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国之命，在人心
——反腐刍议
前文谈了房价问题。如果说房价问题只是全国主要大中城市民众，即部分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那么反腐倡廉则为全国民众所瞩目。
2011年1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坚决反对腐败、严厉惩治腐败分子，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同年3月14日，“两会”即将闭幕之际，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这是在分析我国当前社会形势后作出的重要判断。其后，3月25日，在国务院召开的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总理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反腐倡廉工作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呈易发多发之势，一些案件触目惊心，影响极为恶劣；贪污腐化、形式主义、奢侈浪费的问题屡禁不止。”会上，温总理不仅在总体部署上涵盖了治理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与渎职侵权问题、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遏制奢侈浪费和形式主义三个方面，而且对这三方面作了进一步细化，即直接对包括政府招投标、“三公”消费、国企反腐、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财政预算决算公开、土地和房屋征收、收送礼金、减少会议文件等多个方面作了全面阐述，其涵盖面之广，措词之犀利实属多年来之罕见。近年来，温总理还在多个不同场合表示，“国之命，在人心”。许多触目惊心的残酷现实无情地表明，反腐这一“人心工程”建设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它关乎国计民生、关乎经济发展、关乎人心向背。常言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正如坊间信息所言：“罚款和创收在一起，听证和涨价在一起，改制和侵吞在一起，考察和观光在一起，义诊和卖药在一起，咨询和推销在一起，讲座和广告在一起，打折和陷阱在一起，矿难和官股在一起，公开招标和暗箱操作在一起，卖官和买官在一起，贪官和情妇在一起，毕业和失业在一起，红包和医术在一起，创作和剽窃在一起，走红和卖身在一起，真理和谎言在一起，官员和大款在一起，腐败和体制在一起……。”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心计，行行皆生利。”可见，腐败之祸猛于虎也。它如同水银泻地，不仅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动脉”，而且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毛细血管”。
比如从关乎国计民生大的方面看，辛卯年元宵节前，中共中央发布了令人震惊的惊腐败讯息：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免去其党组书记职务。其后，社会與情爆料：刘志军涉嫌受贿数十亿元，并腐化堕落，拥有数十个情妇。从小的方面看，广州市检察院公布2010年年度反贪十大经典案例，其中高居榜首的是该市花都区殡仪馆馆长受贿案。殡葬业在人们心目中是个清水行业，之所以也能腐败，是因为不法之徒把公益事业商品化、利益化了。试想，一个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共和国部长，一个是多数人避之不及的殡葬业工作人员，其地位有天壤之别，其权力有高下之分，但只要想贪就能贪。流行语说得好：“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有梦想，一切皆有可能”。
无数不争的事实说明：“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监督，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必须把加强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这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保证。”（温总理在2008年国务院首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否则，就会沦为以权谋私的工具。某些官员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任凭手中的权力恣意妄为，在腐败的“温水”中渐渐地产生“青蛙效应”。
在2011年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总理又进一步指出解决腐败问题的途径：根本在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完善民主程序，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政府的工作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
现在的问题是：人民怎样才能有效地监督？应该说，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至今日，党规国法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严。如2011年3月22日，中纪委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实施办法》，对违反《廉政准则》规定的8个方面52项禁止性规定如何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予以明确；对于需要采取组织处理等措施的违纪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处理方式。但是，关键就在于执行力是否到位、法律法规是否配套完备、大政方针与具体措施是否契合可行？
就说“三公”消费吧。所谓“三公”是指公车购置和运行费、公费出国、公务接待费。此“三公”应有别于“公开、公平、公正”之彼“三公”也。在2011年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总理明确提出：“要继续严格控制和压缩行政经费。今年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三公’支出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其中，具体细化到：在控制公款吃喝方面，包括外事接待也要执行标准，控制规模，举办国宴要坚持“三菜一汤”；在控制公车消费方面，抓紧研究推进中央国家机关公车管理使用改革，2011年要拿出改革方案，在一些部门试行；在控制会议方面，未经批准，不得以政府或部门名义和使用财政资金举办各类论坛、研讨会；经批准举办的，要纳入财政预算，接受财政监督；在控制发布文件方面，凡是不涉密的文件，都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发布，不再另行发文。
