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里长城
战国时匈奴兴起于北方，成为严重威胁中原农耕社会安定发展的因素。当时中原七强国齐、楚、燕、韩、赵、魏、秦中，与匈奴为邻有三国：燕、赵、秦，它们无不为匈奴入侵的边患而忧虑。中原军队主要的传统突击力量是战车。每辆战车以数匹战马牵引，车上搭乘数名武装人员，各持戈、弓等兵器作战。战车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步兵。战车列队协同行动，可在敌军的步兵阵中横冲直撞。由于战车有强大的冲击力，中原各国纷纷倾其所有大造战车，以致东周春秋时代一国实力的高低以拥有战车的数量来衡量。大国称为“万乘之国”，指那些一次可出动1万辆以上的强国，弱小的国家称为“千乘之国”，一次也能出动千辆以上的战车。
战车这种装备是在中原诸国互相争斗兼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日益严重，战车阵这种中原传统作战法遇到挑战。匈奴军队主要是依靠骑兵，赵国通过与匈奴多次交战，发现中原国家习用的战车面对匈奴灵活的骑兵，显得极为笨拙。匈奴军人身着短小贴身的衣服，适于骑射，而中原传统的宽体长袖的战袍却限制了军人发挥自身的战斗力。于是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下令改革中原传统战袍，放弃战车，改用骑兵，即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
战国时的七个强国，每国的幅员和国力都已经相当强大，有实力征发大量民工修筑大型防卫工程。面对匈奴铁骑的一再南下侵袭，与匈奴为邻的诸国不约而同地想出了修筑长城的主意。秦国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而立志改革的赵武灵王也开始修筑长城。这条赵长城从代北（今河北蔚县）开始，傍阴山而下，至高阙（今内蒙临河县西北）为止，沿长城设置了雁门、云中和代诸郡。后来燕国也开始修筑长城，从造阳至襄平，沿长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列国各修长城的目的是求自保。但战国纷争仍给匈奴以可乘之机，使诸国边患不断。
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才使中原作为一个整体与匈奴对抗。秦始皇派蒙恬将士卒10万北击匈奴，因山依险把原先存在的秦、赵、燕长城连接起来并延长，东起辽东（今中朝边界鸭绿江边），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长达万余里。这就是万里长城。汉武帝击败匈奴之后，又把长城向西延伸至河西走廊西端的阳关，与西域的楼兰相接。中国的长城的名声也传到遥远的西方。4世纪时罗马作家阿米安·马尔塞林（Ammien Marcellin）在其著作《事业》中说，赛里斯国有一道墙环绕。这道高墙就是长城。
长城不但是汉族人民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工事，也是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界限，可以说长城内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按照汉初与匈奴达成的协议，“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国”，受治于汉朝。世界上许多民族在历史上出于防卫目的修筑过长城，但只有中国的长城最长，历史最为久远。这与中国北方数千年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对抗历史分不开。
西汉初年，汉与匈奴和战相续。史书中保存的汉朝皇帝与匈奴单于之间应答的国书和双方使臣交谈记录，既是汉、匈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纪录，也是两个民族之间意识交流的写照。匈奴单于在其至汉朝的外交文书中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或“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而汉朝致匈奴国书中仅称呼“匈奴大单于”，这是因为汉人认为天命所立的只有皇帝。
匈奴向汉朝皇帝赠送的礼品一般是：一峰骆驼、二匹骑马、四匹驾车的辕马。汉朝回赠礼品常为丝绸衣服、黄金马具、腰带、各色锦缎数十匹。中原的丝织品远较匈奴粗陋的皮毛衣物精美，匈奴贵族多好丝织品。通过与汉人的交往，一些匈奴人产生了忧患意识，认为匈奴全国人口不过汉朝的一个郡，之所以能威胁汉边是因为衣食自给，无仰于汉地。如果匈奴举国上下都追求华美的丝绸，则匈奴就将成为汉朝的附属。并认为汉朝的丝绸衣服不适于在草棘中乘马奔驰，汉朝所赠食物也不如匈奴的奶制品甘美。
