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走出国门与搞“四清”的“肖队长”
1965年春天，经历了文艺界群众性的文艺整风运动后的于洋，随同以长影副厂长苏云为团长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印度尼西亚。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于洋虽然从未踏上过这个地处南亚千岛之国的土地，但那里的人民对于洋并不陌生。他们早已从当地放映过的《水上春秋》、《飞跃天险》、《革命家庭》等影片中熟悉了于洋的面孔。
同年秋天，于洋又参加了由胡朋、冯毅夫、岳林等人组成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了古巴和苏联。这一年间的两次走出国门，既是于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66年的17年中全部的出访，也是于洋这一段时间繁忙工作的一抹光彩。
于洋在1965年整个一年的时间里，大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大浪淘沙》的拍摄中。在《大浪淘沙》的修改期间，于洋又接受了拍摄影片《并驾齐驱》的任务。该片主要讲述的是，某铁路局一个落后和一个先进两个司机，在“满载超500公里”的多拉快跑运动中展开竞赛，后来落后司机赶超了先进司机的故事。
于洋在片中饰演一名落后工人，这不由让他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因为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大戏小戏，还是主角配角，于洋一直演的是英雄人物，这回首次演一个落后人物，也算是一次改变艺术创作的尝试。
这年的冬天，《并驾齐驱》摄制组来到绥化出外景。于洋则来到哈尔滨铁路局拜一位司机为师，一头扎在火车头驾驶室里跟着师傅跑绥化到哈尔滨的专线，没有多久，于洋不但把火车开得有模有样，也和师傅成了保持友谊至今40多年的朋友。
《并驾齐驱》拍摄了近一个月后，拿出部分样片在铁路局放映征求大家意见。大概是于洋以往的银幕英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铁路局的领导和群众看过样片后全都说“于洋演得不好”。后来于洋又在和当地机务段的联欢会上为大家表演了由他导演的独幕话剧《三月三》，于洋出演了剧中一个匪连长，演出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可是演出完后，党委书记带着司机们在座谈会上对于洋说：“你演的这个匪连长很卖力，吹胡子瞪眼的，可是我们根本不相信，这是于洋吗？你以后不能演这样的角色，我们不答应！”
虽然于洋一直为自己没能在银幕上塑造出一个反面角色而觉得有些遗憾，但这一次，这位党委书记的话，却让于洋体会到：“演员有局限性，不是所有的角色都能演，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
不久，《并驾齐驱》摄制组决定在创作上进行大的改动，于是很多人分到了即将去农村搞“四清”的工作队，摄制组人员就地解散，返回北京。刚刚拍摄了三分之一的《并驾齐驱》最后无果而终。
1966年1月23日正是阴历大年初三，于洋跟随以北影党委副书记吴小佩任副大队长的“四清”工作队登上火车，奔赴河北邢台。此次一同出发的还有电影局、中影公司等文化系统人员总计400余人，可谓一个庞大的“四清”工作队。
到达邢台集中3天学习后，于洋被分配到离抗日老根据地将军庙不远的浆水公社，担任浆水大队第四小队工作组组长，而当地县里的一位处长只担任了副组长。这样的安排，自然是源于当时于洋的地位和名气。这个时候的于洋是北影厂艺术委员会成员，演员剧团艺术领导小组成员，加之于洋早年参加革命，搞过土改，可说早已是业绩突出、名声在外了。
而于洋在当地老百姓间的知名度就更大了。虽说浆水大队第四小队是个地处半山腰、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偏僻农村，可是那时中国电影发行工作做得很好，农村放映队隔上一阵子就要到村里给村民们放上一场电影。于洋虽然是赶了一天的路，一直到夜里11点多才摸黑进了村，可是一见面就被村干部认出了“他就是搞土改的肖队长”。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搞土改的肖队长来咱村搞‘四清’了！”就早已传遍了整个小山村。
而于洋也不愧为村民们眼中的“肖队长”，一踏上浆水村的土地，他就觉得似乎又回到了当年搞土改的年代，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他带领工作队员像当年参加土改工作时一样，与农民同生活、同劳动、同学习，去老乡家吃派饭。
