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多元社会与印度民主。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复杂社会，人种、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哲学流派极具多样性，与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多元价值观、言论信仰自由原则有某种亲合性。印度几千年的古代历史的显著特征是长期遭受外族入侵。异族的多次频繁的入侵，不能不造成印度人种、民族、语言和宗教的繁多，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多样化社会，印度有“人种学和民族学博物馆”之称。印度民族之多是世界上不多见的，有100多个民族，还有500多个表列民族，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人口超过千万的民族多达十几个，譬如印度斯坦族、孟加拉族、泰鲁固族、马拉提族、泰米尔族、拉贾斯坦族、旁遮普族等。此外还有几百个人口较少的部族（几十至几百万）。它们被划归为六个主要的人种：尼格利陀人、原始澳大利亚人、蒙古人、地中海人、雅利安人和阿尔卑斯迪纳拉人。印度各大民族和多数部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印度宪法承认有14种语言，每个语种实质上代表一个民族。印度在思想意识层面也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印度有多种宗教，有“宗教博物馆”之说。印度主体宗教——印度教，其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数不清的派别，信奉数不清的神祗，有数不清的礼拜仪式，有完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教义。印度各个宗教和哲学流派都有一大批信徒，各教派都没有侵吞掉其它流派的企图和能力，都没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可以长期共存。这与中国情况大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是在周王朝崩溃后短暂时间。秦王朝政治上统一后，在政治上实行长期的统一和绝对的专制集权制，在思想意识上则用强制的办法消灭“异端邪说”，利用政治力量限制对当权者不利的思想派别，而在印度历史上则大不相同。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百花齐放”只是一种例外的话，那么印度文化上的无比多样性和政治上的宽容则是一种常态，定于一尊的情况只是例外。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传统一方面与西方式民主所要求的多元价值观和信仰、言论自由原则相吻合，（尚会鹏：《文化传统与西方式政治制度在印度的确立》，《南亚研究》，1994年第2期。）另一方面也使印度难以建立东亚国家普遍实行的权威主义政治制度。
第二，自治传统与印度民主。印度古代历史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能力弱小。雅利安人入侵前后，公元前7至公元前4世纪，印度进入列国时期，境内国家多达几十个，有的史书记载，最多时达118个。公元前4世纪，孔雀王朝兴起，至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73-前232年）印度第一次大体上被统一，但阿育王死后，孔雀王朝旋即分崩离析。随后的几个著名王朝：贵霜、笈多、戒日，虽然比较强盛，但时间均不长，而且版图也仅限于北印。13世纪后，阿富汗人在印度建立了德里苏丹王朝（公元1296-1316年），其疆土与阿育王朝相当，实现印度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但德里苏丹王朝也不过几十年，随即陷入分裂状态，16世纪为莫卧儿王朝取代。莫卧儿王朝在阿克巴执政时（1556-1605年）曾盛极一时，国土甚至超过阿育王时期，史称第三次统一。但统一时间仍然短暂，阿克巴王朝之后，印度又陷入地方割据和混乱局面。就在这种混战之时，英国人破门而入，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才实现了印度历史上空前的统一。“从史前到今天，明确地跟外界划分开来以及在国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一直是印度的政治目标”，但是“推动古代印度统一的工作是不能达到永久的政治上统一的”。那是因为“印度的政治变迁大半决定于地理方面科学设备之不足”，“虽然有为建立统一帝国的经常努力，但物质条件却说明了这些帝国为什么没有继续多久”，因为“科学发展程度不容许这种趋向的实现”。总之，印度数千年的历史虽然经历了几次统一，但每次的统一时间极短，绝大部分时间处在地方割据和分裂局面。（参考［美］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海南出版社，2001年。）这与中国恰好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统一时期与分裂时期的时间比大约为7∶3，而印度统一与分裂的时间比则不到3∶7”。（尚会鹏：《文化传统与西方式政治制度在印度的确立》，《南亚研究》，1994年第2期。）印度历史上的帝国大多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列国。与此相联系，印度政权建设很不发达，类似中国的“郡县制”的建立很晚（13-14世纪），并且一直没有发展到中国那样的完备程度。这不能不影响王朝对社会的控制力。中央权力难于直达基层，政权实权在中下层和各农村公社。真正的权力重心仍在地方王公。帝国对地方上的统治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皇帝只不过是个群王之首而已。英国人虽然统一了印度并建立了空前的英印帝国。但英国却对印度各民族、宗教、种姓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又为印度的分裂埋下了祸根。英国人为便于统治并没有触动印度已存在的数百个土邦，就是在英国人直接统治的英属印度中也非一通到底，下面地方政府仍有较大的自治。同时，英国人对于印度社会生活，采取的是行政与社会分离的原则，只要无碍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没有太多地干预宗教、风俗和村落事务。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以及国家政权对社会相对弱小的控制能力，与西方式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散原则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说印度独立后的政治体制选择了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无疑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印度的传统。这样，印度人便对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出现了一种顺应的趋势。印度的这一历史特点不能不对现代的印度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印度的联邦制和议会多党制不能不与此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英国人被赶走了，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却在印度扎下了根。”（同上。）
