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笔者访问《韩民族日报》（中文也有译为《一张民族的报纸》）时谈到此事，得知韩国的一些报纸也在策划成立共同的发行公司，可以同时代理几家报纸的发行业务。中国的报纸发行与分销，由于市场竞争中降低成本的需要，一些发行量有限的报纸会租用大报的印刷设备，也会加盟其发行网络，形成销售领域的合作关系。甚至异地的报纸会形成报业联盟，2004年8月18日，由新疆经济报系、天津《今晚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深圳报业集团及北京青年报社等29家报刊社加盟，以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为盟主的“全国城市报业发行网络联盟”宣告成立。这种发行的合作，也会带来采访报道协作、信息资源共享等新的合作机制。
韩国学者建议，政府可以活用为公共利益设立的媒体发展基金。成立一个具有公益事业性质的报纸发行专门公司，形成报纸产品流通的统一也是一种方法。
对销售组织来说，销售份数越多每份销售费用越低，这说明了流通部门的规模化经营的可能性。利用报社的共同发行网来形成全国范围内的销售网，企业可减少维持管理费，中小报纸进入市场更加容易，预防过分的竞争。瑞士实行的报纸企业合作奖励制度值得借鉴。他们从1970年开始用共同发行组织替代了个别报纸企业的销售组织，而且通过共同印刷、广告销售的共同运营、对报纸产业的补助，促进了共同管理、共同研究、共同发行等，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瑞士的报纸普及率高的理由之一就是这种有效的发行体系。
鼓励辛迪加制度的成立。报纸作为社会舆论的载体，没有必要所有稿件都由报社内部人采写。多利用外部的笔杆子，使报纸成为多种多样的意见讨论的空间。
这样可以减少报纸的生产费用，也增强了报纸舆论的公共性。
信息产品有一种共性。就是说多人同时消费也不会影响它的商品有效性。同样的新闻产品同时刊登在不同的报纸也不会影响它的价值。比如美国的辛迪加市场非常发达，各报社刊登比雇佣言论人更为便宜、质量又高的新闻产品。辛迪加销售的产品有漫画、评论、连载、消息等多种多样。传真和网络的发展有利于辛迪加制度。新闻传媒通过传真或网络等通信手段事先看到辛迪加产品，然后挑选各自需要的。制造辛迪加的作者们也是通过销售提高自己的收入。为了提高竞争力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
除了首尔地区，韩国的报纸市场分为九个销售区域。在首尔发行的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具有竞争关系，所以中央报纸刊登过的辛迪加产品，不能在地方报纸刊登。没有竞争关系的两家报纸可以同时刊登同一个辛迪加产品。所以，销售区域小的韩国市场要形成这种辛迪加制度有点困难，需要政府的支持。
中国国土广阔，销售区域广，辛迪加制度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备受关注的言论可以卖给很多报纸，报社可以廉价地买到新闻商品，作者还能提高收入。中国目前的媒体资源、稿件资源共享也在快速发展，北京的《新京报》与广东的《南方都市报》由于跨地域合作办报的体制优势，已经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另外也有许多报业间的这种合作，但目前有组织的、全国性的辛迪加制度还没有形成。
推行多样化经营的制度。让报社利用有效印刷设施从事印刷业也是一种方法之一，对言论的多样性没有影响，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把经济利益最大化。我们要知道新媒体的产生，如网络、卫星广播等众多媒体会减少言论的独占趋势，媒体间的警戒线逐渐消失。针对这种情况，应该让报纸以多种形式销售。这种合理化经营会让报纸更容易地进入市场。也就是说中小规模的资本也可以做报纸。韩国已经在推动中小规模的报纸发展，在经济上扶持、在法律上保护。在韩国《公正交易法》中规定，经营者为了产业合理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或者交易条件的合理化，可以和别的经营者施行共同的行为。
韩国为了避免报业的进一步垄断，提高技术效益，要解除报纸产业的垂直结合，新闻产品的每个阶段都要由独立的企业负责。要有专门负责采访和编辑的新闻企业，负责印刷和制作的企业，负责销售和流通的企业。这样细分企业会提高技术效益。新闻政策要形成一个抑制报纸产业垂直结合的法律性、制度性的安排。
中国的媒体改革前期，主要是推动了报业的垂直结合，以党报为龙头成立了近40家报业集团，这种纵向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虽然迅速地将产业盘子做大，但能否做强却是未知数。因此，推动报业的水平结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成为新的发展趋向，报业间寻求多种形式的横向联合、合作，将带来传媒体制上的创新。
3.解决途径之三：编辑权独立和公众的参与
人类的文化活动越来越消融于一种经济活动，也如同经济消融于文化。“随着媒体经济的商业化进程，各种新式媒体在所有权、控制和消费方式上的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为消费者对传播的参与提供了更大的潜力，对于消费方式和媒体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定位为用户和消费者的受众群体甚至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或控制力。”在韩国政治民主化的影响下，传媒不再受到直接的政治权力的控制与干涉，但它对资本的依赖却与日俱增，商业化取向引起社会的不满。在韩国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市民组织和学界精英们组成了第三方力量，对传媒实现其公共性进行监督和矫正。
对于媒介与国家、资本和市民的关系，在挪威社会学者乔罕·戈尔通（Johan Galtung）的三角理论中有所体现。他认为，传媒首先在国家附近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又会转移到市民，而近年来传媒的全球化和垄断化发展，更加靠近了资本驱动下的市场。“如果媒介能够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获得坚实而独立的地位，那么它们就可能成为这个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第四支柱。”关键的问题是大众传播与政治权力以及市场权力的关系以及它自身的权力化，这几种情况都会导致大众传播的非大众化与非民主化。
那么市民社会的力量便成为重要的公共性代表。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在19、20世纪的衰落时，就把这种衰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大众传媒的兴起。他认为，原先由面对面相互辩论的市民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为由消费者组成的碎片化世界。这些消费者沉迷于传媒景观与传媒技术之中不能自拔，成为它们的奴隶。这是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个严重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