除了清查干部的工作，为村里训练民兵也是于洋的主要工作之一。早上下地前，于洋要给民兵上课，讲解军事要领，晚上组织民兵文艺活动，气氛搞得很活跃。在于洋和工作组的主持下，选出了新的民兵队长。
在于洋的努力下，浆水大队第四小队的“四清”工作正在平稳开展。
2.暴风雨来临
远在河北小山村搞“四清”的于洋还没有想到，此时的北京城已经从北京大学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浪潮。受此影响，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北影厂在创作生产上也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6月中旬，由解放军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北影。于是，北影厂800多名职工原先的编制全部被打乱。他们按照艺术、技术、生产、行政和剧团分成5片，各片选出“文革”领导小组，再选出以工人为主的11人为厂领导小组。从此，北影厂就开始了组织群众对“黑帮”与“走资派”的揭发和批判斗争。
1966年7月3日，根据北影厂的命令，奔赴邢台的“四清”工作队全部返回北京。火车上，于洋仍然以“干部起带头作用”的标准要求自己，带头为车厢扫地、洒水，给工作队的队员们倒水、准备食物。可是他却明显地感觉到，此时火车里的气氛已与离开北京来邢台时大不一样了，原来彼此十分热情客气的同事们这时不但没有跟着一起干活，反而是眉头紧锁、满脸寒霜，整个是一副不屑一顾、冷漠相对的样子。
身临此境的于洋虽然还在用力地用拖把擦地，心里也难免打起鼓来。回来之前，他已听说北京城里有人已给揪了出来，被贴了大字报。北影厂的领导也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了。虽然不知自己回到北京后的命运会是什么样，但是看到车厢里工作队员们一反常态的静默，于洋的心中不由升起一股不祥之感。
果然，火车一到前门站，“造反派”就把于洋等“知名”演员和几位厂领导、导演同“革命群众”甄别开来，拉上了北影的大轿车。
大轿车开出前门火车站，工作队员们看到，北京的大街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沿途的商店、房屋，到处是大字报和标语。
大轿车开到北影演员剧团门口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于洋正在为紧闭的大门前空无一人纳闷儿时，大门随着司机连连按响的喇叭声慢慢打开了，只见从大门到排练间只留出了一条窄窄的小夹道，两边则全都站满了人。最前边的是一脸兴奋的革命群众，后边的则是一帮所谓有“问题”的艺术创作人员。从他们躲在人后的静默不语和一个个畏缩的眼神中，于洋感觉到，这些人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果然，于洋他们一下车就遭到了“暴风骤雨”般的质问。但是，曾经进过敌人监狱、走过枪林弹雨的于洋没有丝毫胆怯，他据理力争，让“造反派”一时哑口无言。最后还是军代表出面给制止了。
接着于洋等人被拉到第二排练室，他看到了“于洋反革命罪行100例”的长条幅从屋顶一直垂落在地上。一个原来做布景的工人趾高气昂地向他们宣布：“你们都是犯了罪的人，不许乱说乱动，只许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不许串联，每天早上七点来上班，每天都要汇报。”
于洋意识到，一场暴风雨来临了。
从此，于洋开始经历了一段被批判、斗争，劳动改造的岁月，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让于洋历经磨难，也成为一代中国电影艺术家人生道路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到了10月，北影的运动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红卫兵造反派批斗“黑帮”的大会不见了，大院里“黑帮”们劳动改造的队伍旁也没有了看押的红卫兵。原来，造反派的内部已经产生了分裂，北影厂的“文革”领导小组散了架，厂内的红卫兵组织也随之完全解体。
在几派“群众组织”“三足鼎立”的形势下，北影厂斗争的主要目标自然是转移了大方向。从运动开始一直处在最前沿被批斗的“黑帮”们，此时已不再是主角。忙于争斗的两派组织再也无暇顾及他们，“黑帮”们虽不至于挺胸抬头，但终于可以直直腰，喘喘气了。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此时的“黑帮”们过上了“坐山观虎斗”的“休闲”日子。
于洋也慢慢尝试着走出北影厂，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虽然有时被人认出来后就赶紧往家跑，但比起运动初期整天挨斗的日子，自是改变了不少。
3.逆境中的真情
