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
这种法子是一个和平的法子，文帝手里没有实行。到景帝即位，任用晁错做御史大夫，晁错的主意，却比贾谊激烈了。他不用“把诸侯的地方分给他自己子孙”的法子，却硬用天子的权力来削诸侯的地。他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一举就削了楚、赵、胶西三国的地方。于是吴王恐“削地无已”，就和济南、菑川、胶东、胶西四国，及楚王戊，元王的孙。赵王遂，如意的儿子，文帝所封。同举兵反起来了。
吴国的反谋，蓄了三十多年，一发起来自然声势浩大了。他下令国中，说：“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一共得了二十多万人。又发了闽、东越两国的兵。他移书诸侯道：“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赐，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
幸而有善于用兵的周亚夫，总算应时戡定。当时七国的兵，系吴楚两国西攻梁；济南、菑川、胶东、胶西四国，共攻围齐；赵国也发兵入齐西界。汉景帝派将军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太尉周亚夫击吴、楚。吴、楚的兵最轻剽，难与争锋。梁国的都城睢阳（如今河南的商邱县）被围甚急，亚夫不去救，却东北壁昌邑（如今山东的金乡县），遣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粮道。吴、楚兵攻睢阳不克，攻亚夫军又不胜，粮尽，只得退回。亚夫遣兵追击，大破之。吴王逃到东越，给东越人杀掉。楚王戊自杀。济南、茁川、胶东、胶西四国的王都伏诛。齐王将闾本和四国有谋，后来才后悔了，守城拒敌，到这时候，也惧而自杀。梁孝王武是景帝的同母弟。从此以后，汉朝就“摧抑诸侯，不得自治民补吏”，实权都在“相”的手里。武帝时，又用主父偃的计策，叫诸侯把自己的地方分封自己的子弟。从此以后，列国疆域更加狭小，汉初的封建就名存实亡了。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也带一点功臣系的臭味，所以后来毕竟不得其死。参看《史记·绛侯世家》。
【第三章】汉初的休养生息
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捣乱，都已讲过，就可以讲到汉初社会的建设方面了。要考察的情形，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的。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质方面的支配，物质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汉初社会的精神方面却是怎样呢？《史记》上说：
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吕后本纪赞》。
为什么有这种心理？请想一想。西周以前不必论，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实在经过五百年的长期战争；再加以秦朝的暴虐，再加以楚汉的纷争。这时候，社会的状况如何？如何不要发生这一种心理呢？
社会心理的力量是最大不过的。生于其间的人没一个能不受它的鼓动，而且受其鼓动而不自知。
《汉书·孝文帝本纪赞》：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又《食货志》：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风流笃厚，禁纲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孝文帝这种恭俭的君主，在历史上却也难得。功臣是最喜欢捣乱的，也能够“论议务在宽厚”，更为奇怪。我说：这都是受了社会心理的鼓荡而不自知的。《吴王濞传》：“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抚循其民。”当时的郡国诸侯，武人也不少。居然能如此，这个也是受社会心理的暗示，其效验，居然“天下初定期……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
当时的政治受这种心理的支配。可考见的共有三端：其[一]是减轻人民的负担：汉高祖初定天下，“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民之田租”。到景帝三年，公元前156年。才令民半出租，其间共有一十三年，没有收过一文的田税。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一次的事。从此以后，田租是三十而税一。其[二]是简省刑罚，高祖入关，就和人民约法三章。其后萧何定《九章律》，虽然沿用秦法，然而断狱四百在实际上却是简省的。文景时代，又屡有减轻刑罚的举动。详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三]是在政治上一切都守无为主义。所以贾生劝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就“谦让未遑”。《史记本传》。匈奴屡次入寇，从景帝以前，始终取防御主义。这种政策，高祖、高后、文帝、景帝四代相继，共有六十六年。公元前206至公元前141年。它的效果便是：
《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这个富力的增加，也总算得快的了。然而这种政治也有个弊病，便是（一）豪强之徒侵凌穷人，毫无制裁；（二）文化方面太觉黯然无色，所以激成武帝和王莽时的政治。且待下面再讲。
