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复交谈判的准备
田中角荣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竞选口号之一，于1972年7月7日成立了田中内阁。田中角荣和福田纠夫都是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主要竞争者。田中与福田二人在对华认识上有所不同。田中主张应与中国迅速恢复邦交，并认为“中国方面提出的原则是合理的，而且可以大部分承认，不要过于在意细节。”在迅速实现对华复交的目标上，福田的见解与田中基本一致，但在原则上有所区别。福田主张，中日两国政府间需迅速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必要时亲自访问中国，但是谈判要慎重，应基于以下五个原则：尊重主权、平等互惠、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为和平进步与繁荣互助努力。曾哲男：《日本田中内阁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研究》，（台）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1975年，第42—43页。福田提出的这五个原则比较含蓄，显然没有田中那样积极、观点明确。
田川诚一：《日中交涉秘录》，［日］每日新闻社，1973年版，第337—338页。
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1972年7月2日），另外两位候选人三木武夫、大平正芳与田中达成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策协定，表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的认识，一致决定应通过政府与北京签订和约。”此外，中曾根康弘在田中与福田的竞争中，决定以主张中日复交为由支持田中。因此，田中角荣以大平、三木、中曾根等政治家为核心组成田中内阁之时，实现中日复交就已成为日本政府的首要课题。
［日］《读卖新闻》，1972年7月3日。
中曾根康弘：《天地有情》，［日］文艺春秋社，1996年版，第266页。
1．中日复交的目的
通常，人们认为田中角荣不善于外交，但未必就说明他缺乏对国际关系的敏感性和深刻认识。1969年4月，任自民党干事长时，田中就中日关系指出了具有实质性的认识。他说：“中国问题，是神对战败后日本的考验。战后，日本取得了未曾料想的发展，但是神并没有给予所有的好处。（日本）和中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是一衣带水的邻国，然而中国大陆和台湾两个政权的存在，对于日本也是个困难的问题。”可见，田中将中日关系视为日本的重要课题，其中台湾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关键，并认同“一中一台”“两个政权”。
［日］《朝日新闻》，1969年4月13日。
1972年7月7日，田中组阁，表示以实现中日复交为首要目标。同日，担任外相的大平正芳对媒体说，中日谈判结束之际“日台条约”将不复存在，田中首相或外相会访华，日台经济和文化关系将会平稳地继续下去。9日，周恩来总理作出回应，对田中内阁的对华姿态表示“值得欢迎”。此后，中日两国事实上的政府间接触开始了。
若月秀和：《“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变容期的日本与亚洲1971—1980年》，日本经济新闻社，2006年版，第40页。
田中首相致力于实现中日复交，其目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田中认为如何处理中日关系问题对日本而言一向是个难以解决的国内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国内三分之二的混乱局面就会平息。第二，中日两国的人口数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如果不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就没有日本的稳定。第三，朝鲜地区发生冲突，就不会有远东地区的和平，也没有日本的和平。因此日本不仅需要日美安保条约，还需要和中国缔结友好关系，如此日美中三国所构成的等腰三角形格局才能维护远东的和平。也就是说，两国复交比在亚洲建构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更为有效。
柳田邦男：《日本是否在燃烧》，［日］讲谈社，1983年版，第266页。
早坂茂三：《早坂茂三的〈田中内阁角荣〉回忆录》，［日］小学馆，1987年版，第220—224页。
转引自田中明彦《日中关系1945—1990》，［日］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第75—76页。
根据田中首相以上观点的阐述，可见其实现中日复交主要是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考虑的，一是将中日复交问题视为影响日本国内安定局面和国外特别是亚洲的重大问题，二是将中日复交问题视为影响日本的东亚战略格局的安全因素。这种安全观在《中日联合声明》及后来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都得到了完整体现。
当然，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是田中本人为竞选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而提出的选举公约之一，成为影响其政治生涯的一件大事。
大平外相从国际政治结构的视角深入思考日本与美国、中国的关系，将中日复交视为摆脱对美依存外交的试金石，认为在“中美接近”的背景下，需以日美安保条约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两根支柱，维持亚洲地区的和平。收入《大平正芳回忆录资料篇》。这与田中首相以日美中“等腰三角形”的国际结构维护地区和平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若月秀和：《“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变容期的日本与亚洲1971—1980年》，日本经济新闻社，2006年版，第43页。
大平正芳：《和平国家的行动原则》（1972年5月8日的讲演），第1页。
2．复交谈判的国际准备
田中内阁成立之际，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为日本社会舆论的热潮，但是大平外相对此持有理性的思考，认为还不能马上得出明确的结论，提出应慎重处理。其理由有三点：一是对中方的意图没有充分的把握；二是虽然国内各界及在野党关于实现中日复交的认识已经非常明朗，但自民党内的大多数持慎重论，还没有确定如何统一意见；三是虽然尼克松总统访华，但还没有与中国建交，还不明确美国对中日复交问题的反应。因此，田中内阁充分利用在野党的“补充外交”（见第三节），掌握了中方关于复交谈判的基本问题，由此切实地明确了实现中日复交的决定。在此基础上，田中内阁开始展开全方位的准备，对内调整自民党内和外务省内的意见，对外与美国展开首脑会谈，取得美国的理解，并派遣特使访台，安抚台湾。
大平正芳回忆录刊行会编著：《大平正芳回忆录》，［日］鹿岛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页。
（1）日美首脑会谈
中日关系涉及日美关系，田中内阁在中日复交问题上需征求美国的意见，争取得到美国的理解。
1972年7月24日，日本向美国提出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的要求。8月31日，田中首相在大平外相的陪同下飞往夏威夷，与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会谈。日方为缩小贸易不均衡的问题，同意对美实行7亿1千万美元的紧急进口，美方则对日本先于自己同中国建交没有持不同意见，但提出坚持《日美安保条约》的方针，中国不能要求改变日美安保体制。尼克松总统要求日本方面在中日复交问题上采取慎重的行动，不能使日美两国陷入对立的状态。田中首相回应说：从国内的状况看，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是大势所趋，从亚洲的稳定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美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根本不会考虑以不利于日美关系的形势实现与中国的复交”。大平外相也强调“北京之行，并非立刻就去，而是必须经历夏威夷之行之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在美国了解日方意图的基础上，不损害支撑“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日本战后经营的基轴”。《大平正芳回忆录传记编》，第328页。简言之，通过日美首脑会谈，双方再次确认保持同盟关系，美国对日提供核保护，日本向美国保证中日邦交正常化不能妨碍驻日美军对基地的使用。可见，对日本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确保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31， 1972， 1：00 p.m.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Security Council Files， Henry A. Kissinger Office Files， VIP Visit Tanaka Visit 31 August.1 September （1 of 4） Box 926， pp.910.
