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观（1840-1895）
1840-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与英国等列强签订《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埠，从此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56—1860年，英法寻衅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战败并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丧失了更多领土和主权，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深。
鸦片战争致使中国发生了“数千年一大变局”（李鸿章语），相对平静和封闭的东亚社会由此进入了云谲波诡的剧变期，日本也“以鸦片战争为契机转换了历史大方向”（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由其民、周启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页。鸦片战争在日本的影响，还可参见王晓秋《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第一章为“鸦片战争与日本”，昆仑出版社，2005年）、小西四郎《鸦片战争对我国的影响》（《驹泽史学》创刊号，1953年1月）。），“中国殷鉴”成了这一转换的加速器。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殷鉴”论
在德川中后期，尽管日本的中国观已开始裂变，但其传统的慕华、畏华意识依然在社会中广泛存在，这种意识的根本性改变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意味着日本古来效仿之楷模的坍塌。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日本已进入德川末期，同样面临着如何应对西力东渐的问题。因此，英国迫使貌似强大的清政府屈服，对日本朝野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周公孔子之国”何以战败？日本何以应对才能避免覆辙？成了亟待回答的课题。以此为契机，日本的中国认识，也从以往主要靠书本或风闻的主观色彩浓重的“隔海想象”，开始向重视中西比较和实地检验的理性判断方向转变。
1.日本朝野的鸦片战争观
两次鸦片战争发生后，日本各界对战争的原因、是非曲直、结果及影响进行了报道和分析。
古贺侗庵（1788—1847）是幕府时期的知名儒者，1813年著《殷鉴论》，对“唐人之失”进行了“裂眦骂詈”般的批判；1838年著《海防臆测》，纵论天下大势，“彼我情状，如秦镜照胆”（阪谷素：《书海防臆测后》，见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出版人：日高诚实，1880年。），还发出了“异日清或为太西所并有”（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五十四）。的预言。）
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时，古贺侗庵便根据所能掌握的信息，于1841年写成《鸦片酿变记》，“为幕末日本的鸦片战争观确立了方向”（前田勉：《近世日本的儒学与兵学》，东京：鹈鹕社，1996年，第427页。），其值得注意的看法有两点。
第一，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古贺驳斥了清朝“非理无道”而招致英国出兵的说法，指出中国才是战争的正义一方。即：（同上书，第427—428页。）所谓非理无道，即指清之禁鸦片之令也。然清一谕不悛，掷数百万金购之而后焚，绰乎有大国之风。洎其再带来，清直焚燔、斩戮之，颇流于武断。然惇谕再三，尹夷顽然如故，是清直而英机黎曲也。非理无道，实在英机黎而不在清。而清终不免侵扰，盖泰西之夷专事货利，为力是竞。苟我强大，敌有衅，则直乘之，而不复顾理义。其所为非理无道，特为托词。制戎夷者，不可不洞知此意。
古贺还根据“太西诸夷多沽鸦片于支那以殖利，而于己国则惟不许吃烟草，严禁服阿片”的事实，批判了“戎虏豺狼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竞，不顾信与义”的丑恶行径。
