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收视和收听心态
在广播电视传播中，受众可以保持相对放松的收听和收视心态。受众对电视的欣赏是在家庭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中进行的，它与坐在电影院黑暗的环境里安静而专注的审美活动有着天壤之别。在家庭环境中，受众可以在观看电视剧的同时进行吃饭、干家务、打电话、聊天、交流观看心得等一系列附加的活动。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内从事多种活动的心理能力为这种观赏状态的存在提供了基础。
4.民族地域心态
民族地域心态与个性因素比较起来，是一个共性问题，也就是人们意识中的集体无意识对受众审美活动的影响。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因素的作用。著名情景喜剧导演英达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留学生生活的系列剧《中国餐馆》，作为《630剧场》的开门戏，可第一炮并没有打响。究其原因，用英达自己的话说就是“下的工夫比《我爱我家》大，可观众不买账。我反思了一下，主要是讲了点中国人在美国发生的故事，中间多了点洋文化，有些脱离国情”。看来，只有将国外的节目形式与中国观众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才会得到国内观众的认可。
（二）外在因素
1.广播电视传播活动的特性对受众审美活动的影响
电视节目或电视剧在时间上跨度较长，且不可能依据受众的自身情况停机再播，因此，受众决定收看某档电视系列节目或某部电视剧后，客观上就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这种收视行为，而不能像看小说那样可以随时中断、随时开始。这一表面上看起来颇为简单的要求，对于今天面临日益繁重的生存压力的受众来说，却是一个需要在众多事务中进行抉择的过程。这里就涉及到电视节目播出时间的问题。我们常说的黄金时段就是电视台在调查大多数受众的收视时间后作出的界定，许多优秀广播电视节目都会放在这一时段播出，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多数受众能实现相对完整的审美活动。通常来说，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和活动会明显影响受众的收视行为。例如在2000年的欧洲足球锦标赛中，国内与欧洲的时差导致许多比赛都在我国的夜间进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以为播出时间上的非冲突状态不会影响晚上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收视率，但事实恰好相反。在欧洲杯期间，电视剧的收视率大幅度下降，原因是许多人为了在夜间有精力看球赛而将休息时间提前了。另一方面，不同电视台之间为了争夺观众，分别在相同或是相近的时间段播出不同的热门电视节目或电视剧。例如，在199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期间，北京电视台推出了电视连续剧《慈禧西行》，该剧的最大卖点在于它是由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原班人马创作的。电视台之间的争斗可苦了受众，一部分受众只好在鱼与熊掌间进行取舍，不停转换。后来，北京电视台又应观众要求进行了重播。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活动也会影响受众的审美选择。这种宣传就如同做广告一样，受众一般会在一部知名和一部不知名的电视剧中选择前者。
2.人际传播活动的影响
人际传播活动是与大众传播活动并驾齐驱的人类四大传播活动之一，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这种传播活动在电视剧审美活动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个体之间就观感进行的交流或传播，其直接效果就是对彼此审美活动的引发、促进或是阻碍。
例如电视剧《牵手》的走红就与人际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部电视剧在没有做什么宣传以及许多人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开始播出，却在收视率逐渐上升、众口称赞的风光中圆满收场，而且还进行了多次重播。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实际受众在人际交流中对它的赞誉。受众之间的这种人际交流在今天这个丰富多彩、忙忙碌碌的世界里，对人们收视行为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显著的。
3.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
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正如我们前面对人类意识分析的那样，意识是人类劳动实践的结果，它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人可以主动地调节与控制他能清楚意识到的内容和行为，带有自觉性和目的性；一是人的意识活动在参与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同时，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内容。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类型之一的审美意识活动也同样具有这些特性。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文化精神的变迁，都会在人们的意识活动中折射出来，并在人们的行为中打下烙印。《红楼梦》的再次热播是因为我国古代四大名著对受众的持久魅力和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文化情结；受到电视剧评论家鄙视的《还珠格格》在受众中的大红大紫，迎合了人们心里渴望反叛传统的愿望，是希望打破每天循规蹈矩生活的潜意识在审美活动中的宣泄；而得到电视剧评论家赞扬的《太平天国》却由于其农民起义的题材与当代受众的情感需求差距太大导致在收视率上惨败。任何一种收视现象都是折射社会心态的一面镜子，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分析，而非不屑一顾。
二、中国广播电视受众的文化心理结构
国内学者对于广播电视受众的研究，存在两种基本的研究思路：一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受众个体、受众接受及受众心理，中间融合了社会学、心理学等派别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定量的研究比较多；一是从审美和接受心理的角度去分析，借用了文学批评、文艺心理学、接受美学和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更多地运用定性分析进行研究。
