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迁飘零
1937年，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不到半年，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陷落，安徽省也受到战争威胁。章氏大家庭面临严峻抉择。章兆奎被迫关闭工厂，但个性倔强的他不顾大家恳求，执意留在老宅坚守家业，家里其他成员决定分两拨迁往西南地区。正在芜湖萃文中学就读的章开沅不得不辍学，随着父母西迁。懵懂的他虽然体察到大人们那种刻骨铭心的离别之痛，但他并不喜欢幽暗的芜湖老宅，甚至在内心庆幸终于可以走出它的大门。
在汉口，随着熙熙攘攘的难民潮，章开沅一家好不容易挤上民生公司的“民贵”轮，途经万县启椗不久，母亲徐毓青突然出现临产征兆，一家人焦急万分。热心的船长见状，迅速给她腾出一间产房，徐毓青就在船上顺利产下一个男婴。一家人特别感激船长的救助之恩，并且根据船长的建议给孩子取名为“民贵”，以此纪念同舟共济，同时也希望孩子长大后以民为贵，助人为乐。
1937年初冬，经过一番长途跋涉，一家人终于到达重庆。但安顿下来没有多久，家里却迭遭变故。先是章开沅的外祖母病故，接着他的两个幼弟相继离世。“冰霜摧折，早衰蒲柳”，使得本来就处于战乱阴霾的一家人更增愁苦。
章开沅的外祖父虽然在清末曾在四川担任道台要职，但因为官清廉，并无任何积蓄，离世后连亲属返回安庆老家的旅费都靠同事筹集周济。性格刚毅的外祖母变卖了老家田地和文物，与四个孩子相依为命，并且抛弃“男尊女卑”的陈旧思想，让两个女儿进入安庆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章开沅每每听母亲讲述外祖母不向困难和世俗低头的故事时，总会对她肃然起敬。可能是西迁途中劳累过度，加之年逾八十，外祖母一到重庆就不幸中风，而家里经济困窘，缺医少药，未经适当治疗，很快便撒手人寰。就在外祖母病故不久，章开沅刚满8岁的六弟又患上伤寒离开人间。
让章开沅更为心痛的是刚出生不久的幼儿民贵也夭折。民贵长得清秀可爱，深得一家人宠爱。章开沅经常抱着他嬉戏玩耍。有一次可能是风吹受凉，民贵患上感冒，当晚突然转成急性肺炎，瞬时呼吸急促，脸色苍白，嘴唇乌紫。由于住在偏僻乡下，大半夜根本无处寻医，父亲章学海又出差远出，全家人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婴咽下最后一口气，永远地闭上眼睛。相继失去母亲和爱子的徐毓青怀抱死去的幼儿，坚定地说：“天无绝人之路！谁都不要哭！”孩子们非常敬重意志坚强而又思想开朗的母亲，都强抑快要溢出眼眶的泪水，安安静静地偎依在她身边，一家人就这样默默坐了一整夜。章开沅自此牢牢记住母亲这句“天无绝人之路”的教诲。
亲人先后故去的一幕幕悲痛景象，以及战争带给人类的严重灾难，在年少的章开沅心里烙下深深印记，促使成年后的他坚持不懈地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2.九中生活
章学海薪水微薄，难以养活众多子女。幸好国民政府当时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沦陷区学生，可直接在学校获得贷款以维持学习与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等项费用，这对章开沅一家而言，简直是天赐福音。1938年秋，章开沅和姐姐、三哥被父亲送往国立九中就读。
国立九中位于四川江津德感坝，师生以皖籍为主。德感坝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章开沅先后就读的初一分部和高一分部均在偏远的山上。宿舍是两座破败的古老祠堂，教室是一大片临时搭建、聊蔽风雨的简易竹篱茅舍；上晚自习时，学生各用一个碟子或一个破碗，里面放上灯草和桐油照明；伙食谈不上营养且食不饱腹，米饭是掺杂着沙砾、稗子、米虫等杂物的“八宝饭”，难以下咽，菜也没什么油水。但是，尽管校舍简陋，生活清苦，九中师资力量却极其雄厚。许多老师原执教于安徽大学，知识丰富且潜心教学，他们精彩的授课给学生提供了足够的精神营养。章开沅很庆幸在九中结识了多位好老师，初知读书做人的道理。
