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冲突性自身带来的风险性和建设性意味着社会问题治理的必要性，而对社会问题的治理依赖于相应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建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实践层面对社会问题的应对，但在此之前还有认知层面的选择，亦即对社会问题的应对不能仅仅局限于操作性的措施上，那么理顺对社会问题本身的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社会学家富勒和迈尔斯最早提出社会问题的自然史：社会问题通常包括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首先，社会问题要被察觉；其次，针对该问题的相应政策和措施要确立；最后，具体的改革行动要实施。
客观存在一定是社会问题的前提条件，而主观界定是社会问题存在的必要条件，即从某些人注意到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关注，才有可能进入相关社会机构和组织的视野，而随着社会问题的认定，社会问题的治理也会随之启动。
而某一问题，一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就成为舆论的客体。要知道，“在社会生活中，舆论的一个作用就是不断探索社会新问题的守望者，通过它的议题设置，来使社会的文明成果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和改变自己，提高自己的这种生命力，提高自己的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效率。”
第一节深度解析：社会问题——舆论的客体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与舆论学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在两个不同的学术视野中，社会问题被关注的特征既有交集，也有分野，也正因为彼此的交集和分野，才给予了彼此解析社会问题的独立空间。
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性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构成舆论至少要有三大要素：一是发出舆论的主体——公众，二是舆论的表达形式——意见，三是舆论的客体——社会问题。
一、舆论的客体——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是舆论的客体，而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问题有何异同？在舆论学视野里，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问题，其规定性包括公共性、冲突反常性、现实性。那么，我们就分别从舆论的三个要素的规定性角度，来解读这种异同。
舆论学强调舆论客体的三要素：公共性、冲突与反常性、现实性，从舆论客体——社会问题的规定性即公共性、现实性来看，具有共同点；而从冲突性与反常性来说，具有不同之处。
1.共同点
在前文回答社会学视野中“何为社会问题”时，已经明确了成为社会问题应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的辨析。一是，就社会问题的界定而言，私人问题与公众问题的区分；二是，就社会问题的成立条件而言，自身所包含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评判的辨别。
就公共性来说，社会问题不是一个私人问题，而是一个公众问题。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社会问题具有公众问题所强调的“社会性”；而作为舆论所关注的对象，首先也一定是公共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私人性的问题，或者专业性的问题。
就现实性来讲，当某一“问题”成为社会问题时，就客观条件而言，社会问题的判定首先客观上要有“问题”状态出现，即对公众有现实的负面性困扰状态存在；而当某一社会问题成为舆论话题时，它不是纯粹历史上的，或者是未来的、冥冥之中还没有出现、与现实毫无关联的问题，而是与现实有紧密关系的。
2.不同点
（1）从发生机制来说
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动因，正如前文所述，研究由来已久，观点不一，但最有影响且广为人们接受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温贝格和罗宾顿的“五观点”，即病理学观点、价值冲突观点、偏差行为观点、标定论观点和社会解组观点。这五种观点从归因的角度进行解析，病理学观点、价值冲突观点、偏差行为观点和标定论观点都归因于内部，即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本身出了“问题”，而社会解组观点则归因于外部，即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体制的变动使得原来规范个人或人群的价值准则变得含糊不清。
舆论客体的冲突性、反常性何以进入公众的视野呢？
一般来说，社会实践总是与文明成果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这些意识形态以社会设施、制度文明、观念文明或者知识文明等方式，来引导或制约人们的行为，调节人们的社会关系，它可以使社会实践以常规的形式，稳定地、更富预期更有效率地发展，进而支撑着社会良性的运作。
但社会发展实践的链条和制度的齿轮并不总是相互啮合的。一方面，社会实践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具有某种必然性，随着社会挑战的出现，社会实践在不断面临新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作为文明成果的社会意识形态却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积淀下来，就相对固化了，不会因时而变。二者的不完全同步性也导致了某种社会张力的产生，进而各种社会矛盾或观念冲突以新的社会问题的形式凸显出来。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在社会实践的交替过程中，支撑传统社会的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并没有随之淡出，而保障市场经济的规则也不是一蹴而就，在实践中不断涌现出一些新问题。其中，有些旧的问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文明成果积淀，诸如制度文明、社会设施和社会规则来加以解决，甚至很有效率地解决；但是，有一部分新的问题，光靠过去的制度、规则不能很好地解决，其解决的效率下降了，甚至完全不能解决。社会实践与社会意识的张力，导致了新、旧制度或观念发生了碰撞、冲突，进而使舆论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
（2）从矛盾和冲突性来说
