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时局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外国商品的倾销使得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大量手工业者和农民陷入失业和破产的境地；鸦片输入的激增则加剧了白银外流，出现了银贵钱贱等问题。地主、贵族、官僚则加剧了土地兼并，地租剥削率很高，百姓的负担更为沉重。另外，从1846年至185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饿殍遍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外国的侵略和天灾把广大人民的生活推上了绝路。在这一时期，全国的农民起义和抗租抗粮斗争不下上百次，几乎遍及全国。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正是在这种严重的社会危机下爆发的。
1843年，洪秀全在科场应试中落第。这是第四次落第，他心中愤懑不平，决定放弃科举。此后，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拟救民于水火，并开始了反清活动。由于拜上帝会有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发展很快。经过积极的酝酿和准备，1850年春夏间，洪秀全要求各地会员到金田村“团营”，并于1851年1月11日建号太平天国，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接着开始了气势磅礴的农民战争。
太平军一投入战斗，即所向披靡，1851年9月攻下永安，乘胜北上，至1853年3月即攻下南京，于是定都南京，改名天京。此时，太平军已由1万多人发展到20余万人。随后太平军西征北伐，相继击溃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控制了从武汉到镇江的长江沿岸要地和江西、安徽的大片土地，清政府为之震动。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悲剧也预伏于其中了。
悲剧的根源在于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希望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是，在这种革命性的背后是一种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小农心态。它不但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还会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水平上。《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后来太平天国仍不得不恢复地主占有土地制，允许地主收租。
同时，小农生产环境的狭隘，决定了眼界的狭隘、思想的狭隘。太平天国攻取南京后，收敛了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开始谋求、安享富贵尊荣，其后的西征只为了给天京以一道屏障，北伐不过是以攻为守，大多数太平天国领袖在生活上日趋奢侈腐化。太平天国政权也日益封建化，结果从天王到士兵之间实行了贵贱分明的礼制，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了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
1856年9月，东王杨秀清自恃功高，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洪秀全于是密令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返回天京，以对付杨秀清。韦昌辉返回天京后，立即杀死了杨秀清及其眷属。在混战和随后的镇压中，太平天国2万多将士死亡，韦昌辉独揽军政大权。韦昌辉的专横跋扈激起众怒。11月初，洪秀全下令杀死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两个月的恐怖统治。此后，洪秀全命石达开处理政务，但对他心有疑忌，于是封长兄、次兄为王以牵制石达开，迫使石达开离开天京，率部外出。由于孤军作战，石达开所部于1863年5月在四川大渡河全军覆灭。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使太平天国丧失了乘胜歼敌的良机，更损伤了自身的元气。清政府乘机纠集一切力量进行反攻，于1857年12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
为了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为各军主将，于1858年11月取得三河大捷，又暂时稳定了局势。不久洪秀全又任命胞兄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内推行他的《资政新篇》。他在书中主张从事系统的内政改革，实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洪仁玕的思想和主张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没有任何渊源关系，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也不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太平天国内部未能引起积极响应，也不可能付诸实践。这不仅仅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悲剧。它表明中国社会面对西方的冲击，尚处于被动状态，还只是消极地防守，没有产生变革的条件。
天京事变以后，军事形势已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但还是没有使太平天国领导人真正警醒，其政权日趋衰落，封建落后性逐步发展。洪秀全陶醉于“父子公孙同显权”，宗教迷信思想在他身上占据主导地位，一切信天不信人。军队将领则各自为阵，军队纪律严重废弛。与此相反，中外势力已联合起来“围剿”太平军，曾国藩获取了军务大权，号令统一，战斗力趋强。因此，太平军虽然英勇抵抗，屡屡重创敌人，但是在地主武装和“洋枪队”的围攻下，还是逐步陷入绝境。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悲剧表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它无力解决中国社会的危机。但这次战争以疾风暴雨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了半个中国，留给历史的余响将是长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