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中国的国企当中，目标公司的管理者同时又是政府行政机构的一员，而国企的MBO必然是政府发起的，这样的话，在对资本机构的选择上又存在很大的问题，行政主管往往没有从市场和企业的角度考虑问题，有的领导甚至把MBO当作自己的政绩来看待，因此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例如，在某大型国企的MBO过程中，采用的就是完全换牌子的做法，为了转手而转手。
从某大型国企的情况来看，政府股改过程起到了让市场不愿意看到的关键作用。对双汇MBO，政府应当慎重，不能把MBO当作变相的论功行赏，而应当根据实际的情况，由企业的全体员工来投票决定谁最适合在MBO中掌握实际的股权。与此同时， MBO对那些一直戴红帽子的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摘帽的好机会。这类企业基本上与私企没什么两样，只是为了经营的需要，不得已才戴个帽子的。
结果，这家大型国企一度建立了现代民营企业制度，但在经历若干次的MBO后，这家大型民营企业的声誉开始走下坡路，而当时被反复MBO，最终又回到国企范围内的另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却开始占领市场。更有意思的是，私营高管回流国企，同时国有资产出现反向增值。
理论上说，MBO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完全集中和统一，对企业的经营有很大的帮助，也使民营企业家们光明正大地拥有了对企业的所有权。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这不是一条通天大道。只要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可以，应当提倡这种方法。相对而言，它们改革的风险要小，社会影响小，更容易执行，最重要的是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的认同要强于那些国企的大老爷们，也会更负责。
但所谓的MBO行动，事实上，随着俄罗斯休克疗法后寡头集团让这种并购方式彻底被揭开面纱，正如财务管理专家郎咸平的盛宴观点解释的那样，顾雏军一类的国有企业高管很可能是在采用监守自盗的方式自肥。一场国企改革，无形中以较为温和的形式上演了一幕幕瓜分盛宴。
但如果不考虑道德和法律问题，频繁地转让和交易，不会制造什么彻底的私有化，而是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重估。在最近的全球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一些十几年前还负债累累、濒于破产的国企却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企业。同样，人们也可以观察到，即使是内部问题严重，几乎被寡头瓜分殆尽的苏联国有企业，居然在俄罗斯的传统优势行业中重新崛起。而多数大搞瓜分、频繁转手的人物，已经再次退回起点，从短暂的接手企业做主人，现在已成为优秀高管者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例。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甚嚣尘上的跨国公司吞并国企运动，近十几年已经演变为相反的行动。在俄罗斯和拉美各国，甚至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再国有化。将 MBO看作私有化的工具，现在看来是件危险而不切实际的做法。
MBO是西方经济社会经过近百年的时间演化而来的，有其深厚的企业文化底蕴，而进入中国仅数年时间，在我国市场经济刚起步、制度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和高管应当冷静地看待这些西方经济社会产生的全新的经营模式。贪图机会，合作分肥的方式，本身只是改变了财富的分配方式，却不能真正增加企业价值。随着转手次数的增多，企业价值消耗殆尽，最后别说分红，就是连企业本身也会消失。
企业资源的最大优化是一切经营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物质就是赢利。外来事物的引进都要经过本土化的过程。吸收消化都需要时间，静观其变，不要刻意地去阻止和促进，一切由市场决定，由市场来决定MBO这件外衣是否适合中国企业。事实证明，MBO的外衣只适合企业增值，却不适合企业的所有权改变。
于是，斯坦福的经济学家们最终不得不承认：MBO只是一种经营手段，而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私有化的工具。
第四节 美国家庭主妇为什么没能从砍价中省钱
《一千零一夜》中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故事—《渔夫和魔鬼》。故事说，有一个渔夫打捞到一个封印着魔鬼的瓶子，魔鬼却要杀掉恩人渔夫，并道出了自己恩将仇报的原因：“我在海里待着，在第一个世纪里，我常常想：‘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使他终身享受荣华富贵。’100年过去了，没有人来解救我。第二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把全世界的宝库都奉给他。’可是仍旧没有人来解救我。第三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满足他的3个愿望。’可是整整过了400年，始终没有人来解救我。于是我非常生气，说：‘从今以后，谁要是来解救我，我一定要杀死他，不过准许他选择怎样死。’渔夫，你现在解救了我，所以我允许你选择你的死法。” 不过渔夫很聪明，他欺骗魔鬼说不相信魔鬼能够被装进瓶子里，结果魔鬼上当，渔夫封印后把瓶子重新投回了海里。
这个故事的结局，本身并没有新意，是皆大欢喜的童话般的结局，魔鬼被机智的渔夫设计装回瓶子。不知道有人注意过没有，这里面魔鬼三次许愿的鲜活形象，其实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都有影子，与其说这个故事里说的是魔鬼，不如说讲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某个选择状态。
这个状态常常出现在我们熟悉的购物过程中。比如你要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手机，但有三个问题：第一，你很“宅”，平常没多少时间逛手机大卖场和各种零售商店，对什么地方可能买到最好的手机了解很少，所以车钱在所难免；第二，你选择一款手机的时间有限，你的钱包里的钱也是有数的，在这种情况下，再看一下你某次类似的购物状况；第三，女人们似乎更擅长与那些衣食住行的物件打交道，除非是计算机和理工方面的人才，据统计，多数人对于电子玩具产品的辨识能力都比较低。
不用说，凡是有这种经历的美国主妇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描述出各种痛苦，面露各色表情，有些人干脆诉说自己的纠结和埋怨。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最后总的感觉会被跑路费带来的沮丧搞得越来越糟糕。这说明跑路费里肯定有点儿名堂，这个名堂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信息不对称。因为我们不能掌握和手机卖家同等的所有信息，我们自然在同等时间的选择上要付出成本，跑路费在经济学里还有个专用名词，叫作鞋底费用。当然，上面的例子还仅仅考虑了地点上的差异，实际的产品还会随着地点、品质和价格而发生变化，甚至店主是谁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许多人在花了不少冤枉钱和跑了很多冤枉路之后，回忆了一下自己的购物经历，大概也是这样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概走了数十千米之后，心想：“要是能在下一个手机店里找到合适的手机，一定感谢这家店的经理。”
第二个阶段：大概又走了数千米之后，心想：“要是能在下一个手机店里找到合适的手机，一定感激卖给我手机的销售小姐。”
第三个阶段：大概走了不知道多少千米后，心想：“要是能在手机店里找到合适的手机，一定对这种手机的制造商表达不满。”
对比一下魔鬼恩将仇报的理由和以上三个阶段的人的心理变化，魔鬼大概也会对人们坦然地说：“你们也是这么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