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汉军胜利后，刘邦马上取消了韩信的齐王称号，封他为楚王，后来又贬为淮阴侯。最后，韩信被刘邦的妻子吕后处死。在被害前，韩信发出了响彻千古的慨叹：“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这句话对我国后代政治的影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唐朝末年，黄巢刚起兵造反时，皇帝派大将宋威率兵围剿。宋威对手下人说：朝廷常负功臣，我们胜了未必有好处，不如留着贼人以自保。此后，宋威的军队总是与黄巢的队伍保持30里的距离，任由黄巢烧杀抢掠，一天天壮大。最后，导致唐朝彻底毁灭。
到了宋朝，开国宰相赵普虽然读书不多，却是个非常有谋略的人，他辅佐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然而，当宋朝只剩下最后一个强敌——北方的契丹时，赵普所有的谋略似乎都消失了，以至于对契丹的数次统一战争均告失败。在以后的日子里，宋朝一直受到威胁，不得不年年纳贡以求平安。赵普之后，宋朝的历任掌朝重臣无不心领神会，养敌自保，从不提出统一对方。
明朝的开国功臣徐达也是一个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军事统帅。但是，当他率兵攻取了北京及周边地区后，没有乘胜追击，顺势统一广大的蒙古地区，反而停滞不前，使元朝残部在蒙古地区得以死灰复燃，成为明朝数百年的威胁。后来流寇乍起，而朝廷派出的将领采取宋威曾经用过的策略，只追杀，不围堵，养贼邀功，反叛力量越来越多，致使明朝灭亡。
兔死狗烹的故事出现得太多了，于是有“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的感叹。但是如果把能臣良将不敢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华，甚至为了保护自己而去保存敌人，完全归结于对胜利后难以善终的畏惧心理，未免有些过于简单了。每一个养敌自保的故事背后，都有一个直接关系到各方利益的博弈棋局。
博弈学专家告诉你
一人的胜利要求另一人失败的事实，并不能使这个博弈变成零和博弈。零和博弈不可能出现所有人都得到更好结果的情况。收益可以来自减少投入。尽管胜者和负者的数目一定，但所有参与者参加这个博弈的代价会减少。使自己参与博弈的代价尽可能减少，才能使收益最大化。
“看不见的手”失灵了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一个人有一妻一妾，妻子年纪大而妾较年轻。于是，妻子每天都把丈夫头上的黑发拔一点下去，以使他与自己的年龄相配，同时使他在朋友面前的形象也显得更为德高望重一些。而小妾每天把丈夫的白发拔一点下去，以使他显得年轻一些，显得更有活力一些。过了没有多久，这个人变成了秃头。
无论是妻还是妾，她们为这个男人拔头发的动机都无可非议，但是最终是两败俱伤，不，是三败俱伤，丈夫最后变成了秃头。单纯地批评她们的愚蠢是于事无补的，正如生活中无数类似的故事一样，我们需要的是实现集体优化的解决方法。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点，集体优化是不需要刻意追求的，只需要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优化的效果。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一度成为广泛流传的观念。
其实，这种思想真正的来源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书中提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从个人自利的经济行动中，提炼出社会整体的经济福祉。这个理沦很快成为鼓吹自由市场经济者的最有力论调。很多人因此认为，经济市场的效率意味着政府不要干预个人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自利尝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发达，这种思想及其各种变化形式，迅速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价值准则，或者为自利行为辩解的一种论据。美国思想家麦迪逊认为，在幅员足够大的共和国中，不同政治派别图谋私利的行为，在某种自动的作用之下反可形成内政的和谐。
由孟德斯鸠首倡并且实践的美国宪法之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观念，也是出自同一观点。分权的目的是防止专制，而不是为了政府和谐；其用意在于使政府各部门在追求本身利益的同时，能节制过分的行为，从而促进大家的利益。
同样的原则也被应用到国际事务里。各国追求本身利益的同时，对国际社会也会有所贡献。仿佛有一只隐形的手，能够保证各国凭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必能为人类全体带来福祉。然而事实上，并不是只要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世界就会取得最好的结果。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从利己目的出发，也可能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每个人可能去做从个人看来最好的事情，却得到了从整体看来最坏的结果。实在有太多人会做错事，又或者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太容易做错事。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说“看不见的手”在许多方面是失败的，于是有人提出了“相关均衡”机制。所谓相关均衡是指，通过某种客观的信号装置以及当事人对信号的反应，使本来各自为政的个体行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形成一种共赢的结果。
博弈学专家告诉你
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交通路口设置红绿灯、设立金融中介组织以及各种社会媒体与中介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欧佩克组织等，可以说都是为了使各方在合作中走向共赢。
公共资源的悲剧
《郁离子》是明代一本寓言散文集，包括多篇具有深刻警世意义的作品。其中有一篇讲了官船的故事。
瓠里子到吴国拜望相国，然后返回粤地。相国派一位官员送他，并告诉他说：“你可以乘坐官船回家。”瓠里子来到江边，放眼望去，泊在岸边的船有一千多条，不知哪条是官船。送行的官员微微一笑，说道：“这很容易。我们沿着岸边走，只要看到那些船篷破旧、船橹断折、船帆破烂的，就一定是官船了。”瓠里子照此话去找，果然不错。
这个故事中所讲的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1968年美国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共策略》，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因此又被称为“哈丁悲剧”。
哈丁首先讲了一个关于牧民与草地的故事。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时，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入大于其成本，明显是有利可图的。尽管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草地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但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然而，如果所有的牧民都看到这一点而增加一头牛，那么草地将因过度放牧，从而再也不能满足牛的需要，导致所有的牛都饿死。
哈丁以这一思路讨论了人口爆炸、污染、过度捕捞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问题，并发现了同样的情形。他指出：“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的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如果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毁灭将成为大家都不能逃脱的命运。
哈丁的结论是，世界各地的人民必须意识到，有必要限制个人做出这些选择的自由，接受某种“一致赞成的共同约束”。
防止公用地悲剧的办法有两种：第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第二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
确立产权一度是经济学家最热衷的解决公用地悲剧的方案，但是在某些场合也许并不适用：公海的产权很难在缺少一个国际协议的前提下确定和执行，控制携带污染物的空气从一个国家飘向另一个国家也是一个难题。基于同样的理由，捕鲸和酸雨问题都需要借助更直接的控制才能处理，但建立一个必要的国际协议却很不容易。
正如哈丁提到的那样，人口是一个甚至更加艰巨的难题，因为对一个人的家庭的决定权已经由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其他人权法案加以保护。除了确立产权即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还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
有时候，假如集团规模足够小，自愿合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若有两家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商的油井钻到了同一片地下油田，两家都有提高自己的开采速度、抢先夺取更大份额的激励。假如两家都这么做，过度的开采实际上可能降低他们可以从这片油田收获的数量。在实践中，钻探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达成分享产量的协议，使从一片油田的所有油井开采出来的总数量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
博弈学专家告诉你
正如哈丁指出的，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的解决途径，是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