2000多年前汉地和匈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足以使全社会的人均过上温饱日子。除去供贵族享用的部分之外，汉人与匈奴人在分配数量不足的衣食时约定俗成的原则区别很大。汉地是农耕社会，生产所获较为稳定。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氏族，其所居处也较长时间不变。所以汉人把供奉祖先、敬老看得很重，汉朝大臣因而讥笑匈奴“贵少贱老”的习惯。匈奴使臣反驳说，匈奴人把攻战作为头等大事，因为老弱不胜其力，所以习惯于把肥肉美食让给壮健者，这样才能保全老弱。同时匈奴使臣还指出，当汉政府征发少壮戍边时，被征发者家中父老均携美食相送，这也说明汉地社会并不是一味敬老。汉人看不惯匈奴父子同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人无“冠带之饰”、国无“阙庭之礼”。匈奴使臣辩曰：匈奴实行“收继婚”制度是为了种姓的保存。汉人丈夫死，子弟不取其妻子，反而造成亲属疏远。匈奴不重上下君臣之礼，约束轻，易于行。汉人过于重礼仪，反而使上下交怨。
有些投附匈奴的汉人经过亲身体验认识到，汉、匈两个民族不同的生活习俗是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并无高低之分。为匈奴辩护最力的恰恰是曾经护送汉文帝和亲公主入匈奴的使臣中行说。
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匈奴人“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在“主断狱讼”诸事时，由贵族“口白单于，无文书薄领”。匈奴虽然没有文字，但却任用一些降附匈奴的汉地文人为之服务。这些汉族士人教匈奴人书写以便于“校课人众畜物”。（《史记·匈奴传》）他们所教的多半是汉字。匈奴与汉之间常有书信往来，保存在史籍中的均为汉文，说明匈奴与汉朝交往时使用汉文。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匈奴使者凭借单于的书信就能从东起乌孙、西至安息的广大地域内的国家得到饮食供应，说明匈奴与西域诸国也有文书往来。史料中没有提到这种文书是用何种文字写就的。匈奴人与西域交通很可能使用的是粟特文。
东汉初南匈奴在降附之前，曾派汉人郭衡奉献匈奴地图。这幅地图当然不会是匈奴人绘的，当系在匈奴生活的汉人所绘。匈奴人在与汉朝长期的交往中，逐渐喜爱上汉地文明。西汉政府已经把中原乐器赐给匈奴，匈奴贵族十分珍视这些乐器，作为宝物世代相传。东汉光武帝时北匈奴曾提出，西汉时代赐给呼韩邪单于的乐器因年久损坏，要求朝廷再赐。东汉朝廷赐给南匈奴的器物中也有乐器。匈奴最具代表性的音乐是“胡笳”和“鞞鼓”。东汉时蔡文姬被南匈奴左贤王掠去，在那里生活了18年，把这种乐器和音乐带入中原。胡笳这种草原乐器受到汉地人民的喜爱。
（三）昭君出塞
欧亚大陆的南方普遍温热多雨，宜于人类生存，为定居农耕民族占据；而北方寒冷干旱，生活环境艰苦，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定居民族因为生活安定，收获稳定，人烟稠密，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发展手工业和各种技艺，文化较为发达；而游牧民族因为人口较少，且收获不稳定，手工业相对落后。人类占有自然资源的不平衡，使游牧民族视定居地区为财富的重要源泉之一。在和平时代，游牧民族以畜产品交换农耕民族的产品，在战时则以武力夺取定居民族的财富。这就是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持续不断地入侵定居民族的根本原因。
在秦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诞生了西汉王朝。汉朝建立之初，国力贫弱，皇帝尚不能配齐四匹色泽一致的驾车辕马，将相只能以牛车当步。而匈奴利用中原战乱恢复了元气，不断南下抄略汉边。匈奴人的入侵使与草原地区为邻的汉地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如何保护汉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和平生活的权利是汉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无非两种方法，一是以武力，一是以和平方式。当时汉、匈双方实力悬殊。汉高祖曾试图打击匈奴，反而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向匈奴阏氏献厚礼方才脱围。汉朝无力正面抗御匈奴的威胁，只有采取忍让的办法。其主要手段是“和亲”，即以汉族女子嫁给匈奴首领，同时奉献大量财物，以换取匈奴停止入侵。最初的汉匈“和亲”之约就是汉高祖与冒顿单于之间的平城“城下之盟”。
“和亲”对汉朝是一种屈辱的办法，但换取了汉匈两大民族的和平，避免了更多汉族边民的流血和财产的损失，这个代价远比出动大军与匈奴作战小得多。“和亲”政策也符合匈奴的利益。匈奴贵族可以因此稳定地取得汉朝的财物，而不必再冒战争的风险。一般匈奴百姓则因汉朝开放关市，从与汉族人民交易中获得利益。
