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贸易协定最初协议的有效期是一年，即到1956年5月止。后经协商，双方确认协定延长到1957年5月4日，同时表明：“双方同意，在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延长期间努力实现互设民间性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2集，第180页。
从总的情况来看，第三次协定的执行情况要比前两次协定好。在协定执行的第一年，完成了协定规定总额的67.2％，延长一年之后，完成了77.67％。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际贸易》，总第121号，1957年11月25日。
第三次贸易协定期间，虽然只有3年多的时间（1955年上半年至1958年上半年），却贯穿了鸠山一郎内阁（1954年12月10日—1956年12月23日）、石桥湛山内阁（1956.12.23—1957.2.25）和岸信介内阁。由于鸠山内阁积极开展自主外交政策，短暂的石桥内阁和第一次岸信介内阁初期（1957.2—1957.4）基本上继承前届内阁政策，所以中日民间经济交流出现了战后以来最顺利的局面，可以说是中日民间交流的黄金期。中国方面提出的“民间往来，官方挂钩”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在此期间，日本国会和政府努力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意向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国会，这个时期通过的有关中日经济关系的决议主要有，1954年12月众议院通过的《关于邀请中国通商使节团的决议》，1955年7月30日众议院贸易振兴调查特别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缓和对共产圈国家输出限制的决议》，1956年3月30日众议院通过的《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等。
这时，日本政府首脑的基本想法也倾向于改善中日关系。1956年1月鸠山一郎第三次组阁之后，在施政方针中表明新内阁要在“改善对中共贸易方面倾注力量”。。1956年12月石桥内阁成立，翌年2月石桥湛山在施政方针演说中也说，对于亚洲各国，要努力解决赔偿悬案，加强经济文化的合作，加深善邻友好，期待“互助发展”。在岸信介内阁初期，岸信介基本上也是积极支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文化关系的，前面所列的三个国会决议案中就有两个是他带头提出来的，可见他并非一开始就是反共反华的。但后来他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致使中日关系全面中断，这是后话。
《第二十四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历代总理大臣与内阁》，内阁资料保存会，1980年版，第513页
《第二十六届国会（常会）施政方针演说》，《历代总理大臣与内阁》，第518页。
这个时期，中日民间经济交流除了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之中外，还分别举办了中日商品展览会、开展了技术交流，签订了中日钢铁协议。
1955年10月17日，根据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规定，中国商品展览会在东京正式开幕。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向日本国民公开展示自己的成果，参观总人数达66.6万人，远远超过了预想的46万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际贸易》，第26号，1955年11月5日。中国商品展览会在东京结束之后移地大阪举行，参观人数达123.7万人，这是日本历届展览会中入场人数最多的记录。同上书，第30号，1955年12月15日。东京和大阪展览会的参观人数合计为190万人之多。同上书，第58号，1956年1月5日。这说明日本国民对新中国的发展还是非常关心的。
东京·大阪中国商品展览会得到了日本各方面的广泛支持。国务大臣高碕达之助和通产大臣石桥湛山分别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警视厅在保卫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东京都政府为展览会无偿提供了场地。大阪府、市政府和议会也都积极支持。日本各界对展览会的支持反映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
总之，中国商品展览会的举办，改变了日本人对新中国的看法，使之比以前更加关心新中国，增强了日本人的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正常化的愿望。对那些只知道半殖民地中国的日本人，通过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展品看到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
根据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日本商品展览会应在1956年春季举办，因筹备上的原因延迟到秋季。1956年10月6日，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开幕。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新中国举办商品展览会，中国民众普遍对此表示关心，在北京展览期间有125万人参观了日本商品展览。毛泽东亲自参观了展览，周恩来和鸠山一郎相互致电祝贺，周恩来强调这次展览会在“扩大中日两国的贸易和技术交流”等方面的贡献，鸠山一郎则希望通过这次展览会在“对两国贸易的促进上获得成就”。《人民日报》还配发了《欢迎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开幕》的社论。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结束后，又于同年12月1日在上海开幕，也同样很受欢迎，参观者合计多达168万人次。③
③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编印：《20年的历程》，1974年，第13页。
张喧编著：《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1949—1989），时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参加展览的双方都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至少是贸易关系有一个大的发展。1956年10月15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以及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发表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日贸易的共同声明》，提出要在协定延长期间努力实现互设民间性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根据需要和可能进一步扩大贸易额，加强技术交流和合作，努力促进早日签订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协定等。显然，双方都希望尽快实现中日贸易关系的正常化。
