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人而言，建筑，尤其是公共建筑，给他们的首要印象并非功能而是审美。通俗地说，好看或不好看，才是他们最先关注的。
当承载着中国政治文化形象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以一种奇异的形象出现时，人们不免惊呼，它为什么“站”不直而歪歪倒倒？从它的造型中，人们分明看到了一条“大裤衩”，也依稀可见一个双膝跪倒暴露着隐私的祼女（主楼），和她旁边的男根（辅楼）。结论就这样诞生了：难看。
正如一件新生事物的出现有人说好必有人说坏一样，有人痛斥央视新大楼丑陋甚或色情，也有人赞美它新颖独特且极具创意。美国《时代》周刊更评价它是“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之一。
同样地，坐落在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大剧院也是一边被痛彻心扉地斥责为好似外星人的飞碟，咬牙切齿地谩骂它像一个坟包，嘲弄它是一只从天而降的巨蛋，一边却被极尽华丽词藻赞美它构思精巧，是突破是创新，甚至将它的意义人为提到超越了一般建筑本身的美与不美，而是给中国建筑界带来了一种创新风气的高度，更断言它会成为中国将来的一个符号。
之后，央视新大楼（俗称“鸟腿”）、国家体育场（俗称“鸟巢”）等虽新颖但不无怪诞的建筑在国家大剧院（俗称“鸟蛋”）这个“符号”的牵引下相继问世，挑战着人们固有的审美传统观念。换句话说，国家大剧院引领了中国建筑洋化的风潮。
“洋化”不仅在于建筑物本身脱离了中国传统与文化而超现实、后现代，也在于中国建筑崇洋媚外——洋化它们的无一例外的都是外国建筑设计师。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是法国人保罗·安德鲁。
不论安德鲁的设计引发的争议如何，他在论述他的设计时所说的一句话很令人惊讶和意外，他说他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南京的一
个建筑师，他甚至很细致地提到这个建筑师如何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告诉我，他第一次来北京时，登上了一个高地——也许是煤山，或者是另外一个什么地方，他说看到了一个绿色的城市，在它当中有一个黄色的山谷。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如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国家大剧院呈半椭圆球形，壳体为钢结构，由近两万块钛金属拼接，中间是渐开式玻璃幕墙，由千余块超白玻璃拼接。这只巨“蛋”卧在三万余平方米的人工湖中间，于是，“湖中明珠”、“湖中仙阁”的美誉便接踵而至。在人工湖的四周是总面积近四万平方米的绿化带，既隔断了长安街上的喧嚣，也形成了一个文化休闲广场。
绿色中的碧波，碧波中的闪亮椭圆，的确沿袭了绿色中黄色山谷的构想。那个让安德鲁打开思路茅塞顿开的中国建筑师就是齐康。
在安德鲁竞标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时，身为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的齐康早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
对于安德鲁的设计方案，反对之声异常强烈，除了壳体难以清洁等细节问题、主体部分全部陷于地下和水下而带来的安全等问题外，最不能让人接受的便是建筑物与所在地北京的传统文化不相符合，与作为政治中心的天安门的自然环境不相契合。小气和大气、前卫和古典、时尚和朴实、轻浮与庄重、现代和传统，集中于此发生着激烈碰撞。
起初，有49位院士联名上书抵制安德鲁的设计，后来参加签名的多达140人，作为第二轮评审之一的齐康都不在其列。一方面，安德鲁的设计受到过齐康的影响；一方面，齐康又是安德鲁的祖国法国的外籍院士，这似乎都注定齐康必然是安德鲁设计的坚定支持者。
当然，齐康的支持并非毫无原则，他有他的理解：“对于安德鲁的设计，我是赞同的。从总体上来看，将大剧院建在拥有北海、中南海、什刹海的优美而古老的北京城内，建筑师创造出旖旎而鲜明的整体建筑形态，这无疑是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的创新思维。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而是与人民大会堂的轴线相对应，成为天安门广场建筑群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剧院周围的水面最易与四周环境相协调，水天一色，浑然一体，加上环抱的绿带更使它融于市中心的整体。”
建筑无疑也是一门艺术，说到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性，齐康联想到北京城内的两座著名历史建筑：位于阜城门内大街的妙应寺白塔、位于北海公园内的白塔。前者也是外来建筑，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高大庄严；后者建于清顺治年间，是一座藏式喇嘛塔，秀美而奇丽。严格说来，这两座建筑的风格与中国古代主流传统建筑风格不相一致，但似乎谁也没有对此耿耿于怀，反而自古至今一直在被人们称道。
因此，齐康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进入21世纪。我们需要对过去一个世纪的建筑成就作一次分析和批判，汲取和扬弃，更需要用一种反思的精神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建筑感，
重新认识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完善的。我们要学习研究现代技术、结构、材料、功能。我们需要新时代的审美观，超越的审美观。”
任何一个建筑师在设计作品时都会秉承建筑必须与它所在的环境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相依相靠相联系相融合的宗旨，作为一个资深的建筑师，齐康当然也不例外，他甚至认为建筑本身就是一种环境的建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超越固有环境的突破和创新，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新技术、新技能、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他认为建筑思想、建筑理念、建筑审美都应该随之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