汉高祖派刘敬以宗室女子为公主送给冒顿单于为阏氏，互相约为兄弟。汉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在致汉朝国书中表达了“愿寝兵休士卒养马”，“安边民”，希望“使少者得其长，老者得其处，世世平乐”，与汉恢复和平的愿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单于在国书中首先炫耀武力曰：匈奴“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消灭了楼兰、乌孙、呼揭等26国，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同时威胁汉朝，如果“不欲匈奴近塞”，就应诏吏民远舍。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亲”是汉朝与匈奴保持和平的重要手段。文帝时代匈奴老上单子继位，文帝送宗室女子为阏氏。
汉武帝时代，汉朝数代积聚的国力已经足以与匈奴决战，视“和亲”为屈辱，决心用武力打败匈奴。于是汉朝连年出动大军讨伐匈奴，匈奴终于被击败。公元前1世纪中叶，匈奴因内乱，更为削弱。呼韩邪单于决定降汉，这样匈奴便成为汉朝的属部。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入长安朝见汉天子，表示匈奴以成为汉家之婿为荣，希望汉朝继续赐女子为阏氏。匈奴地区生活条件艰难，汉朝皇室女皆以远嫁为苦。当初汉高祖曾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冒顿单于，遭到吕后的极力反对，质问为什么要把她的女儿弃之匈奴。
远嫁匈奴的女子中最著名的是王昭君。昭君是南郡秭归（今湖北秭归县）的一名“良家子”，字嫱。入宫后成为汉元帝的一名宫女。皇帝后妃众多，后宫等级森严，昭君被征入宫数年连汉元帝一面也未见过，怨恨委积。闻匈奴请婚后，昭君主动向管理后宫的官员请求远嫁匈奴，得到汉元帝的批准。呼韩邪朝见汉天子后，携昭君和其他五位宫女一同离开长安。在离别仪式上，人们看到昭君年轻美丽，服饰鲜艳，汉宫为之增色，左右不禁肃然起敬。汉元帝这时才第一次见到昭君，发现她是这样美丽，大为吃惊，想留下昭君，又怕失信于匈奴，遂同意她随呼韩邪单于离去。
汉朝满足了匈奴贵族继续“和亲”的要求后，呼韩邪单于请求汉朝撤去边备，愿与汉朝世世和平，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汉政府经过讨论，虽然没有同意撤去边备，但同意与匈奴实现和平。1954年包头市附近麻头乡的西汉末时期墓葬中曾出土了带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和“长乐未央”等字样的陶片。昭君嫁到匈奴以后，因为汉匈实现和平而被称为“宁胡阏氏”。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来成为匈奴的右日逐王。呼韩邪死后，其匈奴大阏氏之子乌株累继位为王，要按匈奴“父死妻其母”的习俗收继昭君。昭君虽然远嫁匈奴，但仍然按汉地习俗不愿接受这种“子蒸其母”的婚姻，上书汉廷要求归汉。昭君嫁呼韩邪单于不是昭君与呼韩邪两人之间的私事，而关系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和平。汉成帝复信昭君，命她“从胡俗”，改嫁给新单于。
昭君与呼韩邪单于之子乌株累生了两个女儿，长女曰云，长成后嫁给右骨都侯须卜当，故被称为“须卜居次”。“居次”是匈奴语，意为“公主”。次女后来嫁给当于氏，称为“当于居次”。昭君与呼韩邪单于所生之子伊屠智牙师在南匈奴的地位逐渐上升，先为匈奴右谷蠡王，按惯例应成为左贤王，即匈奴的储君。但乌株累希望把单于之位传给其子，遂杀死了伊屠智牙师。
昭君出塞时汉与匈奴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汉初以来“和亲”使汉族的物产大量流入匈奴，匈奴通过“和亲”接受了汉地的文化和风俗。匈奴单于把娶汉家女视为是极大的荣耀。所以呼韩邪单于降汉后主动要求与汉朝延续“和亲”关系。这样王昭君这位普通民间姑娘，以汉家宫女的身份远嫁匈奴，成了一名和亲使者。她为了汉匈两大民族的和睦，在呼韩邪单于死后，放弃汉人习惯，从胡俗又嫁给呼韩邪之子。她的女儿“须卜居次”云和女婿右骨都侯及其后代都成为匈奴内部亲汉势力的代表，力主与汉朝保持和平。王莽时代汉与匈奴交涉时也多选与昭君有关的人员，昭君之侄王歙曾被封为“和亲侯”。
昭君出塞至今已经2000多年，但她的名字留在北方草原和内地人民的心中。今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有昭君墓，唐人杜佑在他的《通典》中已经提及，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三八说，因为昭君墓上草长青，故而称为“青冢”。元代所编的《辽史》也有记载，足见后代的人民把昭君作为胡汉友好使者来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