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的”和“说的”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国家说什么、做什么，尤其是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更是这样。这当然有利于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有利于树立守信用的形象。根据我过去一二十年参加多边论坛的感受看，这是一个非常突出和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差别。西方国家一再标榜他们很负责任，有很高的信任度，其实实际情况是：西方政客说的话都是对选民说的，今天本届政府说了，本届政府尽量把事情办完，但是很多办不到。尤其是很多需要办的事、需要实现的承诺，是以后的政府的事，现任领导人根本不考虑他现在提出的承诺以后的领导人和政府是否能够兑现。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对205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争论非常激烈。对西方国家的政府而言，到2050年是不是能够实现现在提出的承诺目标，已经不是他考虑的内容。西方国家政党轮流执政，到2050年还是不是他的政党执政、甚至他现在的政党到时候是否还存在，都不一定呢。至少是他本人不会再执政！而现在喊的口号越响亮越好，标准越高，占领的道德制高点也越高、也就越好，至于这些承诺到时候能否执行，不是他考虑的范围了。我们的领导人，是说什么就做什么，这也是执政党的理念，今天说2050年要做的事情，到2050年一定要执行。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领导人和西方领导人，或者我们的政治和西方的政治，不是在同一个语境下，这样的对话就很困难，也就很容易产生冲突，实际上不产生冲突甚至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应该建议高层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不在同一个语境下讨论问题，怎么困难产生共识呢？怎么能够有同样的认识和同样的行动呢？我们国家现在制定了很多规划，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多少规划到时候是完全按照既定规划来做的。现在确定2050年温室气体减半，到时候是否能够实现减半，那要看到那时候是否有足够的科学技术支持、要看那时候发达国家是否能够率先大幅度减排。如果发达国家在2030年、2040年的时候，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根本没有办法减下来，我们为什么需要担心自己在二三十年前确定的任务无法完成呢？发达国家也不可能指责和抱怨，因为他们又自己都无法完成，哪里会有什么理由指责我们？现在在制定这种目标的时候，发达国家并没有把如何实现或真正去实现这种目标当做一个选项，所以提出的目标可能非常离谱；而我们很认真，现在只能够接受我们认为今后可以实现的目标，否则就要反对。这样，实际上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很被动的地位。如果我们也按照发达国家的语境来谈，你说2050年减多少，你就定吧、减吧。到2040、2050年能不能做到，首先要审查发达国家2030年做到什么程度，2040年、2050年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凭什么要求我们做到？这是到那个时候需要讲的话，我们现在把以后要讲的话，拿到今天来说了，这是很大的一个时空错位，建议学术界给中央提出新的思路和建议。
曾绍金：我说的可能和大家说的不一样，因为我长期从事矿业，也是学地质专业，用地质学的眼光看很多问题跟社会学家不一样，社会学家更在意今天，地质学的历史眼光，地球的历史不是一千年，也不是一万年，而是几亿几十亿年。我认为地球气候的变化跟地球的演变关系更为密切相关。地球有40多亿年了，我们研究五千年也好，或者一百年也好，人生在地球演变历史上只算是极其短暂的瞬间而已。对于气候变化，我认为没有多大了不起的事情。中国人很聪明，气候变暖，首先是英国人提出来的，变化的概念可以说变冷、变暖、变旱、变涝，关键一个问题是现在的变化和人类活动有多大关系，这是必须要回答的。我认为，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有多大关系？微乎其微。论证的话，说法就多了。
