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需要智慧，因为管理的对象是人，是各种复杂的关系，是对组织发展现实和未来的判断。有艺术地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恩威并施，敏锐地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是每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智慧。王阳明身处官场多年，深谙管理的智慧，通过选拔良将、以德服人、任贤使能、赏罚分明，带领团队获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注重人才的素质
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厄远近”，而“料敌制胜”乎？
王阳明十分注重人才的素质，在他看来，一个好的人才必须在功成名就时淡泊名利，在面临危机时敢于承担责任，尽心尽力地为团队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抱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淡泊心态，就能够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敌情，考察地形的险易并计算道路的远近，最终获得胜利。这其实就是在告诫领导者要注重人才的素质，要善于发现素质良好的人才并给予重用。
俗话说：“得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识人之前，重在观人。”观人重在言与行，识人重在德与能，不细观则不能明识，不明识则不能善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得越深刻，用起来就越得当，相处起来才能减少摩擦。
然而，人们要想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出他内在的品德修养，是一件很难的事。自古识人之难，在于知人知面不知心。虽然难，但还是要去体味，毕竟识人是与人交往的基础。只有在对一个人的性格品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才能决定与其相处的模式及关系的远近。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谋之有道，而道相同者则引为知己。而这些都需要从识人开始。
对于识人的方法，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子曾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意思是说，要成为一个好的将领，必须具备才智、威信、爱卒、勇敢、严肃五种素质。又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悔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意思是说，一个将领必须避免五个危机：只知硬拼，就有被杀的危险；贪生怕死，就有被掳的危险；易怒急躁，就有被轻侮的危险；清廉自好，就有被污辱的危险；过于宽仁爱民，就有被烦扰（囿于小爱不知大爱之情）的危险。
三国时期的政治家诸葛亮也说：“为将者必须有高尚的志守，见利不贪，见美不淫；有聪明才智，善知敌我之势、进退之道；有优秀的道德品质，高节可以厉俗，孝悌可以扬名。而要避免八种缺点，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决；六曰荒于酒色；七曰奸诈自怯；八曰狡言无礼。”
王阳明在熟读古人识别人才的智慧后，对人才的素质有自己的理解：
人才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是良好的道德品质。王阳明认为，一个管理者必须竭力工作来回报上司的赏识，对下属则应多加关爱和鼓励，以激励下属更好地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两点，而是只顾着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晋升机会和更多的利益，是无法管理好一个团队，取得好的业绩的。正如王阳明所说：“（为将者）惟以定乱安民为事，不以多获首级为功。”
人才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在王阳明看来，一个好的人才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做到临危不惊，当机立断，指挥若定。从心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必须不动心，否则就应付不了千变万化的职场。正如王阳明所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昔与宁王逆战于湖上，时南风转急，而命某某为火攻之具。是时前军正挫却，某某对立矍视，三四申告，耳如弗闻。此辈皆有大名于时者，平时智术岂有不足，临事忙失若此，智术将何所施？”意思是说，一个将领若无良好的心理素质，就承受不了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可以因败而惊乱，因胜而狂喜。惊乱必然失措，狂喜亦致失措，在职场上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良好心理素质，比他的学问、智谋要重要得多。
王阳明还看重人才的智慧韬略，他强调只有选取有谋勇胆略的官员统领士兵，才能做好管理工作。也就是说，一个有强大的智慧韬略的人，才能与他人配合好，从而为团队谋取更大的利益。王阳明还认为，这些智慧韬略必须经由实践始能培养，而不由坐在书房里去玄思而得。正如王阳明所说：“必须身习其事，斯节制渐明，智慧渐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亲自去实践，才能找出其中的不足并加以改善，思考得更为周全，也就获得了智慧，如此才能轻松应对一切事情，没有人能够不实践而获得智慧。
此外，王阳明不仅强调人才的道德素质、心理素质、智慧素质，还强调人才的专业技能水平。毕竟，专业技能水平才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基础素质。只有具备了以上四点素质，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
以身作则，用德行征服人心
君子之政，不必专于法，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要在入于善。
在王阳明看来，立政治民，重要的是要有道德高尚的人当政，引导人们向善，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不在于制定严密的法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为政以德”，即把道德作为政治的主要手段，它是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传统。
