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间阶层不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标准划分出来的阶级，而是一个具有很强异质性的庞大群体，成员的社会成分、职业性质和劳动方式差别很大，意识形态、政策偏好等政治特征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很难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他们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对政党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动员不感兴趣，更乐于通过其他更新颖、更直接的方式和途径参与政治。
第三，中间阶层选民受教育的程度较高。中间阶层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们普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文化素质显著提高。
据统计，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率不足2%，到80年代初增长到了30%左右。战后初年美国就业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的比重不到20%，90年代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重已经增加到了50%以上，1997年全美劳动力中获得大学以上学历的占了56．5%。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是选民掌握政治技巧、培养政治能力的决定性因素，而传媒技术的高度发展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满足了在庞大的、多样化的社会中实行几乎已被忘却的直接民主原则的前提条件”，两者的结合使中间阶层选民政治行为能力显著增强，经常阅读报纸、观看电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增强了他们的鉴别和分析能力；熟练掌握电脑技术使他们获得了更便捷、更丰富的政治信息来源和利益表达途径，有利于他们随时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判断。总而言之，中间阶层选民的软弱性和复杂性使他们不易形成统一而且鲜明的阶级意识，自然也让他们对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的传统政党的心理认同削弱，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对政党的依赖程度。
（二）当代西方选民政党认同的削弱还与政党对环境变化的理解和反应有关
西方政党对社会结构变化的认识以及它们为扩大选民基础而采取的“意识形态中间化”的应对办法，进一步加剧了选民政党认同削弱的趋势。面对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各国的左、右翼主要政党都力图跨越传统的阶级基础，拓展新的支持力量，它们纷纷把注意力转向日益扩大的中间阶层，采用“意识形态中间化”的策略迎合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以便实现赢得选举、掌握政权的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不同类型政党的意识形态冲突十分尖锐，无政府主义、***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泾渭分明，各政党通过拉开意识形态距离，凸显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来赢得它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支持。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党的意识形态由基本上相互排斥向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方向发展，呈现出“中间化”的发展趋势，这也正是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全方位党”的重要特征之一。过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社会党（包括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60、70年代和90年代经历了两轮意识形态的调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政党来说，意识形态是精神上的黏合剂，它体现了政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是政党凝聚党员、争取群众的理论依据。如前文所述，西方国家的社会党在19世纪中后期建党时是工人阶级群众性政党，虽然此后出于实际需要而在政策层面上出现了日益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但其意识形态定位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之后，如1946年法国社会党在其原则声明中强调“社会党本质上是革命的党，它的宗旨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党过去是，并且今后继续是建立在劳动者组织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党”，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其成立大会上通过的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纲领性文件（即著名的《法兰克福宣言》）中仍坚持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和社会党的阶级性，批判资本主义剥夺了大多数公民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与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别；宣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强调只有在工人的帮助下才能维护政治民主，工会和其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组织是民主社会的必要因素，应当参与制定总的经济政策。《法兰克福宣言》的基本精神成为各国社会党在50年代所奉行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而保留下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传统未能使社会党在战后实现复兴，反而屡次使它们在大选中遭遇“阶级屏障”，德国社民党在50年代的议会选举中接连受挫，英国工党也在连续举行的3次大选中落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人开始反思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党的阶级基础的影响，认识到“社会的阶级结构越发变化多端了……这大部分要归因于技术和专业的中间阶级的兴起”、“通过各种途径，如教育的慢慢发展，大多数无产阶级获得了较高的专门职业的资格，尤其是获得了小量财产，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无产阶级正在迅速地消失”，得出了“新的党的原则必须向每一个赞成党的目标和政策，并且愿意为它们的实现而努力的人开放”这一结论。西欧历史最悠久的、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的“群众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采取了行动。1959年11月，德国社民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在西欧社会党中第一个实现了由工人阶级政党向左翼人民党的重大转变。此后，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纷纷参照《哥德斯堡纲领》来修改自己的理论纲领，虽然公开宣布党的性质变为人民党的只有奥地利社会党等少数几个党，但是向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开放成为各国社会党的普遍做法，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当然，这一时期社会党在意识形态和阶级基础上的变化“还处在趋势性发展过程的初中期，还不十分稳定，实践中有不少犹豫和保留，而且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左转的过程。然而正是这些特点为社会民主主义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中间化埋下了伏笔”。
20世纪90年代，由英、德等国社会党人倡导的所谓超越传统左右分野的“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党在抛弃意识形态传统，向全方位阶级基础的人民党迈进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步骤。“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左和右、激进与保守已不能概括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分野，实际情况是“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了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社会认同”。基于这种情况，新工党应该超越左和右的分界，它扮演的政治角色应该是“新中派”、“激进的中派”。“第三条道路”的实践者、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宣称，“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公开表示阶级已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宣布“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在他的推动下，工党进一步淡化党的阶级性质，修改了党章中有“公有制条款”之称的第四条第四款，不再提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代之以混合经济、民主和社会公正，进一步消除了中间阶层对工党的顾虑。德国社民党领袖施罗德所说的“新中间道路”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其目的同样是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超越传统的左右政治框架，向社会所有阶层开放，而所谓“新中间”，再明白不过地道出了社民党构建新的选民基础的重点是60、70年代以后壮大起来的新中间阶层。
需要注意的是，采用“意识形态中间化”策略的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左翼政党，右翼政党也同样如此。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指出，左右两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向中间靠拢并且趋向温和是西方国家的普遍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发达国家在思想和政策的广泛领域内保持着一致的看法，……在美国，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致。
德国和奥地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之间以及加拿大的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之间，情况也大致相似。法国、意大利、瑞士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策普遍符合这种模式”。也正是因此，近年来我们看到西方政党政治中出现了许多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左翼不左，右翼不右”的新情况，如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互相指责对方剽窃自己的纲领和政策的内容，布莱尔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由于嫁接了撒切尔主义中发挥市场作用和改革福利制度等政策而被讥讽为“布莱切尔主义”，2010年5月出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卡梅隆既承袭了来自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受到新工党在过去13年执政期间所设定的政治议程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他的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清晰可辨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而成了“诸多中间偏右的理念和价值观的混合体”。美国两大政党也因在意识形态和政策领域内的相似性而被称为“非驴非象”、“驴头象尾”的党，等等。
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中间化”策略的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吸引了大批中间阶层成员加入到党的选民队伍中来。然而，这也是一种代价高昂的策略，西方政党试图在保持固有选民基础的前提下扩大选民队伍，但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中间阶层的政治倾向不易把握，不但难以形成稳固的政党认同，而且对政党的支持力度也不如从前的阶级成员那么高。与此同时，政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上的中间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政治定位的模糊性，使一些原本坚定的支持者产生失望乃至愤怒的情绪，不是在选举日待在家中不去投票，就是把选票投给其他政党。加之许多政党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不再强调在选民中建立稳定的政党认同，而是试图走捷径，利用电视、互联网等先进的通讯技术手段使党的运作媒体化，把党的活动重心从巩固与选民的长期联系转向渲染候选人个人形象和具体议题等短期因素，这样的做法进一步削弱了选民的政党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