姚述隐和朱彤两位老师分别教授高一分部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他们进一步激发了章开沅对文学的爱好和写作才能，把他引向文学青年的道路。姚老师教学深入浅出，严谨而又不失风趣，其元曲讲得特别出色，使得章开沅常常沉醉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优美意境中。姚老师平时与学生并无交谈，与学生交流主要是他每次在学生作业本上留下的简练而饱含深情的批语。有一次，章开沅练习用古文写李白小传，结尾一句是：“或曰白酒醉投江捞月而死，岂白之死亦须求一富有诗意之死欤！”姚老师非常欣赏此文，不仅用红笔又圈又点，还批上“天才横溢，出手不凡”的罕见批语。朱彤老师是所有老师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刚刚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但已显示惊人才华，曾把小说《红楼梦》改编成话剧《郁雷》，并且由著名的中国青年话剧团在重庆演出，轰动一时。但他对学生影响较深的，则是非常注意课外活动，曾带学生去过一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的煤矿。有的工人在长期暗无天日的劳作中已双眼失明，皮肤也被煤灰渗透成灰黑色，但仍勉强背煤，摸索爬行。这幕地狱般的场景刺痛了章开沅的内心，促使他更加同情和关心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朱老师不仅专心教学，还在课余勤奋写作。在他的启发下，章开沅经常在山林之间、清晨薄暮下仔细观察并琢磨，随时写简短日记。他曾模仿茅盾的《白杨礼赞》写了一篇《春的礼赞》。朱老师看后，赞赏之余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文章写得不错，词汇很丰富，可见你在遣词造句上下了功夫；但是有点过于追求华丽，语言应更贴近自然。”这番话对章开沅影响深远。朱老师也很关心学生的生活，常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些红薯，加点桂花糖煮熟，邀请学生共同品尝。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九中加强控制，性情耿直的朱老师毅然随同倾向学术自由的邓季宣校长离开九中，前往白沙女中就职。章开沅自己也被勒令退学离开九中，但在分别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朱老师仍经常与他通信，继续关心他的健康成长。
章开沅至今仍能运用英语，得益于英语老师赵宝初的启蒙教育。赵老师毕业于南开大学英语系，文化素养较高，经常选用莎士比亚名作片段作为辅助教材，教学方法也非常生动活泼。受赵老师的启发，章开沅热衷于阅读英、法近代文学作品，增强了对西方文学史的了解；同时还酷爱做英语语法图解练习，以此作为业余消遣，英语学习从此贯穿于他的一生。
教音乐的瞿安华老师多才多艺，充满活力，在他的带领下，全校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热火朝天。他还物色了一批有天分的学生组成合唱团，公演我国近代著名作曲家赵元任的经典合唱曲《海韵》，给战时艰苦而惶惶不安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瞿老师还擅长二胡，常在课余辅导学生学琴，章开沅就在这期间学会拉奏二胡宗师刘天华的名曲《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等，还学会利用天然竹筒、蛇皮、马尾自己制作二胡。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驱走了战争的阴霾，淡化了难民学生背井离乡的孤愁。多年以后，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章开沅曾应邀在校广播台演奏一曲《良宵》，令好多同学称羡不已。