第三，争鸣传统与印度民主。这是著名美籍印度裔学者、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关于印度为什么会实行民主制度的观点。阿玛蒂亚·森认为，争鸣是民主的特征，而争鸣不仅仅是古希腊以来西方的政治传统及表现方式，同样也深植于古代印度历史，印度历史上就有让每个人自由表达的传统。他举例说，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第一位佛教皇帝、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就曾论述宽容的必要性和非正统见解的丰富性，并制定了辩论的原则：在所有场合，在每一方面，均充分尊重对手。（［印］阿玛蒂亚·森：《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刘建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4页。）综合阿玛蒂亚·森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所谓“争鸣”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由表达和充分宽容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印度源远流长，对印度近现代政治文明具有积极影响。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争鸣的传统可以保证每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自由表达的权利，而允许每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自由表达，正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
第四，宗教传统与印度民主。印度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追求宗教上的“解脱”。这种超自然中心主义传统使印度对专制君主缺乏绝对服从和拥戴的文化思想基础，使印度人最重视精神上、智慧上的领袖，而不是权力上、物质上的霸主。印度教文化的特点是追求宗教上的“解脱”，这是每个印度教徒的生活最高目标。“对神明的崇拜以及对死后能否解脱的担心，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制约着国君的政策、权力行使和日常行为”。印度教教徒只看重神灵，对功名、利禄则嗤之以鼻。在印度至强、但不一定至富、至尊。在他们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是婆罗门僧侣而非国王。婆罗门即便是一个乞丐，也会受到很高的礼遇。在路上一个高龄的国王与年幼的一个婆罗门相遇，国王应给婆罗门让路，因为大地属于婆罗门，婆罗门是神明的主持者。在印度教徒看来，国王与平民百姓同是凡人。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凡人必须尊敬婆罗门，听取他们的意见。国王虽然有很大的权力却未必有至尊，皇权虽大却不能至高无上。国王的行为不能不受到更大的约束。《摩奴法典》规定，“国王于黎明即起，应当向通晓三典和伦理知识的婆罗门教致敬，根据他们的教益立身行事。”（《摩奴法典》转引自尚会鹏：《文化传统与西方式政治制度在印度的确立》，《南亚研究》，1994年第2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使印度没有形成服从和拥戴君主的思想基础，从而为主张人人平等的议会民主制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五，种姓制度与印度民主。印度教特有的种姓制度虽然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极大阻碍作用，但某种程度上种姓制度却与现代西方式民主政治有某种亲合性。印度种姓制度制约国家权力，使政治与社会分离，形成类似西方政体中的权力均衡和利益分享的原则。我国研究种姓制度的学者尚会鹏先生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印度种姓制度把社会分割成许许多多的种姓集团。这些集团以不平等为基础，虽然与西方式政治制度体现的“平等”思想不同。但“这一制度与现代西方式政治制度有某种亲合性”。种姓是一种利益集团，“具有现代利益集团的某些潜质”，“共同的职业使种姓大体处在一个相同的经济地位上，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同一个种姓的人保持了共同的生活方式”，比较接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印度社会中的“种姓评议会”等组织是各种姓维护本种姓的经济利益、或为争取在种姓体制中更高的礼仪地位的代表，“这一点同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因素——政党的作用有些相似”。婆罗门虽然主要从事圣职工作，但也窥视政治权力，与王族阶级——刹帝利种姓发生矛盾。刹帝利种姓中各亚种姓集团，为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也总是争斗不已。这样，在世俗和僧侣势力、国家统治者内部各集团以及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争夺、相互牵制的体制。与此相对照，中国的皇族阶层对国家政权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缺乏像印度僧侣势力和世袭贵族集团的竞争和制约。现代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建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各利益集团的权力分配和利益平衡。从这一点上看，“毋宁说种姓社会的政治传统与近代西方式政治制度更接近”，与政治与社会生活相对分离的原则“相吻合”。（尚会鹏：《文化传统与西方式政治制度在印度的确立》，《南亚研究》，1994年第2期。）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而建立一个平衡机制。显然，两者在逻辑上有内在一致性，有助于推动民主制度的形成。
第六，阶级基础与印度民主。历史上，现代西方式民主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形成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民主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与旧中国众多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情况不同，印度则是英国一国控制的殖民地。“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47页。）由于这种区别，不能不对中印两国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经济上，印度民族资本势力比中国强大，而其官僚垄断资本则比中国弱小。这是因为英国独家统治印度，它不需要像在中国的列强那样，从经济到政治上培养一个中间代理人，虽然在它入侵印度之初曾利用一批商人作为掮客为其服务，但这部分买办商人由于受到英国资本的排挤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打击而始终未能发展起来。相反，印度民族资本却有较明显的发展，这是因为印度幅员广大，英国自身实力毕竟有限，经济上的控制力不从心，无法实现完全垄断，一些印度人经营的产业部门特别是棉麻纺织厂从19世纪下半期便开始发展起来。这就在印度较早地造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民族资本的力量在工业企业领域达到了几乎可以与英国资本分庭抗礼的程度。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把印度作为它在亚洲的重要战略后方及为其提供战略原料和物资的基地，从而又为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加上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又较大地推动了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在印度独立前夕已形成了一个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拥有一定实力的民族大资产阶级。与此并存的还有为数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由于同英国殖民者之间存在尖锐对立的矛盾，因此印度民族大资产阶级在性质上不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是民族资产阶级。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一直受到殖民政权和英国资本家的联合排斥和打压，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一直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成为印度实现国家独立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