就中国受众的接受心理来说，它既有人类心灵共性、人类视听觉共性的一面，又有本民族独特心理结构的一面，双方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作为广播电视传播中的受众，具备普遍意义上的各国受众收视或收听的一般特点，但不可避免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传统习俗、文化素养和审美心理会对受众的收视或收听产生影响。下面尝试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受众的心理特征。
（一）中国广播电视受众的文化心理结构
由于地理状况的差异，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方式的不同，各民族也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审美倾向、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这诸多元素相互交织，有机融合成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经历了从雏形到胚胎到成形完整再到发展变化的演进过程，它在一代又一代的心灵中积淀下来。所以马克思在《莫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我们具有和以往时代在野蛮人和蒙昧人头盖骨中发挥功能的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同样的脑髓，我们得到的这种脑髓，充满了浸透在传递下来的这些中间时期中使他忙碌的种种思想、愿望和激情，这还是由于世世代代的经验而更发达、更加大了同样的脑髓，野蛮时代的残余（如摩门教）暴露了它的种种古代习气……（这是）一种精神的隔代遗传。”正因为如此，古代传统的文化精神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通过人脑的物质构造来积淀遗传甚至隔代遗传。每一种文化状态中人们的基本习性、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等，会经过这种积淀，构成一代人的心理模式。
因此可以说，受众的文化心理结构是由民族文化发展的各个时期的精神积淀组合而成的，这就是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体的心理深层结构包含着祖先在内的各个时期人们的心理体验。许多无意识的概念产生于人类的史前史中，表现在远古的神话里，这一蕴藏在人的心灵最深处的潜在力量对人们的精神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正如《论语》的思想、儒家的文化观念影响几千年中国人发展的思维模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对于西欧民族的文化心理塑造，《吠陀》对于印度民族的文化心理塑造，《古兰经》对阿拉伯民族的文化心理塑造，都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的受众长期处于华夏文化的熏陶之中，他们对广播和电视作品的好恶，有着文化结构的烙印。在受众的心理中，存在着中国文化的“格式塔”。
“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的译音，英文常译为“form”（形式或结构），或译为“shape”（形状）。但是在“格式塔”心理学中，它既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外物的形状，也不是一些理论中所常说的形式，而是经由人的脑知觉活动组织而成的经验中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一种心理体验结构，其中包括记忆中、思维中的叙事结构、观念结构、情感结构以至文化心理结构。受众心理中的“格式塔”需要，不仅是将眼前的刺激物组织到已知形状的结构规律中，而且要将屏幕的叙事风格、情感方式、思想观念、言语行为等一切视听元素都组织到大脑深层文化结构。这一心理倾向预示了如果广播和电视节目内容与大脑中的文化结构相距太远，心理知觉也会对节目内容产生抵触。
由于“格式塔”概念存在被泛化的趋势，它的消极性也更为显著。正如腾守尧先生指出的那样：“各种完美简洁的格式塔——不管它是一种知觉样式，还是一种意象，以至抽象的观念和某种思维模式，固然会使人满足，使活动变得简单、快速、舒适、省力，但同时也会造成人对它们过多地依赖，造成一种忽视外部客观条件、仅以格式塔惯性力量行事的惯性力量。这时那种一度极力想要改变眼前现状的革命性力量（压强）便能化为一种消极的束缚力，使人们的思维活动永远按照某种简单省力的圆圈机械地进行。在思想观念领域，对这种简单格式塔的依赖，是造成凝滞不变的重要原因。”这段话告诉我们“格式塔”具有的相对稳定性，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但也有消极的一面。
中国受众比较喜欢有教育意义的广播节目或电视节目，希望在节目给予的娱乐中得到启悟，获得认识，受到教育。总而言之，他们不满足于纯粹的快乐。中国受众的这种教化需求是数千年“诗言志”、“文以载道”的文艺传统培育而成的。“文以载道”的意思是“文艺作品蕴涵的思想观念应能对人有所启迪”，用作品来承载思想的厚重与深远。“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文艺方式存在于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文学史和艺术史中，并将继续存在下去。无论我们是否褒贬，怎样褒贬，它首先是一种客观现实，是一种必将延续下去的客观传统。它的绵长久远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那时候，思想家往往把文艺与政治联系起来，强调文艺的教化作用，对文艺功能的揭示，最著名的当属汉代儒家的“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种传统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经年累月地发展延续下来。时至明清，戏曲、说唱艺术、小说等叙事手段出现并发展以后，正统的文人墨客开始承认戏曲小说的地位，说它“最易动人耳目，最易入人之心”，并且认为它“感人至深”，不是儒家经典所能比的，于是他们提出“戏剧之中，需劝善之意”。一直到后来的“三言二拍”，起名为《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意在对世人起到警醒之意。这些小说以全知化的视角和叙事角度，通过因果关系的设计安排，通过结尾的价值裁决，以主导文化的道德价值观引导社会，影响百姓。甚至早期的电影，也都是以“言志”和“载道”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思想意念，进行道德评判的。
表述思想、体现教化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叙事作品）世世代代熏陶着读者观众，逐渐铭刻于观众的记忆储存之中，转化为观众的欣赏经验，演变为观众的审美需求。这种教化需求渐渐成为中国受众审美心理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他们期待视野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对广播电视节目的教化需求、启悟需求是中国受众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