【第四章】汉朝的武功
第一节 匈奴
秦汉时代，是中国国力扩张的时代。这是为什么？[一]战国以前是分裂的，秦汉时代变做统一的大国。[二]去战国时代未远，人民尚武之风还在。[三]从汉初到武帝，经过七十的休养生息，富力也极充足。
从秦到清盛时，二千多年，中国“固定的领土”和“对外扩张的方向”，无甚变更。这个规模，是秦始皇开其端，汉武帝收其功，所以说雄才大略的，一定要数秦皇汉武。咱们现在要讲汉朝的武功，因为匈奴是汉朝一个大敌，就从他讲起。我在第一篇第六章第一节里，不是说过当时的匈奴，都是些“分散溪谷”的小部落，只有河套里的一个部落，稍为绝大么？这个部落便是秦汉时候的匈奴。当秦始皇时候，匈奴的单于唤做头曼。秦始皇叫蒙恬去斥逐他，头曼不能抵抗，只得弃河套北徙。到秦朝灭亡，戍边的人都跑掉了，匈奴复渡河而南，仍旧占据了河套。这时候，匈奴国里又出了个冒顿单于，东击破东胡，西走月氏，南并白羊、楼烦二王，又北服丁令等小国，这个丁令，在贝加尔湖附近。贝加尔湖，当时唤做北海。就并有如今的内外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南部了。老上单于时，又征服西域。
他这时候，便把从前“分散溪谷”的小部落都并而为一，匈奴的统一事业到此时才算完成。所以《史记》上说：
自淳维以至头曼，《史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引乐彦《括地谱》：“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力熏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徒，中国谓之匈奴。”这种话，靠得住与否，可以暂时不必管他。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
然而他的人数毕竟不多。《史记》上先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又说“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则匈奴控弦之士，实在还不足二十四万。既然“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那么，控弦之士之数，一定等于全国壮丁之数。老弱的数目，算他加两倍，妇女的数目，算他和男子相等，也还不过百五十万。（控弦之士）×2=老弱男子之数；控弦之士+老弱男子之数=男子之数；（男子之数）×2=匈奴全人数。所以贾生说“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他所以强盛全由于：[一]游牧部落性质勇悍；[二]处塞北瘠薄之地，当然要向南方丰富之地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北狄之患公共的原因。
这时候，他所占据的地方，是“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如今直隶的蔚县。以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如今陕西的肤施县。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如今山西的代县。云中”。如今山西的大同县。
匈奴和汉朝的兵衅，起于公元前200年。以前只算得盗边，这一次才是正式的交战。韩王信既降匈奴，就引导他入寇，参看第二章第三节。高祖自将击之，被围于平城，在如今大同县。七日乃解。于是用刘敬的计策：[一]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二]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三]约为兄弟，以和亲。刘敬是个战国的策士，战国以前，本国人本和戎狄杂居的，用这种“婚姻”、“赂遗”的政策，以求一时之安或为欲取姑与之计的，是很多。刘敬还是这种旧眼光。然而这时候的匈奴，已经变做大国，不是前此杂居内地的小部落，暂时敷衍，将来就可以不战而屈的。所以他这种政策，毕竟无效。从此以后，经过老上冒顿的儿子，公元前174年立。和军臣老上的儿子，公元前161年立。二世，都和汉时战时和，到伊稚斜军臣的兄弟，公元前126年立。手里，形势就一变了。
武帝和匈奴启衅，事在公元前133年，用大行王恢的计策，叫马邑人聂壹，阳为卖马邑城诱匈奴单于入塞，伏兵三十余万于其旁，要想捉住他。单于还没入塞，计策倒泄漏了。从此以后两国就开了兵衅。其中最有关系的有三次。一是公元前127年，卫青取河南地，开朔方郡，恢复秦始皇时的旧界。二是公元前119年，因为伊稚斜单于用汉降人赵信的计策，益北绝漠，要想诱汉兵到那里，趁他疲极而取之。汉朝便发了十万——这是官发的，又有私员从马，凡十四万匹，运粮重的还在外——叫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分一半去打他。卫青出定襄，如今的和林格尔县。
打败了单于的兵，追到置颜山赵信城。赵信所造的。霍去病出代如今山西的代县。二千余里，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临瀚海而还。置颜山、赵信城、狼居胥山、姑衍、瀚海，都应该在漠北，不能确指其处。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三是公元前121年，匈奴西边的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朝就开了河西四郡。酒泉，如今甘肃的高台县。武威，如今甘肃的武威县。敦煌，如今甘肃的敦煌县。张掖，如今甘肃的张掖县。从此以后，汉朝同西域交通的路开，匈奴却断了右臂了。参看下节。这都是武帝时候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