转引自若月秀和：《“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变容期的日本与亚洲1971—1980年》，日本经济新闻社，2006年版，第45页。
对于这次日美首脑会谈，中方没有做出特别的反应，从而打消了日方的顾虑，等于日本“拿到了田中首相访华的单程机票”。
柳田邦男：《日本是否在燃烧》，［日］讲谈社，1983年版，第290—291页。
（2）椎名特使访台
台湾问题，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症结所在。田中内阁成立之时，大平就提出完成中日关系正常化，“日台条约”就不能继续存在了。田中首相也明确提出“没有哪个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同时还与台湾保持原来的关系，日本也不例外。”8月22日，田中首相委任椎名悦三郎为日本政府赴台特使。田中首相之所以选择椎名为特使，是因为椎名是自民党内“日台派”的重要人物，在台湾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椎名做特使，可在日台之间起到一些“缓冲”作用。椎名本人虽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作为特使访台的使命，这也恰恰说明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终止“日台条约”已是大势所趋，成为自民党内“日台派”难以推翻的基本主张。
《朝日年鉴》，1973年版，第218页。
陈奉林：《战后日台关系史（1952—1972）》，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45页。
9月17日，椎名特使访台，为缓和台湾当局对日本政府的反对意见，椎名解释说：“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是根据自民党的决议进行的。关于台湾问题，日本打算继续维持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的从前的一切关系。”这种解释，明显与田中内阁的真实主张不符，台湾当局对此也不相信，反问椎名“大平外相曾对台湾驻日‘大使’说，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之时，《日台和平条约》将被废除，这是怎么回事？”还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作为外务大臣和驻日‘大使’之间的会谈，其观点不能不被认为是代表各自的政府。请你回国后一定查一查会谈记录，搞清楚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我们认为大平外相的这个发言，是‘断交前的最后通牒’”。椎名自欺欺人的解释，在日台之间是否起到了“缓冲”的预想结果，姑且不论。仅从台湾当局的回应看，就清楚地反映了田中、大平等“既与中国复交，又与台湾‘断交’”的态度。况且，椎名在接受“赴台特使”后，曾与大平外相见过面，是完全了解日本政府的态度的。
尽管如此，椎名回国后还是向田中首相建议，不要轻易接受中方关于台湾的要求，但田中并未采纳他的意见。
永野信利：《天皇和邓小平的握手》，［日］行政问题研究所，1983年版，第47—50页。
大平正芳回忆录刊行会编：《大平正芳传》（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5页。
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日］南窗社，2000年版，第60—63页。
3．复交谈判的国内准备
（1）自民党内基本方针的确定
在中国问题上，以台湾问题为焦点，执政党自民党内长期存在着“日中派”和“日台派”两种鲜明对立的意见。自民党的主流田中派、大平派、三木派及中曾根派组成了以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政策目标的田中内阁，但是自民党内倾向于维持“日台条约”的议员依然强劲。因此，田中内阁成立伊始，将调整和统一党内的意见分歧作为当务之急，特别是8月初竹入义胜访华归来后，田中内阁对党内和外务省的调整工作表现得更加积极。
首先，提高党内致力于中日复交机构的地位，并以此为中心展开党内调整工作。7月13日，自民党决定将“中国问题调查会”升格并改组为直属总裁领导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促使党内积极推进中日关系和支持台湾的国会议员大多加入了该协议会。协议会允许发表不同见解，展开讨论乃至论战，使实现复交越来越成为党内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并最终将处理复交的权限委托给了自民党总裁。该协议会在近一个半月的讨论过程中，虽然达成了同意实现中日复交的意见，但在台湾问题上仍存在争议。岸信介、石井光次郎、中川一郎、贺屋兴宣、灘尾弘吉等亲台议员主张：不反对与中国建交，但不能感情用事，毫无保留地接受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应考虑日美关系以及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另外，新福田派“八日会”（众议院议员65人）成立“日中问题研究会”（1972年8月19日），提出“台湾重视论”。该研究会主张中日复交是时代的要求，支持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但是，对台湾的处理应慎重考虑，不能损害日本的国际信义，反对与台湾方面“断交”。曾哲南：《日本田中内阁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研究》，（台）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1975年，第49—50页。
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通过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及其他机构，自民党逐步统一意见的主要过程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