对于碳排放，我本人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中国是13亿人，刚解放的时候是5亿人，当时农民烧柴火，排放量比现在用电的排放量不知道多多少倍。我们计算5亿农民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每天烧柴火做饭或者冬天烤火的排放量和现在的排放量相比不知道要多多少倍，但这些没有人算过，因为我们都算煤，解放初期产多少煤，当时人均10多度电，现在每人年均2500多度，肯定是耗电多了，但其他方面减少了，这没有算过。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人还是要理性的对待，我同意刚才前面几位讲的，中国是处在特殊的发展时期，特殊的发展时期我们回过头用历史的眼光看人类社会对地球的影响，应该说从地质学来讲，人类社会对地球的影响最大的已经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农业，农业的建立就是破坏大量的森林和湿地，建立了农田，这叫黄色革命，现在所有的农田，之前都是森林和湿地，才有了水田，用当时的眼光来讲是极大的破坏。第二是工业，工业革命用了大量的矿，应该承认采矿对环境有极大的影响。我个人认为第三类影响是人口和城市化。因为人口急剧增加，不管三千年也好，五千年也好，一万年也好，人类由当初全世界只有几百万人逐渐到1亿人，在同样一个地球上，现在60多亿了，往后的发展是否超过100亿不好预测，假如到100亿，唯一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城市化。如果在几十年前的农村炊烟缭绕是美景，而现在的城市如果也是“炊烟缭绕”就是极大的环境污染。中国之所以问题这么多、这么大，因为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有13亿人口，我们比美国多10亿。城市化的问题对气候的影响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远远大于过去，这个影响对于全球的影响有多大？这个问题要另外来看。在地质学家眼里，如果没有长江黄河在几百万到几千万的泛滥，哪里有长江黄河的平原。如果没有长时间的沙尘暴的黄土堆积就没有现在的黄土高原，哪有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地球本身是活动的。刚才刘教授说四川的变化，我也很清楚，现在在南极发现几亿年前是森林林地，地球肯定有变化的，如果人类活动想阻止它不变是不可能的。还有人忽悠过把青藏打开，把西北变为“江南”，那是最大的悖论。大家看看地球仪，北纬30度只有中国是美好的江南，而在非洲、北美都是沙漠，如果按有些人说的把青藏高原打开的话，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就不知道导致大气环流的变化，将会有多少更大的灾难。我认为还是少一些“人定胜天”的悖论，人“胜“不了天，也难“败”天，人类的出现在不断改变局部环境，是否会改变整个地球，我个人认为还为时过早。
回到气候变化中的中国经济话题，前不久炒气候变暖的话题，现在也不说了，温总理不说变暖，说变化，因为地球气候变化是绝对的。不可能今年多少度，明年还是多少度，是变暖了还是变冷了，不说，是变旱了还是变涝了，也不说。关键问题是中国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特殊阶段，这个阶段里面必然产生大量对能源的消耗。什么叫工业化？解放初期城市人口12.5%，大约是六千万人在城市里生活。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2009年我国是46.6%，还不算民工在城市里面，现在城市活动的人数远远超过6亿人，达到将近7亿人，城市固定人口加上打工的或者农村出来的，这7亿是什么概念呢？肯定对局部的环境影响是很大的。我们要搞城市化，未来20年从46%到70%的城市人口，还有多少人？每年一个百分点，每年新增一千五百万。新增一千五百万城市人口要吃饭、住房、交通、路，就需要大量的矿产资源，需要大量的开发，能源的消耗更加集中，但是这是一个转换的过程。我们研究这个事，不光为政府服务，还要为老百姓服务，我们不敢发展的话，是否回到过去的生活状况呢？这是不可能的。
在人类世界近50年或者近100年，在社会科学界里面出现过几次悖论，这些悖论实践证明，从历史到现在，人类社会都没有出现，但是每次出现悖论给人一个好处，50年前全世界公认的地球石油只能用40年，过了50年现在石油开采量是50年前的好几倍，保有储油量也是过去好几倍，但相信石油总有用完一天，这种歪理学说带来一个好处就是给大家建立一个节约的概念。我们以前把节约建立在穷的基础上，如果气候变化说要低排放，气候变化也要排放呀。我们建立的节约理念不是贫困、不是短缺，节约药建立在新的理念上，节约是为了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不是因为生活方式破坏，把地球造坏了。但是无论怎样保护，地球也只有100亿年生命。天文学研究表明，再过三十多亿年，太阳成为红巨星时，太阳体积膨胀到体积比地球轨道大多了，人改变不了这个规律。即使这样也不能反正要结束就不保护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要有一个理性的观点看待这些变化，当前关键的问题是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现在处于特殊发展阶段对资源环境的需求，既要建立好的生活环境，也要适应现在的发展，才是现在应该研究的课题。