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初一分部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因口头禅“我是一匹老马呀，你们都是小马”而被学生习惯性地叫做“老马”，其真名实姓反倒被遗忘。“老马”对学生尤其是背井离乡的难民学生关怀备至，不仅管学习，还操心衣食住行乃至健康和娱乐游戏，常常喋喋不休地以自身生活经验劝勉学生。有一次高中部几个大同学与江边船户发生冲突，引得船户联合江津当地帮会和某些歧视外籍人的本地人士扬言要把外省人赶出去，而且聚众持械包围高一分部。“老马”非常担心会殃及自己的年幼学生，连忙关紧祠堂大门，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并告诫学生以后不要闯祸，以免吃亏。他那慈祥而凝重的面容，从那以后永远定格在章开沅的记忆里。
还有一位讲地理的老师，他精彩的授课让章开沅至今都回味无穷。这位老师讲课时就像带学生去神游，一会儿到古巴，一会儿到希腊。讲到古巴时，他就会联想到古巴的雪茄，而且深闭双眼，猛吸一口气，表现一副陶醉模样，引得学生们都托着腮帮跟着他沉醉其中；一讲到山河破碎，陆游的诗就从他嘴里脱口而出：“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接着，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令学生为之动容。
实际主持全盘工作的副校长邓季宣也让章开沅至今难忘。他是安庆大书法家邓石如的后裔、陈独秀的挚友，曾偕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去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专攻西方哲学，思想开明，主张自由学风。在他的领导下，九中学风严谨而又比较开放，教学和文体活动等都开展得有声有色。每逢校本部的总理纪念周全校集合，邓校长必定亲自主持，并且不拘一格邀请一些外地进步学者、左派作家来校作精彩报告，使学生眼界大开。邓校长的办学理念和崇尚自由的精神，使章开沅深受启发，他后来担任校长时，也效仿自己的老师，广泛延聘各界精英前来演讲，营造活泼生动的自由学风。
父母不在身边，老师亲如父母。章开沅在这些优秀老师身上获致了亲情和温暖。悠悠岁月，难忘师恩。如今，这些老师早已不在人世，但薪火相传，他们对学生的亲切关怀和言传身教，在一代又一代为师者身上传承下去。
在时局动荡、物质贫乏的年代，章开沅依然从阅读中汲取了大量精神食粮。九中藏书相当丰富，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最让章开沅迷恋。这套文库侧重介绍基础性知识，内容涵盖文、史、哲、经、天、地、生、化等各个方面。章开沅犹如徜徉于知识的海洋，一本接一本地看，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有所接触，虽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却增长不少见识。看到兴致之处，他会和同学们如同古希腊哲人一样激烈辩论，甚至乐此不疲地到大自然寻求印证：或者中午到田间观察小麦叶背的霉菌，或者晚上躺在山坡坟头寻找喜爱的星座，或者在远处水塘边捕捉“鬼火”（萤火虫）。
同学之间淳厚纯朴的友谊，使章开沅淡化了与家人隔绝的孤寂与乡愁。上高一时，章开沅在班上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位是周承超（后更名为周承昭），一位是马肇新，三人曾长期同住一室。周承超比章开沅大两三岁，出身书香世家，旧学功底非常厚实，并且写得一手漂亮的颜体字，他为宿舍题名“爰居”（一种古代异鸟的名字），这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引得同学一番热议。章开沅和他一起练习书法，临摹谭延闿的《庐山杂诗》，还跟着他一起系统阅读“四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稍增理解。周承超还带来《曾国藩家书》，章开沅也随他一起认真阅读，从中懂得一点做人处世的道理。马肇新是回族，出身教师家庭，擅长演讲和交际，且乐于助人，后来在章开沅落难时慷慨相助。闲暇时，章开沅还和同学一起在深山老林寻找桃花源，一起去险恶的黑龙潭游泳，一起在山上小溪中摸鱼虾……
