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产阶级如何才能壮大和稳固？
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中国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研究。当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借鉴中国古代的传统。现在有些人描述中国古代历史经常强调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断循环”的社会，典型特征便是一次次农民起义，推翻前王朝，建立新王朝。而每一次农民起义中“均贫富”的口号或要求，也常被现代某些人非议，仿佛这些底层人民都是中国传统社会塑造的暴民。他们因此而站在富人的立场，反对各种革命。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并非都是因为农民起义，原因比较复杂。其次，农民起义所表现出的“均贫富”的要求，既是某个历史阶段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广大农民的正当要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经济民主的要求。大规模农民起义换一个角度说，就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全民公投，并以武力方式兑现全民公投的结果。但是，这种手段不能经常使用，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
农民起义是一种革命，是实现经济民主要求的终极暴力手段。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实现经济民主并非只有这一种手段。在一个王朝统治的正常时期，史书中经常出现“抑制兼并”的要求，它的行为主体是政府，观念主体是社会有识之士。所谓“抑制兼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反垄断，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实现财富相对平等的经济民主，它比农民起义的暴力手段要柔和。如果说大规模农民起义是终极暴力手段，那么，政府“抑制兼并”的行为，就是保证经济民主得以实现的常规手段。事实上，就经济民主而言，农民起义这一暴力手段，也是“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看得见的手”会失效，最终不得不任由“看不见的手”以狂暴的方式大发作？在我看来，这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再换一个角度看，每次旧王朝覆灭，新王朝建立，一般都会出现一个所谓“盛世”，这一现象从良性角度看就是，旧王朝由于经济民主被彻底破坏，而且政府“看得见的手”难以扭转，民众不得不用“看不见的手”所蕴含的暴力方式“替天行道”，代替旧政府行事，建立新王朝。“盛世”的出现就是经济民主再次得到体现的结果。因此，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中国历史上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革命手段，看到政府有“抑制兼并”的常规手段，还应该看到，对于秦始皇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一个定义，叫作“小农经济社会”，这个定义基本准确。它是我们今天理解中产阶级社会、理解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理解“共同富裕”、理解“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现在有很多人对“小农经济社会”持负面评价，关键理由是“小农经济”效率不高。我们应该看到，这一评价的参照是工业经济社会，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效率不高的特征的确非常明显、非常致命，使得它难以继续存在。然而，抛开“小农经济”的外在形态，抛开与工业经济的比较，从理念上说，“小农经济社会”就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条件下，真正的中产阶级社会形态。换句话说，西方人近代以来提出中产阶级社会概念，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各种探索，而中国古代社会早就在实践了。之所以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社会，核心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的重心就是建立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这一中产阶级社会形态，并且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古代的中产阶级社会实行得比较好。所以，在农业经济为全世界的主要经济方式的漫长时代，中国既能长期领先，又能长期稳定。对于今天来说，继续保留“小农经济”的外在形态意义不大，但是，它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理念，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并且依然是有意义和存在价值的。
我们可以把“小农经济社会”与现代西方社会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小农经济社会也有富人，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富人的地位不高，对全社会的影响力有限，甚至富人自己也有自卑感。而在西方社会，富人的地位太高，几乎成为社会精英的代名词，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社会政策，从而导致政策维护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小农经济社会的政府经常要“抑制兼并”，本质上就是反对富人的垄断，以在全社会充分体现经济民主。只要这个事情做得好，民众就满意，社会就稳定。在西方现代社会有两种情况，在自由经济理论占上风的年代，西方推行“小政府”的概念，使得政府反垄断的能力降低，私人垄断层出不穷，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类似罗斯福这样的强势总统、强势政府出现的时候，“小政府”的概念被冷落，政府反垄断、反托拉斯等取得成效，社会便出现相对公平和稳定。当今美国实际上正处于两种状态胶着抗衡的时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认可“金钱至上”，即便有罗斯福这样的强势政治人物，试图建立强势的“大政府”，也难以真正消除垄断，换句话说，难以真正实现“抑制兼并”。
小农经济社会也有无产者，但他们通常不会成为“阶级”，这是“橄榄形社会”的必然结果。正常情况下，小农经济社会的无产者只是零星地存在，而且常常被人看不起。因为，小农经济社会里造成无产者的原因主要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个人原因，例如有好吃懒做、赌博嫖娼等恶习。因此，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里，通常情况下，无产者的地位都不高，属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状态。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时，实际上是很多人临时成为无产者，无产阶级短暂地临时产生，在不能消除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揭竿而起。新王朝建立后，重新回到小农经济的中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被有效清除或减少。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早期历史上产生大量的无产阶级，是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必然。经过长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也意识到大量产生无产阶级的危害，也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无产阶级的大批产生，以维持中产阶级社会的稳定。例如“福利社会”由政府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便是典型。