任以峰：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刚才听了几位要么是气候方面的专家，要么是经济学家，讲的很多内容非常受启发。今天的题目，“气候变化中的中国经济”是比较宽泛的，就是探讨“发展是硬道理和硬发展就是没道理”之间的平衡关系。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讲，发展肯定是硬道理。鉴于此，从长远发展来讲，硬发展就是没有道理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是我们长期追循的战略目标。下面，我从WTO的角度介绍一点与环境有关的情况，属于一孔之见。
WTO为什么跟气候和环境问题有关系呢？多边贸易体制是1948年成立的。成立之时即有了环境的问题，尽管当时认识很肤浅。GATT第20条专门提及“如果是保护人类、动物、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须的，就可采取例外措施”。2008年，多边贸易体制成立60年的时候，世贸组织秘书处发了一个报告《多边贸易体制60年我们学到了什么》，其中总结了很多内容，包括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好处。但在《报告》最后一段，谈到世贸组织未来挑战的时候指出，对多边贸易组织来说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贸易与环境问题。
WTO正在进行多哈回合一揽子谈判。环境议题是其中的议题之一，但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议题，最重要的是农业和工业品的谈判。环境议题的目标是削减或取消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关于环境产品谈判，各成员提出了三种谈判方式：一种叫“清单方式”，就是制定一个环境产品清单，然后谈判如何将清单中产品的关税逐步降至零，多数发达国家以及韩国、新加坡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支持这一方式；一种叫“项目方式”，就是只有在环保项目下进口的产品才可享受优惠关税待遇，多数发展中国家支持这一方式；还有一种叫“出要价方式”，就是通过出价和要价来确定不同的成员分别对哪些环境产品进行更大幅度的关税削减，这一方式是由巴西提出的。
中国关于环境产品谈判的立场是：
第一，环境产品的唯一或主要目的必须是用于解决环境问题。环境产品谈判的根本目标是保护环境，实现环境利益。我们承认环境产品的关税减免会促进相关产品的贸易，并有助于实现发展目标，从而促进环境、贸易和发展的三赢。
第二，支持为真正的环境产品制定清单，但反对“搭便车”。如果是真正的环境产品，我们愿意通过制定清单的方式对其进行自由化。但目前各个组织（包括APEC、世界银行、OECD）和WTO成员提出的所有清单中都存在大量“搭便车”的产品，使广大发展中成员无法放心开放市场。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具有多功能性，既可用于环保目的，也可用于其它目的。（根据Veena Jha的研究，只有5到6种产品属于真正的环境产品。）为此，必须为“环境产品”制定科学合理的评定标准，避免出现“搭便车”的产品。
第三，环境产品谈判的结果应有利于增强发展中成员自己生产环境产品的能力。要提高发展中成员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促进自身环保产业的发展。发展中成员需要通过适度保护自身环保产业，促进国内环保产业的发展。同时，发达成员还要切实向发展中成员转让相关技术。这样着眼于长远，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四，谈判结果要体现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具体而言，发展中成员适用的环境产品清单要更短，减让条件要更宽松。
谈判未来的走向我们还很难预计。也许“清单加项目方式”可以成为一种折衷的解决方式。也就是说，对于纯粹的环境产品，以清单方式来谈判如何实现降税，但对于多功能性产品，通过项目方式来解决。当然，也不排除在谈判的最后阶段通过适当的出要价来进行一定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