将近五年的九中生活在章开沅的人生中留下许多深刻而鲜明的印迹，他把这段生活称为“田园牧歌式的中学生活”。多年后，他不无感慨地说：“九中在我心中依然保持着永恒的美好记忆。因为那里留下了我天真无邪的童年和少年的梦。”晚年的章开沅还偕妻子专程回到江津德感坝，回到梦魂萦绕的母校九中旧址，寻访故友和重温那段岁月。他对四川和四川人民同样具有深厚感情。2010年，他赴四川大学开会，演讲结束时饱含深情地说：“抗战八年，我一直生活在四川，喝的是川江水，吃的是四川米，所以我对这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一直怀有感恩和亲切之情，四川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不过，业已改为直辖市的重庆的友人略有微词，他们说：“其实章开沅当时学习与流浪所到之处都属于现今重庆范围，重庆才是他的第二故乡。”
3.浪迹川江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加强对各级学校的控制，九中校园也横遭宪兵、特务、三青团的监视，学生中不满情绪高涨，多次掀起学潮，一股紧张、喧嚷的气氛驱走了往日的宁静与平和。新任校长邵华的到来更是加剧了校园的骚动与不安。邵华原任八中校长，是国民党中委，与地方军队、警察、宪兵和特务均有联系。为树立威信，他经常大白天身着睡衣，带着随从在校园里耀武扬威。邵华还在暑期办学习班，教官可以随便殴打学生，特别是极端仇视多次掀起学潮的高一分部学生。章开沅一直循规蹈矩地用心读书，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并无多少了解，但却未能幸免于难。
1943年春，章开沅正读高三上。有一天，教授世界近代史课程的高一分部训育主任魏老师一反常态，没有正式讲课，而是拖长腔调大声宣读章开沅的一篇周记。这个魏老师非常崇拜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经常出其不意地对学生使用一些“铁血手腕”。宣读完毕后，他“铁腕”一挥，对章开沅厉声呵斥道：“你认为这里不自由吗？你要自由，什么地方自由？到莫斯科去！”章开沅惶然不知其意，因为他的周记无非是模仿鲁迅的某篇散文，描写了一群白鸽不顾某些人的驱赶仍旧快乐遨游于晴空，把悠扬的鸽铃声洒布人间，丝毫没有触及时政之意，况且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国共之争。他刚为自己辩护了几句，班长就起来揭发他对党国不忠不满的“罪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章开沅愤极以致语塞，这更使得闹事者认为他已“伏罪”。学期末，章开沅被勒令退学。原来，学校早就开始注意他。高一分部的一些进步学生不满学校现状和时政，开辟了一个墙报专栏，常借用文字或漫画来宣泄心中的愤慨。章开沅因文笔冷峭，在同学中享有“小鲁迅”的美名，常受邀为他们写点杂文，画点漫画。他曾经画过两幅漫画，一幅为一个戴着眼镜的教务主任，凶神恶煞地抱着很多书，书堆下是一个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瘦小学生，意在批评学校教务处施加于学生的课业之重；另外，针对当时粮食紧张，学生经常吃不饱而出现抢饭的情形，他画了一幅学生蜂拥而上抢稀饭的场景。在当时的政治高压气氛下，这种对校方的讽喻自然逃不过特务们的怀疑。此外，章开沅经过冷静分析而恍然大悟：原来此乃班长一手“炒作”，他是刚发展的三青团员，因急于立功而把自己当成牺牲品。
