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目的
自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这场改革的结果，结束了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之路。这一改革所带来的是中国连续三十来年接近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奇迹。
在中国经济改革进行的同时，另一发展中大国——印度的经济改革也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政府的领导下加大了力度。而在1991年，在中国的这场改革开启13年后，在一场国际收支危机的压力下，当时的印度政府——拉奥政府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转机，也在印度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改革。这场以“四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私有化”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也终结了自印度独立以来建立起来的“半管制”计划经济体制，使印度最终也走上了市场经济和全面开放之路。这一改革的结果，使印度彻底地摆脱了长期以来徘徊在3%左右的“印度教徒经济增长率”，开启了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自本世纪初以来，印度也出现了接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
两个发展中大国几乎同时出现的高速增长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两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总结。而由于两国发展道路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于是，对于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也就成为了近几年来很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印两国的发展道路的比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种比较既可以丰富和发展转型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内容，又可以为世界其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而对于中国来说，通过与印度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议。
1.2相关研究文献及其评述
由于中印两国几乎同时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关于中印两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以及二者比较的研究在近几年来逐渐成为了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相关的著作与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综合起来，这些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2.1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研究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一般把起点定为1978年，也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之时，所以，实际上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也就基本上等同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或者也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关于中国转型的道路，一般认为虽然有与其他原计划经济国家相同的主题，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但又具有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特征，这不仅在于中国没有像那些国家一样有社会制度转变的目标，并采取激进的方式，而且在于中国没有像那些国家一样一开始就设定了明确的目标，中国的经济转型在目标上有着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是根据改革进程的发展提出不同阶段性改革目标，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又恰当地实现了阶段性目标的转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种阶段性探索和转换的结果。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至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这是体制模式与改革方案设计的改革探索期；第二阶段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至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这是体制转轨与改革重点突破的转轨明确期；第三阶段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是体制确立与改革攻坚的转型深化期。当然在中国经济改革的阶段划分，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著名学者吴敬琏就在他的著名著作《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就把中国经济改革总体上分为行政性分权（1958——1978年）、增量改革（1978——1993年）、整体推进（1994年至今）三个阶段。当然这一分法与前一分法也不能说有根本性的区别，只是把改革的时间提到了1958年，即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之时，而后面的区分，在时间上是基本一致的，至于把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为一个分水岭而不是把十四大作为一个分水岭，只是由于分段的标准不同而已，由于吴敬琏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成书时间是2003年，没有把2003年以后单独列一阶段也是自然的事情，所以，从转型的角度看张建君的三阶段分法是基本可取的。
根据张建君的这种三阶段分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经济改革或者说转型的过程，总的来说经历了由体制外市场因素的培育到体制内市场主体的构建到整个社会的全面推进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定的任务，有改革的重点，当然，围绕这些重点，我国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观点。
第一阶段的体制模式与改革方案探索期主要是在探索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由于最终的目标模式并没有确立，所以改革的重点在体制之外，而非体制之内，主要的重点在价格形成机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培育，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有体制中最核心的东西——公有制企业，虽也有过各种改革的探索，但基本的运行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然，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实际上对于公有制经济最终的改革也奠定了基础。在价格形成机制与企业改革问题上，现实中的政策出现了五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即放权让利的改革阶段；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阶段；“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阶段。