以欧洲为典型的“福利社会”被一些人称为“社会主义”，的确，它是以一种制度方式减少了无产阶级，缓解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但是，“福利社会”出现三个严重的问题：
一是懒人多，这个现象颇为类似当初某些人对公有制社会的批评，但还是有点不同。公有制社会中的懒人更多的是磨洋工，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工作岗位上混日子，其结果是效率不高，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太低。而福利社会的懒人则是没有任何效率，没有任何产出，完全是消耗。
福利社会的第二个问题是生产成本过高，在国际上竞争力下降，如果用机械化、自动化降低成本，又造成更多的懒人，整个社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福利社会的第三个问题是难以为继。西方民主制度理论上说是要形成最广泛的民意，并按照民意来制定政策，但事实上，思想观念之类很难形成一致的民意，民众对此的理解和积极性都不高。社会生活中最容易形成民意的便是钱，尤其是给大家发钱，很容易获得选票。在西方选举政治的竞争中，为了拉选票，政客们比着向民众许诺发财。如果有人说“我上台后，你劳动就能发财”，另一个说“选我，你不劳动也能发财”，前一个肯定输了。因此，西方民主制度从根本趋势上说，就是不断许诺送钱，不断导致不劳而获。日益增多的懒人要靠政府供养，除非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否则，这一状态难以长期维持，而资本主义本质上要求私有化、小政府的理论使得政府很难有越来越多的钱。如果说资本主义早期还能靠打仗掠夺，现在，这种手段已渐渐失灵了。因此，就当今现实来说，欧洲“福利社会”已经出现颓势，长期维持的可能性不大。如何解决，是个问题。
比较而言，美国的福利水平不像欧洲那么高，美国建国之本的清教徒们有反对懒人的传统，这也是美国比欧洲更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精英民主与大众民粹是西方民主的两个方面。为了获得选票，美国的精英民主总是要不断借助大众民粹的力量，而使大众民粹支持精英民主的最有效方式便是许诺增加收入或增加福利。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社会对于医保改革计划的激烈对抗便显示了这一点。奥巴马力主的医保计划本质上就是要给民众更多的福利，但是，遭到很多精英的反对。我们不能说美国精英反对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完全没有道理，欧洲福利制度造成懒人社会难以为继的现实已经出现，美国精英不得不考虑这一点。然而，这种冷静的现实思考，在大众民粹面前显得十分冷酷、缺乏人性、缺少同情，很难得到大多数选票的支持。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也遭遇严重的挑战，中产阶级人数大为减少，中产阶级的财富大为缩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临时提供了一项福利政策，即向几千万低收入人群发放食品券。最近，这项临时福利计划到期，共50亿美元的食品券被缩减。美国社会曾经引以为傲的中产阶级社会日益面临困境，中产阶级社会能够保障民主的神话也日益受到怀疑。这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把西方中产阶级社会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做一个深入的比较。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财产主要构成是房产、汽车、有价证券、收藏品等。这些财产严格来说都是商品，都是消耗品，或者是虚拟财富。它们的保值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否则，房价永远会涨是一个谎言，因为房子使用寿命不管几十年还是一百年，都是要坏的。永远涨价的是文物性质的遗址遗迹，那也需要不断投入资金修缮，其价值也不完全是文物本身。如果所有的房子都成为文物，文物也就失去了高人一头的价值。汽车更是消耗品，寿命有限，价值总是迅速降低。有价证券稍微复杂一些。按理说，某些有价证券，例如股票，如果与实体经济密切挂钩，的确能相对持久地保值。但是，西方社会的经济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股票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日益减少，西方社会的金融制度使得虚拟经济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因而，有价证券变成金融制度下的赌博，其价值难以保证，随时可能变成一堆废纸。而古董、艺术品等收藏品的价值往往是同整体经济一起水涨船高，本身的价值也是虚拟的。在整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很容易大幅缩水。拍卖行的拍卖纪录常常只是自我安慰。
我们称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是农业经济条件下真正的中产阶级社会，在中产阶级的财产构成上，小农经济社会与西方社会有本质不同。小农经济社会里的中产阶级，其财富主要构成是土地。与西方中产阶级社会的房产、汽车、有价证券等财富构成相比，土地是能够真正创造财富的生产资料。而西方中产阶级的财富构成不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商品，是消耗品。因而，小农经济的中产阶级可以自己创造财富，而西方中产阶级社会不能自己创造财富，只能被动地受整个经济和金融的操纵。
于是，这里涉及“经济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即，经济民主以什么方式体现？面对当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很多人提议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这个思路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本质上说，收入分配不管怎么改，分配的对象主要都是商品。按照现代经济学概念，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既有一次分配也有二次分配。二次分配比较好理解，就是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系统的再分配，以实现相对公平。而一次分配主要是指收入，由于农民数量日益减少，收入主要是指工资收入，但这是很狭隘的。由此我们再来看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中产阶级社会，它的经济民主几乎完全体现于“一次分配”，这虽然有“二次分配”不如现代社会那么全面、充足的缺陷，但是，小农经济“一次分配”的对象不是工资收入，而是生产资料，即对于那些能够创造真实财富的生产资料，例如耕地，在全社会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而非地主提高雇工的待遇。
换句话说，现代在西方中产阶级社会是“授人以鱼”，在享有产品上相对公平，而中国古代中产阶级社会是“授人以渔”，即在创造财富的手段上相对公平。因此，现代西方中产阶级的财富容易被剥夺，而中国古代中产阶级的财富不容易被剥夺。再简单点说，西方中产阶级社会给民众的是商品或者可以买商品的钱，而中国传统中产阶级社会给民众的是土地。因此，现代西方中产阶级社会因为享受产品公平而容易出现懒人，中国古代中产阶级社会因为享受生产资料的公平而必须勤劳。懒人被人看不起，勤劳成为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中国古代中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所决定的。正是由于中国古代中产阶级社会享有生产资料相对公平的分配保障，才有可能出现“山高皇帝远”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