就这样，美好的中学生活戛然而止，连一纸肄业证书都没有。衣食住完全无着落的章开沅，不知何去何从。父母早已迫于生计而远离重庆，到江西再就业以后，由于战争阻隔，已经与子女失去书信联系。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投奔正在重庆读药专的大哥开平，但开平也是靠“贷金”度日，难以供养衣食无着的弟弟。幸得开平的一个同学热心相助，不仅把宿舍床铺让给了章开沅，还和开平想方设法让他在大食堂“蹭饭”。白天，开平和同学都去上课，章开沅无所事事，就翻阅大哥书架上的书籍。让他获益最大的是大哥珍藏的多卷本中国绘画史，每一幅画不仅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还体现了画家崇高的品格与意境。这些作品及其解说深深感染了章开沅，他后来回忆说：“正是这些书填补了我精神上的空虚，使我从一个浮躁浅薄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开始用较为深沉的理性眼光来观察人生与社会。”
1943年9月，为解决弟弟的生计问题，大哥设法帮章开沅进入重庆乡间一所专门收容沦陷区难民学生的两年制计政人员专修班学会计。期间，除了听课，大部分时间靠自学。章开沅在课余认真阅读了一些会计学、统计学、货币学、银行学的书籍，但更感兴趣的还是阅读19世纪俄国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文学名著。其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使他对人道主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高尔基的三部曲给予他应付困苦、排除迷茫的精神力量。最幸运的是，他在这里竟然遇到了后来的哲学家杨荣国，当时杨老师主讲的却是世界经济史，章开沅认真听课记笔记，收益颇丰。却不料，无妄之灾第二次来临。有一天军训时，素有恶名的教官对学生训话说：“我只要下口令‘齐步走’，你们就是走到水坑掉下去也得服从命令！”从小就继承了母亲批判精神的章开沅当面顶撞了他。不久一次做早操时，教官故意找茬，粗暴地踢了章开沅一脚，章开沅不堪其辱，在全校学生面前批评教官对女生作风不正，对男生管制蛮横。教官颜面扫地，气愤至极，厉斥章开沅思想不纯，并趁第二天其他同学上课时偷偷堵住他，严令他立刻离开学校。就这样，就读未满一年的章开沅再次被学校开除。事发突然，他什么都没来得及带，连一套换洗衣服都没有，书籍和纸笔都留在学校。为了不再次连累大哥，他独自浪迹川江。
九中同学马肇新知悉章开沅走投无路，千方百计联络到一个木船老板，让章开沅到他船上打工。木船老板本不另需帮手，而且章开沅从未干过苦力活，并不是一个得力的船工。但经过马肇新多番解释后，心地善良且同为逃难“下江人”的老板迅速对章开沅产生同情，不但收留了他，还劝慰他说：“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困难只是暂时的。你放心，到我这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你能做多少，就算多少。”章开沅深受感动，决心以勤苦劳作回报老板。
这条船主要是在重庆、泸县之间运送大米，所经过的那一段川江水路多有险滩、暗礁，还有很多汹涌弯曲的涡流，船工随时面临葬身江底的危险。但迫于生计，同时也为了完成保证战时粮食供应的紧急任务，船工们每天清晨都准时迎风劈浪出船，而且在艰险的劳动中精诚团结，结下生死友情。有一次船逆流而上，遇到大风，帆桅折断，眼看就要翻沉，领唱川江号子的船工高声唱起来，全船人顿时精神振奋，奋力与命运抗争，最终化险为夷。船工的精神激励着章开沅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他什么都做，悬崖陡壁上拉纤绳、赤身露体下寒水推船、帮伙夫生火做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逆水逆风拉纤前行，肩上每每会留下绳子勒过的深深印迹，但划破长空的嘹亮川江号子、悲喜交集的民间歌谣，还有众多船工的粗犷豪放，都缓解了劳累之苦与思乡之情。章开沅最敬重那位老舵手，船上人员称他为“驾长”。老人在江上掌舵几十年，技能娴熟，经验丰富，无须借助任何仪器，仅凭船在川江险滩中逆流而上观察江面的水花，就能判断出江底的深浅，而且谙熟河床所有的地形和江上的拐角及险滩，每遇涡流暗礁时能沉着冷静地避开，确保全船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到达。