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同盟会时期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西学渊源——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的一项审视
一、西学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主要思想资源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将孙中山所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同盟会宗旨，选举产生了总部主要干部。
中国同盟会统一了国内各地分散活动的革命力量，联合了欧、美和东南亚各国侨民与留学生中倾向于革命的人士，将中华民族的现代觉醒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开创了中国革命与中华民族振兴的一个新时代。
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同盟会总理，成为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陈天华记述此前几天即8月13日东京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盛况时，称孙中山为“中国英雄之英雄”：
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虽屡失败，而于将来有大望；虽为本族之英雄，而其为英雄也，决不可以本族限之，实为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负，非徒注眼于本族上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放一大异彩。后世吾不知也，各国吾不知也，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辞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之英雄也。（陈天华：《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号。）
“非徒注眼于本族上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确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真实写照。
记得1985年在中国河北涿县召开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为孙中山算不算是一个思想家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但他所主张和宣传的，大多属于西方国家政治与社会常识，在这方面，孙中山没有多少独特的创造，因此称不上一个真正的思想家。这一观点遭到许多学者反对，但是所列举的主要是他晚年撰写的《建国方略》、国民党改组时所作的三民主义系列讲演。辛亥革命爆发前，孙中山的著述不多，他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一直难以阐述清楚，因此很难使那些持否定论者信服。
孙中山究竟是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如果他仅仅摭拾西方国家通俗读物中的一些流行观点，怎么能那样高屋建瓴、切中中国时弊，而为海内外那么多大革命家、大思想家所敬仰和折服？孙中山一生中，究竟接触了哪一些西方思想与学说，这些思想与学说对他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20年来，我一直试图从孙中山所读过的西学书籍以及他对西方各国的实地考察中寻找到合乎实际的答案。
1991年应高雄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所长杨日旭之请，我检索了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写成《民权主义思想渊源一瞥——上海孙中山故居部分藏书疏记》，发表于该所出版的《中山社会科学季刊》第6卷第2期。该文说明故居现存政治方面西文藏书不下500种，其中与民权主义相关的政治学概论性著作有17种，政治民主与政治自由著作12种，各国宪法与宪政著作23种，政党政治著作10种，联邦制与地方自治著作10种，各国政治制度与各国政府著作12种，法与法治著作24种，以上总共108种。
该文指出，这些著作大多为英美等国学者、政治家的代表性著作，而且最新出版的著作收罗较为齐备，它们表明，孙中山购置和阅读西文书籍有着明确的标准和严格的选择。他的民权主义，特别是他的民主观、自由观、宪法观、政党观、地方自治观、法治观，同这些著作有着直接的联系。
同一年，我在发表于上海中山学社《近代中国》创刊号上的论文《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实业计划〉战略构想析评》中指出，据故居现存藏书分析，孙中山在撰写《实业计划》时，除去关于欧美各国工业革命、工业发展史等一批西文名著外，仅关于交通、港口、铁路方面的西文著作就不下60种，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方面的西文著作近10种，银行、信贷方面的西文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著作各60种，以上著作约200种。
1993年春，我在日本东京讲学期间，日本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教授将新发现的孙中山1914-1915年在东京丸善书店购书目录清单的复印件相赠。回国后，征得久保田文次教授的同意，撰成《孙中山思想发展学理上的重要准备——跋新发现的一份孙中山购书清单》一文，发表于1994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第4辑。这份清单所购书籍共150种，包括英文书130种，法文书10种，日文书9种，大部分现仍保存于上海孙中山故居。另一部分，估计被孙中山携去广州，在陈炯明炮轰粤秀楼时被毁。
其后，我发表于《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上的《论〈孙文学说〉人文精神的新构建》一文中，梳理了《孙文学说》基本观点同故居藏书及丸善购入书籍中数十种人文主义著作的关系，《孙文学说》从十个方面为“知难行易”说作证时用作依据的近百种西文书籍目录。1996年我在新撰写的《论孙中山晚年对于生存斗争社会哲学的批判——孙中山褒扬儒家政治哲学思绪寻踪》一文中，从故居藏书及丸善购书目录，说明了与他思想转折相关的西文进化论、天文学、地质学、生态学、遗传学、优生学、人类学等著作至少有50种，社会学、伦理学等著作有近30种。