比起前一阵轰轰烈烈的批判斗争，于洋和妻子杨静的日子似乎安稳了一些。然而随着北影厂两派越来越激烈的争斗，运动的浪潮又一次向他们袭来，只不过这一次袭击目标直接指向了杨静。
那是在4月的一天，这天上午，杨静陪着于洋来到二龙路医院准备接受痔疮手术。自从运动开始后，无论是于洋最先被揪出，还是夫妻同台遭受批斗，杨静始终默默地鼓励、支持着于洋。这次于洋做手术，杨静更是一步不离左右。从打麻药开始，杨静就在一旁开始给于洋打气。
没有想到回家的第二天，杨静就被“造反派”抓走了。
眼睁睁地看着杨静走出家门，无法起床的于洋只能侧起身子冲着门外大声喊：“杨静，你要挺住，有我啊！”
走在楼道里的杨静心头一热，这一句话就足够了。这是自运动以来，他们夫妻之间的默契，不需要很多，只要一个眼神，或是短短的一句话，他们就会感到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在那一段非常的岁月里，夫妻俩一直心心相通，不离不弃，挽手并肩共同直面应对岁月的风云。
杨静被抓走了，筒子楼里的邻居们也都惊醒了。大家对“造反派”无视国法私自抓人都十分气愤。而于洋和杨静的一双儿女静江和晓阳更是表现得无畏和坚强。姐弟俩勇敢地走出家门，和一个支持他们的年轻人一起满大街贴标语。他们在标语上写到：“我爸爸妈妈不是反革命！”从北影厂一直贴到了北京卫戍区。
和爸爸妈妈的互相支持鼓励一样，静江和晓阳姐弟俩也是从运动初起就是坚定的“保爹保妈派”，这是身处逆境中的于洋最难忘的真情。
3天后，杨静抓住机会跑回了家。一连串遭受的打击让于洋产生了一种“归隐”的心思，他打算在运动结束后，就回山东老家，带上母亲、老婆孩子一起种地去。自己刚刚36岁，还有一把子力气，说什么也不干电影了！下辈子也不能干，就当农民！这是当时逆境中的于洋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
于洋终于把母亲和一双儿女送上了火车，他们将在到达天津后，再从海上坐船回山东老家。送走家人的于洋似乎一下轻松了许多，他经历了风雨，也见了世面，更认清了自己不是反革命，革命立场也更加坚定。
不久，“造反派”又来抓人，杨静跳窗逃到科学教育电影厂的一位朋友家躲了起来。他们没有抓到杨静，就把于洋堵在家里，开始搜查，一通乱翻。于洋压着怒火大声责问到：“中央已经颁布了不许武斗的布告，你们怎么还乱抓人？”
他们没有想到于洋竟会这样理直气壮，一个领头的说：“你再敢说一句！”
于洋立刻大声说：“你今天还敢带人抓人，你违反毛主席的教导！”
想不到那个头头竟冲过来，照着于洋就扇了一个耳光。于洋气得脸色煞白，他一下跳起来怒喊道：“你别和我耍流氓！”
那个头头气焰嚣张地又冲着于洋扇过来一个耳光。于洋的愤怒和一腔热血全都涌上心头，他一边怒喊着：“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流氓！”一边控制不住地猛冲上去。几个人立刻围了上去，就势牢牢按住了他。趁着这个机会，那个头头上前又接连打了于洋几个耳光。
鲜血顺着于洋的嘴角流了出来，满脸立时血肿起来。于洋猛然甩开按住他的大汉，昂起头高声呼喝道：“你今天打了我8个嘴巴子，你打我800个，我要是眨一眨眼，我不是我娘养的！我是山东人，光明磊落！我是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你们哪一个是？谁是共产党员站出来！有本事你打呀！”
刚才还很张狂的一伙人此时竟面面相觑，无人吭气，他们被于洋的勇敢无畏、正气凛然震住了！
于洋气愤得已经咬破了嘴唇，他轻蔑地看着这伙人说：“论动手的话，我让你仨，你们将来没有好果子吃，你们没有好下场！”于洋激愤地一拳拍在了桌上的玻璃板上，玻璃板立刻被震碎成一条条细长的小块，噼里啪啦撒了一地。于洋的手也受了伤，鲜血染红了手掌。他却没有感到疼痛，仍然举起手指着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无法无天，到这时候了，还想抓人，还敢打人！你们这群流氓！”
于洋口气坚定，句句说得掷地有声，直把那几个人说得灰溜溜地败下阵来，没再吭一声就走了。于洋才不管这一套，他一直追到楼道里，运足了底气对着那伙人高喊：“你们记住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这些流氓，今天你们打了我，把我家的东西抄了，拿了一包东西，你们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抄家，中央文件都出来了，你们还在搞武斗，你们是什么组织？你们将来要给我道歉！”
这就是于洋，一个在逆境中仍然无所畏惧，敢于反抗的共产党员，一个有着铮铮铁骨的硬汉。
造反派走了，整个屋子已经被他们翻了个底朝天。于洋坐在桌旁，他的脸肿起来老高，嘴角流出的血已经凝固了，手上还在流血，此时心中的气愤已盖过了肉体的疼痛。忽然屋门被轻轻地推开了，隔壁的一个老太太悄悄地过来说：“于洋同志啊，他们打疼你了吧？你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