闷热的夏夜，章开沅会露天卧在船尾，听老舵手讲自己的人生阅历，他从这位善良长者身上领悟到另一种做人和做事的道理：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兢兢业业；对乘上自己这艘船的人，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和运输安全。多年以后回忆这段川江航行，从来没有攻读博士学位的章开沅，总是说自己读的是“长江大学”，老舵手就是自己的“人生博导”。
在艰苦的流浪岁月里，让章开沅稍得宽慰的是所学会计技能派上了用场。有一次，木船运粮到泸县，当地粮食仓库主任请章开沅帮忙制作账务报表，要求他一天之内完成。殊不知，这点活对学过会计的章开沅来说倒是轻而易举，不到半天就完成了。主任也是从江浙一带逃难到四川的，所以对章开沅特别亲切，中午炒了几盘好菜，邀请他喝酒，这是章开沅第一次独自享受尊贵客人的礼遇。但这段时间最大的痛苦是无书可读，而且也并不具备读书的时间与条件。船上仅有的读物是别人抛弃的两张旧报，他每天得空就看，从头版头条读到末版末条，连每则广告也逐字逐句琢磨，以致有的船工以为他得了神经病。峥嵘岁月稠，章开沅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倒是颇为欣慰：“我是较早利用广告来研究历史的，在撰写《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一文时，我充分利用了若干广告，说不定正得益于川江浪迹。”
1944年秋冬之间，章开沅随船回到重庆，停泊朝天门码头时，被焦急万分的三哥开诚寻获。原来，远在江西的父母已经得知他失学流浪之事，唯恐他消极沉沦或寻短见，要求兄长多方寻觅。其实，章开沅早已继承了母亲的刚毅，被开除时不愿委曲求全，更不愿连累家人，独自默默承受着折辱和凄楚。正如他后来回忆这些经历所说：“我就像鲁迅著作里描述的森林里的狼，受伤之后，独自到森林里舔吮自己的伤口。”现今已93岁的大哥开平每每忆起弟弟的这段流浪生活，不无慨叹地夸奖弟弟的坚强。
社会犹如一本大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泉源，章开沅从这段浪迹社会底层的经历收获不少社会阅历，也使得他后来成为历史学者后更具社会真实感。大哥的同学、马肇新、木船老板的慷慨相助，使他感受到人性的善良和人间的真情；船工们的忠于职守以及对艰难险阻的克服，促使他此后更为勇敢地承受人生中的各种磨难。
4.投笔从戎
兄弟团聚后，大哥开平把他假期在粮食部重庆仓库抄写公文的临时工作，让给了弟弟。比开平大不了几岁的小叔祖父作为长辈，委婉规劝章开沅以后要“安分守己”，不要再惹出什么事端。章开沅觉得自己确实给家人带来太多麻烦，就谨记长辈的教诲，安安分分地抄写公文，并在工作之余重新享受读书的快乐。仓库附近有家新开而且规模很大的书店，里面有许多新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每天下班以后和周末整天，章开沅就沉迷地泡在书店里，除了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他还饱读了美国、法国的一些当代作家新出的中文译著，如《愤怒的葡萄》、《伪币制造者》等等。晚上书店关门以后，他只身一人住在朝天门码头摇摇晃晃的简易吊脚楼里，却感受到独享江风明月的闲适。子夜，万籁俱寂，劳累一天的人们均已酣然入梦，他却在摇曳的灯光中潜心练习撰写散文与书评。在吊脚楼仅两个月的时间里，章开沅写了若干小品，还根据九中朱彤老师的意见，认真修改了中学时所写的散文《春的礼赞》，此文曾在军旅报刊正式发表。后来，在金陵大学就读时，他在此期间写的《邂逅》、《等待》等几篇文章先后被《和平日报》和《新民晚报》副刊刊载。1948年冬章开沅前往中原解放区前，曾把从高中以来写的文章收集起来，抄写成册，自己题名“昼梦录”，可惜文革期间毁于一旦，否则我们当可一睹这位史学家早先的清新文风。