通过上述几个专题的研究，我深深感到，孙中山对于西方思想学说的了解，完全不是像先前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是通过一些通俗读物获得若干常识性的知识。上海孙中山故居现存的西文藏书中，除去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继续在这里居住时增添的少量书籍外，出版于1924年以前的著作接近1300多种，加上在广州粤秀楼被炸时的西籍数百种，孙中山本人购置和收藏的西文书籍当在1800种以上。他的阅读，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藏书。在香港求学时，在大英博物馆，在欧、美、南洋、日本各国居留时，他还借阅过许多图书馆藏书。从日本丸善购置的书籍目录和日本警视厅监视孙中山一次次从丸善购书的秘密报告，清楚地表明孙中山阅读是如何用心，品味是如何之高。1905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中国留学生讨论中国革命之际，孙中山曾说：“我亦读破万卷也。”（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188页。）这完全不是自吹自擂，他所读的主要是西文书籍，包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的代表性、前沿性著作。在20世纪所有中国人中，就阅读西文书籍数量之多、方面之广、层次之高而言，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可以超越孙中山。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他精心研读大量西方理论、学术著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认为孙中山的西方思想、学说知识有限，并以此否定他的思想家地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关于孙中山革命思想和中国同盟会，环绕这个题目已有过数以百计、千计的论文及著作。这里，我试图结合上海孙中山故居所收藏的1911年以前出版的各类西文书籍，对当时孙中山革命思想形成和逐步成熟的端绪作一番梳理。孙中山这一时期所读的书籍当不限于这些藏书，而且也不限于西文著作，但是西文著作确实是孙中山阅读的主体部分。当孙中山居住在日本横滨时，日本的神奈川县致内务大臣的一份报告书曾专门反映孙中山读书情况：“清国流亡者孙逸仙平日耽于读书，只偶然出来散步，或往来访问客人。”（《神奈川县致内务大臣芳川显正》（明治38年8月1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秘第2047号。）孙中山如饥似渴地力求从世界各国思想学说中寻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可从这里清楚窥见。
中国同盟会活动并不止于1911年，但是孙中山1911年底返国后，立即投入组建临时政府的紧张工作，潜心读书的机会已经丧失。不久，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所以，本文便以孙中山故居现存藏书中1911年以前出版的西文书籍为切入点，考察一下孙中山这一时期革命思想的西学渊源。
二、孙中山宏大世界意识的西学基础
从故居1911年以前出版的西文现存书籍中，首先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孙中山宏大的世界意识，对世界潮流、世界发展大趋势的真切了解，以及这一切如何成为他考虑中国命运、中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这应当是孙中山这一时期革命思想的首要特点。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香山翠亨村，1879年即随母去檀香山就读。从这时开始，直到1911年底归国，除短期回国返乡外，几乎全部时间都在海外度过。这中间，从1883年至1892年，大部分时间在香港读书；1892年，在澳门行医；1894年以后，辗转于檀香山、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比利时、新加坡、吉隆坡、越南、暹罗等世界各地。1897-1902年，在日本居住近5年；1904年，在美国各地居住近10个月；1905年，在英、法、比、德居住约半年；1905年7-10月、1906年10月至1907年3月，两次在日本居留约9个月；1907-1909年，在河内、新加坡等地居住约2年；1909年5月至1911年12月，又三度赴欧、两度赴美，每次逗留都达数月。这三十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使孙中山对于欧美各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状况有着丰富真切的感性了解，在其语言运用、知识结构、思维方法、审美情趣以及行为方式上，都深受西方的影响。
康有为等人也曾长时间居留海外，多次游历欧美等国，对世界有着广泛的、直观的感性了解。由于语言的隔阂，他们只能通过西语中译，间接地获得系统化的理性认识。与他们不同，孙中山没有任何语言和知识基础的障碍。从故居现存藏书中可以看出，1911年以前，孙中山早就特别重视阅读世界历史特别是欧美各大国的历史著作，以期对欧美文明、大国兴衰以及世界发展趋势获得系统而全面的认识，并从中吸取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鉴戒。
故居中现存一批1911年前出版的世界史、地区史著作。综合性著作，有J.W.Draper《欧洲文明史》（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纽约，1876）1-2卷；Edited by Williams 25卷本《世界史》（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伦敦，1908）； Edited by Ward 13卷本《剑桥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n History，剑桥，1906-1911）； J.McCarthy 3卷本《当代史》（A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伦敦，1902）； F.Guizot 2卷本《罗马帝国衰亡至法国革命期间的文明史》（The History Civilization，from the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纽约，1887）； F.Guizot《欧洲文明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纽约，1911）； H.W.C.Davis《中世纪的欧洲》（A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伦敦，1911）。专门研究世界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有W.Cunningham《从经济角度看西方文明》（An Essay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剑桥，1899、1904）； W.Mü ller《近代政治史，1816-1875年》（Political History of Recent Times，纽约，1882）；C.Seigobos《1814年以来的欧洲政治史》（Seigobos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814，纽约，1899）； H.Hoffding两卷本《近代哲学史》（A History of Moden Philosophy，伦敦，1900）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