在王阳明看来，德治所以重要，原因在“法立弊生”（建立一种新法，就会带来一些弊端），且“人存政举”（一个掌握政权的人活着的时候，他的政治主张便能贯彻）。因此，如果一个管理者有良好的德行，就能够引导下属去养成良好的德行。
王阳明在江西赣州剿匪推行十家牌法时就使用了“以德服人”的方法。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得力的人，即有道德的人去推行，就只能编制张挂，虽或暂时推行，而终归要废弛不行。因此王阳明要求各县务必于坊里乡都之内，推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的人，重加礼貌优待，使其分头巡访劝谕，哪怕深山穷谷亦要深入下去，教其不能，督其不行，面命耳提，多方化导。对巡访劝谕成绩显著者，县令要亲自至其庐舍，重加奖励。如此，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美。否则，即令动辄加以鞭挞，也是无济于事。正如孟子所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当然，王阳明自己也十分擅长以德服人的驭人之术。
正德初年，王阳明因犯颜直谏触犯权贵，被贬至贵州龙场。到任不久，他捕获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目。这个强盗头目平时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还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势。强盗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便说要杀要剐悉从尊便。王阳明面对他无礼的态度并无怒气，反而和气地告诉他既然这样就不用审判了，还劝强盗天太热，可以脱去外衣！这个强盗想到脱掉外衣还可以松松绑，就脱去了外衣。王阳明又说不如把内衣也脱掉吧！强盗想了想又把内衣脱掉了。王阳明又劝他把内裤也脱掉吧，强盗着急了，他紧张起来，连声说“不方便”。王阳明看他如此紧张，就说这个强盗还是有廉耻心和道德良知的，并非一无是处。强盗听到王阳明这样说，便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王阳明善于从德化良知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他认为，德化良知能走入民心，更好地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目的。王阳明倡导“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且一向注重德化的作用，他广泛布道，接纳弟子，传播心学。每到一地，他就普及文化，兴办学校，教百姓读书识字，宣传国家大政方针，防止民众违法犯罪。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上行下效，用文化和德政来教化当地百姓。
《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当管理者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会跟着行动起来；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
上梁正，下梁则不歪。管理者是下属效仿的对象，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更好地约束下属。美国前副总统林伯特·汉弗莱说：“我们不应该一个人前进，而要吸引别人跟我们一起前进，这个试验人人都必须做。”就是说，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当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修养和思想影响身边的人，凡事起好的带头作用，这样才能具有凝聚力，使下属自觉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才是真正的“致良知”之道。
任贤使能，用人唯长
（荐贤）乃天下治乱盛衰所系，君子小人进退存亡之机，不可以不慎也。
在王阳明看来，任贤使能是维持和平稳定的事业环境的关键，是亲君子、远小人的重要条件，实在是不能不慎重考虑啊。
任贤使能是儒家的传统政治思想。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说，把正直的人推举出来，邪恶小人也会变得正直。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意思是说，统治者尊贤使能，则天下贤士都愿意到他的朝廷服务。在孔孟两位圣人的引导下，后世的儒家，大都主张任贤使能。
要做到任贤使能，不仅要求管理者能够识别人才的优劣，更要求管理者能够用人唯长，让每个人才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只因人无完人，人人皆有所长，亦有所短。因此管理者要尽量看到人才的长处，加以善用。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所说：“中人以上的资质，可以告诉他高深的理论；至于中人以下的资质，在教育方面，教导方面，对他们就不要做过高的要求，不妨做低一点的要求。”
孔子说：“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意思是说，孟公绰这个人，要他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是十分合适的人选，其才能、学问、道德，都适合担任此职。但是如果滕、薛两个小国家请他做大夫，要他从政，则十分不当。这是孔子在用人之道上的一些体会与建议。
对用人唯长，王阳明深有体会。他曾举了几个例子：
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辅佐公子纠时不仅没有帮助公子纠登上王位，在公子纠死后也没有为其死节尽忠，反而投奔了公子纠的仇人齐桓公，是一个不忠诚的人，但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自己也被誉为“春秋第一相”。
战国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在鲁国娶了一位齐国宗室女子为妻，鲁国人对即将担任统帅的吴起表示怀疑，吴起为博得鲁国信任，竟不惜杀死自己的妻子来保住将位，实在是一个残忍的人；但我们不能否定他超强的军事才干，因此他被后人视为“名将”。
西汉的开国功臣陈平辅佐汉王刘邦时接受将领们的金子，送金多的得好去处，送金少的得坏去处，是一个贪婪的人，但他因为富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六出奇计帮助刘邦脱离险境，因而得到刘邦的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