第二，分析了清朝所以惨败的病根。古贺指出，海防对策上，“盖其国之濒海，不修船舰火器，实为防御之大阙典”；思想意识上，“清之海防不知是否有过于我者，而彼之凶矜乃尔。盖妄自夸扬己邦，实支那之病根也”。（前田勉：《近世日本的儒学与兵学》，东京：鹈鹕社，1996年，第430页。）后来，古贺在其他著述中对中国的“侈然自大”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指出“腐儒的通病在夜郎自大而不通外国事情”，“支那人惟其夸诩自大，故见闻日狭。见闻日狭，故夸诩自大甚滋，理势之必至也”。而“不能采万国之所长而施之政，其治必不能跻于郅隆”。（转引自真壁仁《徳川后期的学問与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224、253-254页。）由此他发出感叹：“满清地大于欧罗巴全洲，富强莫与为比。但其侈然自大，不务外攘，迩者囙鸦片之禁，与英夷构怨，大为所摧破。纳金乞和才自免。此覆车之灼灼可鉴者也。”（古贺侗庵：《舆地图志序》（1845年2月），见箕作省吾：《坤舆图识》，美作：梦霞楼藏版，1845年。）
斋藤竹堂（1815-1852），幕末儒者，1843年完成《鸦片始末》，首次对鸦片战争的始末进行了系统论述。此书最初为写本，后被翻刻收录于各种资料集中，在知识界广为流传。著者在此书结尾处有如下概括性的评论。满清奄有汉土二百年，北起鞑靼，西至回部诸城，幅员万里，皆为臣妾。其疆之大、力之强，自有汉土以来，未之闻也。而鸦片之变，幺麽小丑阅四岁不定。江南殆陷，天下骚然。是其故何哉？吾考清英二国之名义顺逆，而愈有怪焉。夫鸦片之为物，英夷既不自食，而嫁祸于清，清不知而买之尚可也。知而绝之，为英夷者固宜收函敛櫜而补前日之愆。即不然，抗颜强请、唯贪利己而不顾他人之生死利害，是何不知礼义廉耻之甚也。吾自海外闻之，犹不能无唾弃骂斥之心，况当日立其朝之君臣乎？痛绝而极戮之，固其宜矣。而一败不振，日以委，事势颠倒，彼此变局，至以无礼无义之丑虏而挫衂堂堂仁义之大邦，是亦何也？吾反复考之，而后知清英之胜败利钝，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也。何者？宇宙万国，风土自异，孰夷孰夏？而汉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视海外诸国如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不知其机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于中夏之所未尝识，而汉防之术茫乎不讲，开口辄曰夷曰蛮，而彼航海纵横，称雄西域。而受其侮，其心必愤愤已久矣。而窥视累岁，颇有得清国要领，及鸦片之事起也，尚未敢遽与之抗，先卑其辞，出不必听之请，清主果下严急峻酷之法，而夷怨益深、夷谋益固。鸦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而今反变之，清失于骄盈疏傲，英有发愤思报之志。即一战炮仅发，汉军皆辟易，如行无人之地。清主虽欲不和，得乎。和则赂金割地，皆其所欲，可以休兵一时而窥变异日矣。是乃英夷之所以能料于其初，而既决其胜败之机也。不然，英夷岂特以火炮船舶诸器之精而妄加兵于人国哉。呜呼，为清者既一误矣，果无再误则可也。（斋藤竹堂：《鸦片始末》（1843年5月），见《历史认识》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3，岩波书店，1991年，第3-4页。原文为汉文，文字据龟山历史博物馆所藏加藤家文书中的写本及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写本而定。）
斋藤的这段评论清晰地表达了如下三层意思。
第一，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疆之大、力之强，自有汉土以来，未之闻也”，是“堂堂仁义之大邦”。这种表述折射了鸦片战争前日本具有普遍性的传统“中国印象”。
第二，“鸦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英国“不知礼义廉耻之甚也。吾自海外闻之，犹不能无唾弃骂斥之心”。表明作者对鸦片战争起因和性质的认识是清醒的，在是非判断上有正确的立场。
第三，英胜清败的原因“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也”。清朝的弊端在于“汉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视海外诸国如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不知其机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于中夏之所未尝识，而汉防之术茫乎不讲”；英国的强悍则不仅在于“航海纵横，称雄西域”，而且对中国“窥视累岁，颇有得清国要领”。作者通过是否知晓世界、是否有“机智之敏”和“器械之精”、是否“颇得”对手的“要领”，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双方胜负的内在原因。
盐谷宕阴（1809-1867），幕末大儒，又名世弘、甲藏。1847年编撰《阿芙蓉汇闻》，经删节更名为《论澳门居夷》，1857年再将《论澳门居夷》和《论清十败》等11篇文章结集为《隔靴论》。
