人质事件。根据沙基罗夫本人的说法，遭革职是因为与波罗夫——媒体集团领导层的意见有分歧。他认为自己是一位易动情的人，报纸开放的编辑方针使领导高层立场陷入尴尬，最终导致分道扬镳。
“别斯兰事件”让新闻自由的层面回归到新闻的正确性原则以及事实优先于评论的原则，包括可能刺激恐怖分子的评论、让政府限于被动的评论或是刺激民众情绪的评论都必须让位于打击恐怖分子。
2004年9月24日，普京在莫斯科全球通讯社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说，表达了对新闻自由的看法。普京认为：在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媒体不应该只是旁观者，不能漠视恐怖分子利用媒体与民主加强心理与信息压力的诡计。很明显，恐怖主义不能成为损害新闻自由与新闻独立的借口。信息社会中媒体同样也可以自己形成一种有效的工作模式，让媒体在打击恐怖主义这场战役中有效发挥工具的功能，防止恐怖分子利用媒体施压，媒体的报道不能伤害受难者的情感。新闻自由是民主基石之一，能够保障民主发展的独立性。无疑，媒体对各级政权的批评是有利的，虽然有时这些批评非常不客观，并时常带有感情色彩，不被政权机关领导所喜爱。如同俄罗斯民间谚语所讲，“打开窗户很吵，关上窗户很闷”。实际上，俄罗斯正在建构透明化与公开化政权的法治环境。但是媒体也应该被要求承担责任和报道真相。政权与媒体两者之间必须相互完成他们应有的任务。
21世纪的俄罗斯媒体正式从寡头媒体的商业化时代进入了中央联邦级媒体的国家化时代，国家政府派战胜了自由民主派，成为21世纪初期俄罗斯媒体的主流。俄罗斯主要的电视媒体的新闻政策与几家大报的新闻政策必须不能有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普京的对外政策与反恐政策也必须由媒体来护航宣传。在当今国际社会反恐大业之下，俄罗斯媒体的三大新闻职能在振兴国力的大方向上，加入了“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保护问题。
俄罗斯的传媒变迁带有典型的政治领袖个人意识色彩。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再到普京，三个时代、三种类型的传媒体制，而且每个时代的传媒都是在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确立风格。当然这也是传媒发展转型期的通例，但更是俄罗斯传媒的典型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