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坏女人……一直都是。他们过去常在第五大道旅馆幽会，”我母亲说道。她正在向我透露这两个人的过去，仿佛这样的犯罪地点加重了这对男女的罪行。她的眼镜斜对着手里的针线活，指间忙不迭地织着一条雪白的婴儿毯，嘴里窸窸窣窣吐出这些话，那声响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因为婴儿毯烧焦而发出的。（我母亲有一个特点，当她发表无情言论的同时，总是忙着做一些仁慈的事。）“他们过去常在第五大道旅馆幽会”；这句话真是准确无误地展现了我们老纽约的特色！一个时代以后，人们在讲述像莉齐·黑兹尔迪安和亨利·普雷斯特之间的这类风流韵事时，会这样说：“他们在多家旅馆幽会”今天，除了少数几个过时的老姑娘仍以年轻时分泌的毒液为食，还有谁会对别人在哪儿幽会这类事感兴趣？
生活已经过于电报化，人们的好奇心不会一直停留在一场已为人知的情感关系上；就像老希尔顿·杰克逊回应我母亲时说的，他边用他那完美的“瓷器”喝茶边嘟囔道：“第五大道旅馆？如今，就算有人在意，他们还是会在第五大道的路中央幽会。”
但是，我母亲那尖刻的话语像一束强光，突然聚焦在发生于我少年时代的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事件上！
第五大道旅馆……黑兹尔迪安夫人和亨利·普雷斯特……这些名字连在一起，使她的谈话击中了我记忆深处的某一点，这就好比一只探照灯，一旦人们注意到它挑出的任何一个异常突出、发亮的东西，它就会在旋转间突然停下，被按住不动。
那时我还是个12岁的男孩，从学校回家过假期。我母亲的母亲，帕雷特外祖母，仍旧住在西二十三街的房子里，那是我外祖父在他那具有开创精神的青年时代建造的，在那个年代，一想到要住在危险的联合广场以北，人们就会心惊胆战我的外祖母和我的父母回忆起那个年代时，总是带着一种开玩笑似的怀疑态度。一年年过去了，新房子稳步朝公园方向挺进，延伸到三十街之外，以水库为界。因此，在我上学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居住的地方已经成了一个沉闷孤立之地，既不属于南部的贵族区，也不属于北边的富人区。
哪怕是在当时，纽约的时尚潮流也如风云变幻，我隐约记得儿时外祖母佩戴着蕾丝花边，穿着吱吱作响的“云纹绸”，通常在元旦那天由她漂亮的已婚女儿们陪同着接待客人。至于老希尔顿·杰克逊，一旦一种社会习俗被废弃不用，他就总假装自己从未遵守过它。他坚持认为，除了在有荷兰血统的家庭之中，从未有谁认真遵守元旦礼仪。他还坚持认为，正因为如此，亨利·范德卢顿夫人才会以一种不情愿的半道歉方式坚持这种礼仪，而她的朋友们早就开始在一月一日这天闭门谢客，当那些守旧的人正在举行庆祝仪式时，这个日子已被他们定为城外聚会日，而这些聚会也已经成了不出席那些庆祝仪式的一个常用借口。
当然，外祖母后来不再接待客人。不过，她会觉得在冬天出城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尤其当如今纽约的房子里都有了新式热风炉，暖和极了，而且都装着煤气枝形吊灯，灯火通明。不，谢谢了外祖母这代人曾在冬天穿普鲁涅拉厚呢浅帮鞋和低领薄绸，生冻疮，在不暖和、不点灯的房子里长大，当被证实没有能力在纽约挣扎生活下去的时候被船运走，死在意大利，他们才不要去乡下过冬！因此，外祖母像大多数同辈人一样，在一月一日这天留在城里，通过家庭聚会的方式度过这一天，这就像一个追加的圣诞节然而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因为没有礼物和李子布丁，这一天只不过是圣诞节的苍白月影。
尽管如此，这一天仍颇受欢迎，因为可以作为暴饮暴食、闲逛、无所事事的正当托辞：这种荷兰式的生活习惯依然在纽约最上流的圈子里广泛流行。不过，在我要讲述的这一天，当时我们还没站在那扇平板玻璃窗后面，虽然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从那里得到莫大乐趣，观察那些滑稽的先生们四处小跑，他们晚礼服上的白领结几乎要从大衣领里掉出来，他们从红褐色门面的房屋里冲进冲出，仿佛在响应一轮又一轮神圣的召唤。我们围坐在杯盘狼藉的午餐桌前，心满意足地消化着肚子里的食物，这时一个仆人冲进来，说第五大道旅馆着火了。
噢，接着乐趣就开始了这可真是太有趣了！因为外祖母的房子正好对着那座宏伟的白色大理石大厦，每次我去捎口信或给长辈们买晚报时，都被要求“跨过去”，我对这座大厦的印象仅限于大堆大堆的地毯，以及无烟煤和咖啡混合在一起的浓重而闷热的味道。
这家旅馆尽管庄严肃静，却已不再时髦。在我的记忆里，谁也不认识去过那里的人；常常有“政客”和“西部人”光顾那里，我母亲说到这两个阶层的市民时的那种语调，总是似乎想要剥夺他们的选票，把他们跟文盲和罪犯归为一类。
不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越发期待从所说的这场灾祸中得到乐趣；那天上午，难道我们没有怀着极大的乐趣，观看街对面为元旦招待宴会准备的非同寻常的“花雨”，以及高耸的奶油糖霜蛋糕？这是一场公共宴会。旅馆里所有的女“客人”都被召集到公共客厅，那里挂着密集的蕾丝窗帘，装着重重的枝形吊灯，那些留长发、穿厚绒布衣服、戴白手套的先生们从两点钟就开始急匆匆赶到这个狂欢之地。现在，多亏了这场及时火，我们不仅可以兴高采烈地观看消防队执行工作（纽约年轻人至高无上的乐趣），而且还将亲眼目睹那些女士和她们的访客身穿节日盛装，被吓得从浓烟里踉踉跄跄地逃出来。就算想到火灾可能带来危险，也不能减弱这些令人愉快的期待。这座大厦建造牢固；纽约所向披靡的消防队已经到了门口，他们戴着的黄铜色头盔闪闪发光，乘坐的马匹如银质餐具那样耀眼；我的高个子表哥休伯特·维森一听到第一声警报就猛冲到了街对面，现在已经飞快地返回来说危险结束了，然而一楼和二楼到处都是烟和水，一片混乱，那些房客正被转往其他旅馆。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除了感到无限的欢乐，还能从这事件中明白些什么呢？
我们的长辈们，一旦放下心来，也和我们一样。他们站在我们身后，也凑近窗户，越过我们的脑袋向外看，我们听见他们那咯咯的欢笑声，以及混杂其中的讽刺评论。
“噢，亲爱的，看呀他们都过来了！那些元旦女士们！大白天穿着低领和短袖，个个都是！噢，那个胖的头上戴着纸玫瑰……亲爱的，它们是纸的……很可能是从奶油蛋糕上弄下来的！噢！噢！噢！噢！”
萨拜娜·维森姨妈不得不用她的蕾丝手帕堵住了自己的嘴，然而她那套在棉绸里的结实身躯却高兴地摇晃着。
“嗯，亲爱的，”外祖母温柔地提醒她，“我年轻那会儿，我们可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都穿低领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