在《阿芙蓉汇闻序》（此序收入《宕阴存稿》（刻于1867年11月，成于1870年5月）卷四，此《阿芙蓉汇闻序》（1847年正月）后来经过删节而改题为《论澳门居夷》，收入《隔靴论》（1859年快风堂藏梓，见关仪一郎编《日本儒林丛书》第4册论辨部，东洋图书刊行会，1929年）。《日本儒林丛书》的“例言”谓《隔靴论》为1857年著。）中，盐谷对鸦片的祸源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鸦片之祸自澳门居西洋诸夷始”。他写道：夫诸夷之居澳门，从明中叶，清沿而不革，至乾隆时，洋夷来住者二千余人。营家室，长子孙，置兵备炮，设寺观园囿台榭，分汉民宅而赁之。有与汉妇淫者、有诱汉民入其教者、有雇汉民为奴者、有引汉民为蛮者，甚焉至伤害汉民，抗匿不敢抵偿。汉法之纵，与夷之鸱张亦极矣，于是乎夷汉杂居者余二万人。夫其数千万之汉民，不为夷之服役，则为夷之接济；不为夷之腹心，则为夷之耳目。
在盐谷看来，西洋诸夷对清朝的情况，包括风土人情，“乃至文字言语、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戎备虚实，莫不洞悉”。反之，清朝在军备、技术方面，不知其“坚舰如山”；在中国内部，不知其“汉奸如蝇”。总体而论，则“洋夷知彼知己，而清人以华自高，不务索外蕃之情，及其交锋，毋怪乎如以铢称镒也”。
那么，日本应该从中国之鉴中思考些什么呢？盐谷在《阿芙蓉汇闻序》中写道：“谚曰：邻人病疝，我则疾诸首。诮其痛痒不相关而妄忧者也。我之距清土才一苇，而夷之涎垂于东海矣。今则不可不相病者焉。”“乃自我而观之，西海之烟氛，又庸知不其为东海之霜也哉。”这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危机意识，在《阿芙蓉汇闻跋》亦有所表述，盐谷疾呼：“鉴乎邻而警乎我，及暇修备，使豕蛇鲸鲵震詟逃避之不暇，则亦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宕阴存稿》卷一二。）
盐谷宕阴的鸦片战争论对当时的日本影响甚大。吉田松阴1850年读了《阿芙蓉汇闻》后写下随笔：“余观满清鸦片之乱，大患在汉奸自内勾引，盖由邻里乡党之制废，而伴助扶持之教荒耳矣。”（《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36年，第357页。）1858年6月28日致久坂玄瑞函中也写道：“盐谷文《论澳门居夷》以下五六篇皆妙，实为海内之文宗。”（《吉田松阴全集》第6卷，岩波书店，1935年，第45页。1851年吉田松阴在《复中村道太》中说“宕阴子（盐谷），仆亦尝钦其为人，顷闻笃疾，未得相见。”见《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36年，第395页。）
吉田松阴（1830-1859），幕末忧国忧民的“志士”，尊王攘夷运动的教父，开设松下村塾，久坂玄瑞、高杉晋作、吉田稔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皆出自“松门”。吉田出生在下级武士家庭，成长于乱世之秋。其知识结构中儒学、洋学、国学的成分兼而有之，但居于核心位置的却是神道。吉田认为：“儒佛，正所谓辅神道也。神道，岂可以儒佛比哉。神道，君也；儒佛，相也、将也。相将而与君鼎立，是安免于诛乎哉。然俗儒或以夷变夏，妖僧或奉佛遗君，皆神道之仇。”（《送古助游学江户序》，《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35页。）作为思想家，他反对空洞的学问而强调经世致用；作为兵学家，他的目光不仅限于日本，而是扩展到了东亚乃至世界。他既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又是狂妄的国家主义者。因此，当日本被迫开国并与西方签订不平等条约后，吉田便成了尊王攘夷运动的领军人物。
吉田松阴的中国论和鸦片战争观，不只是分析了中国为何失败以及对日本有何“殷鉴”，而且明确提出了日本面对这样的世界和中国应该怎么办的对策。
第一，抨击中国的华夷观，讥讽中国的易姓革命。他在《与赤川淡水书》中写道：（《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10—11页。）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所谓中华之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一为大，丕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下不疑，况乃疑于蒙古与满洲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所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为常。
夫洪钱，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洲贼，其名可谓正矣。满洲，一统天子也，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矣。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从为正、孰从为逆，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