据中纪委于2010年底透露，各地区各部门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三项经费的财政预算，在2009年缩减158.06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又压缩57.51亿元，其中出国（境）费压缩4.15亿元、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压缩17.02亿元、公务接待费压缩36.34亿元。
这里的情形值得玩味，即2010年在2009年缩减的基础上又压缩了若干。于是乎，只要有缩减、压缩之要求，年年都是能够做到的，也是年年都可以取得不菲成绩的。然而，在什么基础上缩减、压缩，不得而知，即原来的盘子有多大，现在缩减、压缩到多大，只有天晓得。须知，在现代技术手段条件下，要做到准确统计难度并不大（尽管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直至乡、镇政府都有编制本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给统计增加了困难）。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将整个盘子和盘托出呢？大概此等预算称之为预算内资金。除此之外，还有数目不小的预算外资金，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10年预算外资金高达2.9万亿元。更有甚者，还有名目繁多的“小金库”而引发的腐败案件举不胜举，它如一张张温床，孕育着腐败与犯罪。据财政部公布，2010年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共发现“小金库”50738个，涉及金额238.8亿元。
无论是预算内资金，还是预算外资金，抑或是“小金库”，其主要用途在于公款消费。据悉，近年来，“三公”消费每年高达数千亿元。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每年“三公”消费达9000亿元，约占行政支出1／3；而官方认为只有1200多亿元。即便对官方数字姑且听之、信之，也无法消弭“三公”消费之窟窿。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依愚之见，制度设计上的不科学、不合理与腐败问题频现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以下就人们普遍关注的公务接待和公务用车方面加以分析。
就公务接待而言，有关部门早就做出过规定（此规定从未宣布作废），因公接待只允许“四菜一汤”。结果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接待时的“四菜一汤”变成了“八菜一汤”、“十六菜一汤”，因为装菜的都是大盘，大盘里面有数个小碟；后来，又规定因公接待按人头标准执行，可结果呢？虚报人头数、吃空饷，本来宾主只有5人，但可以虚报10—20人。早年，在苏北，某相当级别贫困县（起码是省级贫困县）的一小小工商局长，一年内由其自己经手、自己审批报销的公务招待费竟达180多万元，其日均消费5千多元。其中，除了大吃大喝之需要外，有许多是其虚报冒领吃空饷的。时下，中午公务接待一律不喝酒已成共识和纪律，受到交口赞誉、一致好评。然而，到了晚上就可以多喝点、喝好点了，夜生活的丰富多彩使公款消费之风屡禁不止。每每听到机关的朋友们在一起闲聊：某时某地几个人喝了多少多少瓶酒，某某又喝高了……“苦不苦，想想喝了多少酒；累不累，想想喝的烂泥醉”；“宁可伤身体，也不失情义”；“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喝半斤，这样的干部不放心”；“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如此酒文化、俗文化，真是无奇不有。殊不知，喝的是百姓血汗，吃的是民脂民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憎、可恨、可鄙！
尤其是近年来，各级政府及部门每当年终将至之时，突击花钱几成惯例。为此，总理年年强调，财政部部长岁岁重申，但突击花钱的闹剧却年复一年地重演，成为社会诟病不已的弊端。据财政部2010年11月底公布的财政支出进度，全年财政支出预算为76000多亿元，但至公布之日仅完成近七成四，还有二成六的财政支出预算要在剩下的一个月内完成，就是说要在最后的12月份花掉20000多亿元，才能完成全年财政支出。于是乎，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便突击花钱。因为，对于一个地区和单位而言，倘若在年底前不花掉所有的预算经费，那么在下一年度争取经费预算时，就会削弱“叫价”的优势。这样，年关岁底之际，都会出现一种怪象，有关领导在公开场合强调厉行节约，而私下却交待下属部门尽快完成年度预算开支，不然财政部门就会相应核减下年度预算规模。所以，一到“年末岁初”（公历与农历），各种总结会、庆功会、表彰会、研讨会、论坛、观摩会、条线会、工作会议、考察调研活动等便接踵而至。
在现代通讯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多数的资讯政情，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便可立马获悉。然某些机关、尤其是领导机关的管理者，却喜爱、偏好召开会议或所谓下基层搞调研。会议频仍，说明管理层次较低，还是沿袭传统且陈旧的管理模式。可以这么说，把时下众多会议砍掉一大半，定当无碍大局。而所谓调研，恐怕也是某些人坐机关时间长了，闷得慌，需要动一动，到基层散散心。难道不是么？某些人常去基层，到底调研出什么有价值的“东东”呢？无非是吃点、喝点、拿点，与基层的“朋友们”聚一聚，热络热络感情，拉动拉动“内需”，再娱乐一下，使之心情愉悦；真是“吃了人家的‘潮的’、拿了人家的‘干的’”，回机关后再实报实销差旅费，又可得点差旅补助费，名曰：“精神损失费”。某些人尤喜出差，特别喜欢“走基层”、“下企业”，“勤快”者每月约有1/3—1/2时间在外“打转转”。其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小九九”，即为了自己的“二两肉”，叫公家赔了“一头牛”。至于一些无病呻吟的会议（与会者有理由和权利打瞌睡。因为，套话+瞌睡＝开会），也虚拟规模，所谓“以会养会”、“吃床腿”，俨然导演了一个个“多花钱有功、少花钱有罪”的诡异“怪圈”。
对于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主要根源是财政预算体制固有的弊病。我国财政预算采用的是所谓增量预算法，简单地说，就是下一年预算的额度要由本年度收支情况决定，当年预算资金花不完，来年预算就会被核减。于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一些单位便绞尽脑汁地虚报预算开支，这已然成为普遍现象和难以根治的“痼疾”。这就为年终突击花钱、大手大脚花钱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而财政监督、审计监督和人大监督以及公众监督的疲软与缺失，则为突击花钱洞开大门；即使地方纪检监察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能花钱、会花钱是地方的大局、部门的大局，完不成预算开支，就会影响到来年地方和部门经费的来源。因此，把当年的预算在12月31日前花光用完，似乎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扪心自问，现在老百姓还不是普遍富裕，国家也远未达到那样的富裕程度。倘若彭总再世，定会恨恨地骂道：“崽花爷钱不心疼”！老百姓、纳税人是衣食父母，难道不是爷么？
正是“不花白不花，花了也白花”——吾晕、我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