由于社会问题的界定是“被社会中的相当部分人群认定有悖于理想标准或有悖于现实规范的行为、事端和现象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必然有下述两个相互关联的特性：一是，社会中的相当部分成员的日常生活受到了负面的影响；二是，社会中的相当部分成员认定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和手段来消除那种负面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是从“问题”的客观存在，还是公众的主观确认，对于社会问题负面困扰的确认和消除动议已经形成共识，没有主、客观的争议。比如交通拥堵问题，比如贩毒问题，这些现象的负面性是广泛的，虽然消除这些问题未必是一时之功，但消除这些问题的负面影响的动议却具有广泛的共识。
舆论客体的冲突和反常性是指，舆论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一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它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也许不是新出现的，但一定是一个新凸显的问题。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所凸显出来的新问题如果按照既有社会机制或社会规则来解决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一冲突和反常性是新问题和旧规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在如何进行利益调整和规则重建上，存在众多争议。比如在传统社会中“拾金不昧”一度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该不该向失主索取报偿，却成了有争议的问题。再比如，“婚前财产公证”，在传统观念里简直是对双方婚姻和感情关系的亵渎，但在市场经济环境却发生了，最初争议声很多，但随着社会规则的调整，人们的社会观念也随之改变。
二、舆论的主体——公众
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性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构成舆论的主体——公众，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少数人、个别人，它一定是一个数量相对比较多的社会成员的集合体，从这一点上来说，公众似乎与集群、群众这些概念难以区分。那么，公众又有哪些特征和规定性呢？
1.什么是公众
群众与集群古已有之，公众这一概念虽然是一个社会成员的集合体，但它本身不是一个确定的数量上的概念，它是近代大众传媒的产物。
早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就洞悉了公众与其他社会成员集合体的差异，即公众是“纯精神的集体，由身体分离且分散的个体组成，其结合完全是精神的纽结”。群众与集群是以身体的临近为条件的社会成员的集合体，进而通过人际的信息传播，实现人与人心理乃至精神的联接。然而，当人类文明的河流绵延到近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人们不必在大街谋面，也不必在广场聚集，人们在各自的居所就可以阅听信息，于是，信息传播不再因时空而阻隔，可实现同步的信念或激情，大众传媒作为纽带使不同时空的人共享了一个信息、一个思想抑或一个愿望。公众最重要的特征是它造就的舆论。“舆论与现代公众的关系好比是灵魂对身体的关系”。
2.舆论主体公众的规定性
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一方面要具有问题相关性；另一方面，这些社会成员还要具有相应的意见表达的主体性。具备这两种不同的性质要求，这个与某一舆论问题相关的社会成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舆论表达主体。
所谓问题的相关性，即跟舆论客体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相关性，也就是舆论客体——问题相关所及的社会成员可以成为舆论的主体——公众。
舆论主体要具有相应的意见表达的主体性。一般来说，社会成员的主体性是指，有自主意识，同时又有完全的行使社会行为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即舆论主体就相应的舆论问题具有意见表达的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
所以，公众这一概念既不是一个确定的数量上的概念，也不被某种特定的社会属性所规定，关键是舆论问题涉及的社会成员的特征。虽然这些社会成员未必在同一时空，但由于大众传媒的纽带关系，使处于不同时空的个体、具有问题相关性的社会成员，就某一舆论问题达成目标取向的共同性。具体来说，共同的利益、兴趣和某种偏好将他们彼此结合成为“纯精神的集合体”。
三、舆论空间的“冲突性”呈现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经济利益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经济分化不可避免，而随之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层分化态势，这也意味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尤其在某些方面两极分化的态势增加了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这些具有冲突性的社会问题是如何进入舆论的视野？舆论空间的“冲突性”又呈现出怎样的景观？
在社会转型中基于不同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最终一定会被反映和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层面。而舆论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的冲突性不仅具有公开性，而且会从社会心理的不同层面表现出来：即具体意见、社会态度和价值观，而不同社会意识层面的表达又会进一步增强社会阶层认同感。
（一）舆论表层——舆论多元
舆论是公众面对社会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那么，素有“社会皮肤”之称的舆论对于转型期我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往往会敏感地指示出来。
当前，社会舆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不仅对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诉求有所反映，且其多元化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显和突出。“改革开放初期的显舆论，大都尚停留在社会心理的层面，因而表现在日常生活领域，诸如关于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舆论，以及一些物化形态的、具有符号特征的显型文化；在反传统、从众心理的驱使下，这类舆论进一步转化为流行的生活新潮，层出不穷”。
“当改革进一步深入，触及到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和现实利益时，舆论便开始出现了彷徨的态势，公众潜在的原有信念体系与公开的表达之间，有意无意地发生着矛盾”。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各种舆论调查的数据都显示了我国当代舆论的特征。改革初期舆论的兴奋状态（高期望、高评价）正在转变为一种表达含混的状态（适度期望、有限评价），公众从最初的“兴奋”转向相对抑制的“迷茫”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