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少了一本好杂志
整场谈判记忆犹新，两三个月后，却听到阿谢先生发生财务危机，积欠印刷厂一大笔债务无力偿还，宣告破产。CAMERA转手他人，再出几期后停刊，前后共39期。
这本优秀刊物的结束，非但没有让我们高兴，反而越发有孤独之感。在市场越来越狭窄的严肃摄影领域，只要有人继续坚持下去，就是一股力量的存在。哪怕力量再微不足道，也总是一脉香火的延续。
CAMERA的弃守又再次证明，全球的精致文化已被通俗文化压榨得没有多少生存空间了。在这越来越没胜算的战场里奋斗，每位同志的阵亡，都像是对其他人的预警：下一个也许就是你！我们深深替CAMERA惋惜，也终于能了解，他们当时想替杂志找出路的无奈。希望有朝一日，CAMERA这可敬的先行者能够复刊。
布什在离开他与克劳德·诺希所创办的CAMERA后，曾经替水之堡摄影艺廊做了一年展览策划。1994年9月我在水之堡的个展举行开幕时，他也刚好在场。以前有的那点不愉快已经冰释，后来他还替《摄影家》写过文章。
令人敬佩的摄影人
唐·麦库林和马丁·帕尔都跟我们住同一家旅馆，在吃早餐时经常碰面。
麦库林是个非常害羞的人，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最角落里用餐。我们只有在第一次见面时多聊了一会儿，平时也就不去打扰他，只是远远地跟他点头打个招呼。用完早餐，他会找个地方避开来，如果有人去找他，他也多半三言两语地就结束谈话，对方也就知趣地告退。
麦库林是位极让人尊敬的摄影家。在我们出版的那本《摄影大师对话录》里，他跟法兰克谈到数十年战地记者生涯的心境，至情至性表露无遗。我在第一次读到那篇文章时，怎么也忍不住眼泪。
马丁·帕尔和唐·麦库林都来自英国，但两人的作风却截然不同。年轻的马丁几乎总是往人多的场合钻，在待人接物时遇强则弱、遇弱则强，毫不含糊。他也随身带来一些尺寸超大的作品海报，四处张贴。我们的海报算是贴得早了，可是每个最佳位置几乎都被他捷足先登了。
这些摄影海报是英国政府所办的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的一部分，曾张贴在英国全境的地下铁、公交车站等交通繁忙之处。这些作品因调侃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品位，而使马丁·帕尔大大地出过一阵风头。这位青年才俊也因此而显得趾高气扬，架子比前辈还大，看起来不可爱。
其实，摄影圈有时也跟演艺圈差不多。即使实力不甚坚强，也可能因题材讨好或包装得当而使一位摄影家突然受瞩目。于是乎，经常可见一些摄影师在当红时不可一世，过了没多久却再也不被提起。而那些经年累月为理想付出、苦守岗位的摄影家，却永远能用作品感动无数人与他们的子孙。
有一天，我们看到麦库林破例跟一位女士聊得比较久，看来像是旧识。法兰克说，那是考德尔卡离婚不久的太太吉尔·哈特利（Jill Hartley）。哈特利看起来纤细而敏感，因长住欧洲而显得比较含蓄，不太像美国人。
我看了她的一些作品，发现她照片拍得非常好。前夫名满天下，知道她的人却不多。率先肯定知名度不高的优秀摄影者，一向是《摄影家》的编辑政策，因此，我也跟哈特利订了约会，回巴黎之后再细看她的作品。在巴黎碰头，让我感慨良多，即使谈公事，她也把女儿带在身边。由于要赶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还搭了她一段便车。
许多摄影家都是生活拮据的。上了哈特利那辆破旧的小货车，我们才发觉根本没位子坐。小女儿蜷缩在前座睡着了，后座塞满了帐篷、睡袋和一些杂七杂八的露营用具。这景象说明了她生活与工作的方式。几乎和考德尔卡一样，她四处奔波，到处流浪，只不过同时还得照顾小孩。尽管如此，她对摄影的热情依旧不减。