1944年底，日军侵占贵州独山，重庆顿时危急，蒋介石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呼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章开沅于1945年元月也领着辍学前来寄食的弟弟开永“投笔从戎”，参加青年远征军，（青年远征军是国际反***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时，国民政府为了在中国战区储备反攻力量而组建的一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现代化武装部队，简称青年军。）一来救国，二来解决生计问题。章开沅兄弟被编入201师603团2营5连2排。该团驻扎于四川铜梁，章开沅因个头瘦小，被列为二等兵，弟弟个头高，反而任一等兵，地位仅次于班长。部队的训练异常艰苦，大部分是诸如翻单双杠、爬坡、在地上匍匐前进的体能训练，一天的训练下来，人浑身疲软无力。由于一贯勤奋好学，章开沅的筑城、射击、枪械等学科、术科成绩都比较优秀，常常获得上级奖励。在艰苦的训练之余，他仍然坚持读书和写作，积极为部队团刊撰稿，是部队里小有名气的写作快手。
但是在部队里，章开沅仍然难以改变倔强的脾气。服役初期，新入伍的学生兵情绪很不稳定，有的连队出现了反抗体罚的深夜“闹营”，爱管闲事的章开沅公开表示支持。营长把全营三个连集合起来训话，他顺手指到章开沅，厉声说：“章开沅，你这个小学生懂什么，也跟着闹什么闹？”章开沅置之不理，死不认错。这时，一向关心章开沅的张连长（该连长系张治中的侄子，安徽人，曾任九中教官。他知悉章开沅曾就读于九中，对他们兄弟格外关照，后来帮助章开沅把生病吐血的开永悄悄送出部队到重庆就医。）和排长先后委婉规劝他不要顶撞，回归列队，但他仍然不服从。营长顿时火冒三丈，挥手命令两个值班卫兵把他押到团部的重禁闭室。开始几天，章开沅每餐仅以一碗白米饭度日，幸好同连的好友在张连长的默许下，用水壶藏着辣椒酱送进来，才得以避免因缺盐得浮肿病。禁闭期间，章开沅没受到任何审讯，也没有悔过。直到逢上中秋佳节，加以又是抗战胜利结束，全营在大操场上聚餐痛饮，热闹非凡。章开沅也被临时解除禁闭，回营参加聚餐。排长主动到章开沅所在一桌敬酒，大家都与排长碰杯，只有章开沅不起立也不举杯，排长尴尬万分，愤然离席而去，据说还气得号啕大哭。营部原本设想就此消除前嫌，结束禁闭，却不料闹成僵局。聚餐以后，章开沅自己也觉得应对不当，便独自又回到禁闭室去了。但没过几天，营部还是正式通知解除禁闭，让章开沅仍回自己的连队。接下来就是庆祝元旦，士兵都聚集在一起做游戏，并且推举聪明的章开沅负责制作一系列谜语。对营长尚存若干怨气的章开沅又别出心裁，制作一个“营长训话——打一字”的谜语，士兵们猜测半天都未解，营长自己看了也莫名其妙。事后章开沅道出谜底——“谢”字。“谢”由“寸”、“身”、“言”组成，前两字意即营长身材矮小，后一字意即“训话”。大家都拍手叫好，但同时不免为他担心，有好心人唯恐营长发觉后对他施加报复，恳切劝他赶紧逃离部队。对于这些七嘴八舌的议论，章开沅自己却无动于衷。不过，接下来的日子倒也相安无事。不久部队改编，章开沅调到一营一连，接受预备军官教育，从此便与营长分别了。几十年过去了，年愈八十的章开沅细细琢磨营长当年对自己的斥责，终于恍然大悟：营长实际上是用“小学生”一词说明自己年轻无知，完全是为了替自己开脱。通过反思此事，章开沅更为重视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尽量给予对方理解和宽容。从此他经常感念营长、排长和连长对他的无声关照，可惜再也无法与这些善良人士重见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终于宣告结束。章开沅接受预备军官教育之后，却没有机会奔赴前线杀敌，遂于1946年8月复员回乡。让他至今深感惭愧的是，作为抗日军人却未上前线，而且退伍时竟获得预备役少尉军衔，并且享受保送升学的优待。
两次被学校开除，以及后来的流浪和从军经历，让章开沅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多经事变的青年。这些坎坷，成为他人生征程中的宝贵财富，赋予他无穷的进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