在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也形成了四派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是以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等为代表的“双向协同”改革思路，即实行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协同并行战略；第二种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思路，主张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第三种是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强调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第四种是以王琢代表，提出了“突破两头，带动市场”的改革战略。这时学术界的另一热点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在这一问题上，也形成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其中主要有谷书堂、宋则行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论；王琢提出的“宏观调节市场与市场调节企业统一”的中国经济体制模式论；刘国光提出的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双模式转换”模式论；董辅礽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八宝饭的混合经济模式论等等。这一阶段在实践层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主要体现完成了三个革命性的改革，第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革命性改革，开创了经济转型的局部试验、典型推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特点，证明了局部改革的可行性；第二是价格双轨制改革战略奠定了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过渡的基础，实现了计划经济运行机制向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有序转变；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培育了中国经济转型的体制外力量，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多元化主体，成为转型经济学的重要范式，即“体制外改革”的重要例证。
第二阶段是体制转轨与改革重点突破的转轨明确期。1992年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探索期的结束，中国也就正式开始了体制转轨。进入这一阶段之后，从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基本上停止了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讨，而转向了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这一阶段理论探讨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
其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以当时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的“四梁八柱”理论最具有代表性。李铁映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分为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可以概括为“四梁八柱”，即（1）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3）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4）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5）稳定农村基本生产关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村经济体制；（6）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7）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8）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后来一段时期内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的研究基本上也就围绕着这八个方面展开。
其二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由于价格机制的改革在1992年时已经基本结束，再加上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基本确立之后，中国国内的短缺现象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彻底扭转，卖方市场最终向买方市场转变，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经营却每况愈下，所以经济学界的研究重心自然而然向国有企业的改革转变。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自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中心问题是产权改革，产权改革的核心是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所有权构成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两次著名的争论。一次是1995年被称为“北大交火事件”的林（毅夫）张（维迎）之争。在那次交火事件中，林毅夫主张国有企业改革方式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的环境，而张维迎则主张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在于民营化。一次是2004年的“郎顾之争”，这次争论以2004年8月9日香港著名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的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的演讲攻击大陆的并购大王顾雏军利用国企改制的方式大量侵吞国有资产为导火线，引发了国内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方向及其事实结果的大讨论。在讨论中分为了明显的两派，一派坚持国企私有化是正确的方向，一派认为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是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其三是关于中国经济转轨模式的研究。准确地说，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或转轨的理论，应该说是从第二阶段开始的。因为只有这时中国才正式确立了转型的目标，并开始思考转型的模式和路径。在关于中国经济转轨模式的研究中，1994年盛洪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收录了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对中国经验的概括和解释，探讨中国转轨的实践模式。一般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转轨的经典范式是“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如盛洪就认为价格双轨制的设想包含了增量改革和体制外改革的一般构思。第二是对激进转轨和渐进转轨模式的不同绩效的分析比较，并对国际上批评中国经济转轨方式的观点进行了反击。其中，林毅夫等人指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最接近“帕累托演进”，经济改革必然要涉及到较大范围的利益结构调整，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因而领导阶层中并不存在一个足以与坚持改革的主流意见相抗衡的利益集团。而樊纲则认为中国改革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非帕累托演进”，但通过“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成本比较得出“渐进式改革”是中国的最优选择。第三是对与改革道路相关的国外转轨理论及改革热点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着重点是政府职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刘世锦探讨了作为改革者的政府在政府机构、法律制度、制度环境以及各类经济竞争等方面的改革问题，指出通过政府推动的改革为企业和个人自发进行改革开辟道路并使后者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周振华从中央与地方分权以及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的角度探讨了政府间的利益分配与资源配置。戴园晨探讨了建立市场秩序和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问题。
第三阶段是体制确立与改革攻坚的转型深化期。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是第三阶段开始的标志，中国经济改革或称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也由此进入了转型经济探讨和体制改革攻坚研究为主题的新阶段。这时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特征是：在转型模式研究中渗透着改革对策研究，在改革对策研究中又折射出转型模式研究的基本理论主张。这一段时期研究问题非常广泛，重点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模式、道路和特点。这个问题是第二阶段的一个研究热点，但在第三阶段依然为重要的内容，而且和第二阶段不同的是，第二阶段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而这一阶段则开始全面的总结。另外，这一阶段很多的学者都开始突破了原有的“激进——渐进”范式，而提出了新的转型思维范式。如周冰和靳涛提出，以宪法性秩序转变方式为依据，经济转型方式可以概括为平滑模式和突变模式。中国的经济转型属于平滑模式。李曙光则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中国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特殊的“政策之治”的路径，下一步的改革，关键是由“政策之治”迈向法治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