哈特利和考德尔卡为何会离婚，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在天才身边生活并不容易。我很高兴将哈特利最好的一个摄影专集--她前后花了将近十年时间所拍的《波兰》在《摄影家》第11期（1993年12月）发表。在同一期介绍的柯特·里克特（Curt Richter）、威廉·罗普（William Ropp）以及在第5期（1992年12月）介绍的布鲁斯·基顿（Bruce Gilden）都是那年在阿尔勒碰到的优秀摄影家。
在阿尔勒找机会的年轻摄影家，实力强的非常多，当然水平有限的也不少。我们没有耐着性子发掘更多人才，主要是因为头几天实在是看得太多了，多到感觉影像泛滥成灾，以至于后来有人要求订约会，我们就想开溜。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佩服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的摄影部主管让-克劳德·勒马尼。他有无比的耐心与奉献精神，不管再忙，每年都会抽空来阿尔勒，从早到晚坐在阿拉坦后院走廊的一个角落里，戴着白手套，不厌其烦地给排着长龙来求教的摄影者意见。面前的长桌摆着一壶水、一个杯子，讲到口干舌燥、声音沙哑，他就匆匆灌几口水，继续上课。
整个上午不间断地看几个钟头的照片，我早就眼花缭乱，头疼得不得了，他却一连好几天下来，仍然显得甘之如饴。这不只需要体力好，还得有圣人般的心肠才办得到！
卡马尔格牧场午宴
摄影节的所有活动，最有娱乐效果与不能不提的，就是鸟类学家、慈善家卢克·霍夫曼（Luc Hoffmann）夫妇的邀宴。每年他们都会邀请约200位参加摄影节的来宾，到他们在近郊的产业卡马尔格（Camargue）牧场享用一场别有风味的盛会。
地点偏远，没有公众交通服务，因此请帖上印有详细地图，以便受邀宾客开车前往；我们那两年也都是搭朋友的便车。方圆几十公里之内不见人迹，空旷的原野当中搭起一大片遮阳棚，棚下一排一排地摆满几十条长木桌和更多的木凳，棚外不远处有临时露天厨房与一个简单的吧台。远远望去，整个场景除了野趣之外，还显得十分超现实。
大家在铺好桌布、摆好餐巾和餐具的木桌前各自坐下，还没聊上几句，一阵马蹄声就夹着滚滚黄沙从几百米外快速逼近。七八位呼啸的牛仔追赶着一头牛犊，朝用餐之处飞奔而来。眼见就要冲进棚内了，众人阵阵惊呼，牛仔们却及时挥舞绳索，套住小牛，再潇洒地翻身下马，将牛只扳倒在地，就着营火当场烙印。
原来这是场表演！大家的兴头一高，胃口就开了。前菜的鹅肝、肉泥和主菜的现烤牛排由十来位侍者为大家一一端上，红酒成打成打地倾入高高举起的酒杯，流进笑呵呵的口中。
众人有点飘飘然时，弗拉明戈乐声乍起，不知打哪儿冒出一组身着传统服饰的吉卜赛走唱人。曲调又急又快，两名男子边弹边唱，一名女子随着旋律妖娆地舞动身躯，轮流在每桌停下一阵，热情地邀来宾共舞。不少宾客都在同伴的起哄下，兴致勃勃地起身舞上一段，引出一阵又一阵的口哨声与掌声。
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那煽情的乐声、舞姿就惹得一些人不安分起来。两位男女宾客大概是喝醉了，如痴如醉地对跳几分钟后，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浑然忘我地开始脱衣服。围观的人鼓掌叫好，所幸朋友闻风赶来，在两人出丑之前及时把他们架走。真是好险哪，想想看，在场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身带相机的！
霍夫曼夫妇不但在每年摄影节都请客，阿尔勒的其他节庆，如一年一度的“阿尔勒艺术节”“卡马尔格斗牛节”等，也同样会设宴款待与会嘉宾。此外，他们更是许多文艺活动的赞助者。有这么支持文化活动的企业家，真是当地人的福气！
霍夫曼夫妻非常朴实，言谈举止丝毫没有富人的架子，他们身穿棉布衬衫、牛仔裤，轻松地与客人闲话家常，看起来就像普罗旺斯的农夫农妇。有人说，知道怎么赚钱不稀奇，懂得怎么花钱才叫厉害！这对夫妻正是这句名言的最佳诠释者。
普罗旺斯鱼汤
除了摄影，阿尔勒的“吃”也是很有特色的。第一次造访还不懂法国地方菜；第二次有法兰克夫妇同行，才尝到一些别处不易吃到的美味。印象最深的，就是普罗旺斯鱼汤（bouillabaisse）！这是普罗旺斯的传统名菜，各地做法不同，其中又以马赛地区的配方被公认为最地道。
内人看到的一份食谱是如下这么写的。用多刺的笠子鱼、鲱鱼和海鳗为基本材料，再加上越多越好的其他鱼类，如狼鲈、比目鱼、鲽鱼、鲻鱼、江鳕等。把所有材料一起放在高汤里快煮，加上少许橄榄油，使汤成奶白色，再添加盐、胡椒、洋葱、番茄、番红花、蒜头、百里香叶、月桂叶、藿香叶、茴香、橘皮、一小杯白酒或上等白兰地，最后再把西班牙红椒制成的糊搅进汤里，醒味又调色。据说巴黎版为了吸引观光客，还会混以精选贝类、虾、蟹、龙虾等，装盘时的卖相特别好。
阿尔勒有家餐厅做的鱼汤却是与众不同，红褐色的汤闻起来有鱼味，喝起来是鱼汤，可就是看不到鱼。大厨把鱼类和海鲜连肉带骨地磨碎后，和高汤、佐料一起熬上好几个小时，直到全部材料都化在汤里。炖好的汤浓浓的，却不稠不黏。
汤的喝法也有路数。店家视每桌来客的人数而定，端上大小不等、盛满滚烫鱼汤的陶锅，几篮烤得干干脆脆的面包，一碗切得细细的干酪丝以及一碟生蒜头。先拿一块面包干，用新鲜多汁的蒜头粒在粗糙的面包上来回摩擦，擦出厚厚的一层蒜泥，再把面包掰成小块放在空汤盘里。舀一勺冒着热气的鱼汤，顿时蒜香鱼香四溢，等面包全都浸满汤汁后，撒上一撮干酪丝就可以开吃了。
这时，原来干巴巴的面包已变得香软滑嫩，像松针般的干酪被热汤一化，成为黏黏腻腻的拔丝。一口下肚，全身立刻起鸡皮疙瘩，舒畅无比！
喝这种汤千万不能秀气，一定要趁热大口大口、连汤带料、稀里呼噜地喝。通常它只是前菜，所以最好只喝一碗就打住。但人人都会忍不住再来一碗，然后认真思索，是不是该把腰带调整一下？
那回，我们一共在阿尔勒待了一个星期，整个会期不时听到摄影节要停办的消息。欧洲经济不景气，对摄影界造成很大影响。上自艺廊、媒体、经纪社，下至有合约无合约的摄影师，个个叫苦连天。厂商业绩不佳，广告预算就不多；广告预算不多，靠厂商支持才能运作的媒体和活动就不好维持；媒体维持不下，摄影家就找不到活儿干。
总的说来，那一届的阿尔勒摄影节虽然表面一样热闹，但与前一届比起来，依然有些让人不乐观的迹象。展览比较不精彩，幻灯片放映晚会嘘声连连，艺术总监路易·梅普莱（Louis Mesplé）的表情比上回沉重得多，几位著名摄影机构的负责人不太开朗，而卢西恩府上的派对也由晚宴变为简单的下午茶。
阿尔勒之行，让我们见识了摄影世界的花花草草，也更加明白《摄影家》杂志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那一回，除了做公关送掉几百本杂志之外，主办单位在整个会期里还帮我们卖了三四百本，只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收到经办人员答应寄来的账款。权当乐捐吧，也算是“取之阿尔勒，用之阿尔勒”！
“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或是其他类似的摄影活动，就像台湾的“大拜拜”一样，热闹一过，想想，其实也没什么。有斩获没斩获的人，同样要回到“摄影没啥了不起”的现实世界里，接受他对摄影信仰是否忠坚的试炼。阿尔勒给人的感觉是极端的：有的人像上了瘾一样地每年必去，因为需要这样的场合；有的人则是去过一次就大失所望，甚至可能从此不再拍照。
这不是阿尔勒的“对”，也不是阿尔勒的“错”。阿尔勒只不过是面镜子，忠实地、全面地反映着摄影世界的各个面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