《恢复日中邦交有关资料集（1945—1972）》，第181、182页。
从1955年开始，中日两国的人事交流也逐渐多起来，这一年日本访问中国的有847人，占外国访华人数的17.8％，中国访问日本的有100人，占中国出访外国人数的1.7％。1957年日本访问中国的已超过1200人，中国访问日本的也超过了200人。中日两国的经济代表往来也比较频繁，访日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分为贸易代表团技术代表团两种。
［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际贸易》，总第24号，1958年1月5日。
二岸信介内阁的反华态势
1. 岸信介内阁与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五五年体制是在鸠山内阁任内完成，在岸信介内阁任内得以巩固的。鸠山下台后，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和通产大臣石桥湛山竞选总裁，最后石桥湛山以7票之差战胜岸信介，当选为自民党第二任总裁并组阁。
石桥湛山就任自民党新总裁的当天，召开记者招待会，阐述其政策方向。在外交方面，石桥的基本主张是“就各种问题同美国磋商”，“借以调整日美关系”；“还要强有力地推进日苏、日中贸易”；但“恢复日中邦交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此番谈话，定下了石桥内阁对华政策的基调，即不经美国应允，日本政府只能在经贸方面有所作为，恢复日中邦交难以迅速实现。换言之，石桥对华政策会比鸠山更积极，但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12月24日，石桥在首相官邸举行新内阁成立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阐述其内外政策。当记者问及日苏已恢复邦交，今后将如何开始同中国恢复邦交时，石桥将此外交悬案委之于联合国，说这“完全是联合国的问题”，因为“联合国给共产党中国打上侵略者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愿花出相当时间，并且同步尽可能加强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关系”。1956年12月24日共同社东京电讯。此番谈话，不啻出任新总裁时谈话的诠释。
1957年1月25日至27日，石桥内阁召开日本驻亚太地区使节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大藏、通产省的有关官员也出席会议。多数与会者主张维持现状，对华发展经贸关系，但不建立政治关系。上述主张反映了石桥内阁对华政策的基本构想。同年2月23日，因首相石桥患重病，内阁总辞职。
短命的石桥内阁没有留下任何政绩。事后不少人认为，如果石桥能继续执政，也许中日邦交正常化会提前十几年解决。从石桥本人的政治理念来看，这种假设不无道理，但作为首相，就当时日本的国内外环境，尤其是中美关系等情况来看，石桥未必能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只能说从总体关系上，中日之间可能不会像后来的岸信介内阁那样的敌对。
成立仅1个月的石桥内阁辞职后，岸信介顺理成章地组阁并出任自民党总裁。在岸任总裁的3年半时间里，基本上确定了自民党的政治方向。
在自民党历届总裁中，岸信介是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人。岸信介于1920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毕业后进入农商务省。后来，农商务省划分为农林省和商工省，岸被划归商工省。1936年，岸退出商工省后，先后担任“满洲国”实业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相当于伪满副总理），成为日本在“满洲国”产业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亲自制定并推行了《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1939年，岸晋升为日本商工省政务次官，1941年44岁时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是东条内阁的得力干将之一，1942年在“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当选为众议员，后任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全面负责制定战时经济统制计划，指挥军事产业和战争物资的调配。
日本战败后，岸信介作为东条内阁重要成员被定为甲级战犯，获释后继续从事政治活动，1954年与鸠山一郎创建日本民主党，先后任日本民主党和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是日本战后惟一的作为甲级战犯入狱尔后又担任内阁首相的人。
从个人经历看，岸信介与石桥湛山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岸自知个人历史不光彩，所以刚上任时不得不谨言慎行，一方面保留石桥内阁原班人马，一方面声称要继承前内阁的方针政策，采取所谓低姿态。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统治基础有所巩固之后，便以强硬姿态几次改组内阁，逐步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确立了所谓“岸体制”。
从意识形态上讲，岸信介是一个极力反对共产主义体系的政客。所以，从个人感情上他就讨厌社会主义的中国，笃信反共主义，反对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更害怕由于同中国交往而使日本赤化。
岸信介内阁的政治外交政策可以归结为三点：（1） 排除“共产主义侵略”，坚持自主外交，以期建设和平的国家；（2） 加强日美经济合作，密切同亚洲各国的贸易，以期产业经济的繁荣；（3） 根据全体国民的意志，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这三点就是岸信介后来政治路线和外交路线的基础。石丸和人等：
1957年4月30日，岸信介上台伊始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回答社会党议员提问时，关于中日恢复邦交和贸易问题阐述了以下基本立场：（1） 日本政府认为，“一下子马上使邦交正常化”，现阶段条件尚未具备，“所以应当以积累方式沿着邦交正常化方向前进”；（2） “日本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应以联合国为中心，为增进世界和平竭尽全力，而现实是至今中共尚未被允许加入联合国，不但没有代表权，而且，联合国还曾把中共视为所谓侵略国”；（3） 因日本和台湾的关系，随意处理与大陆的邦交问题会引发严重事态，“根据日华基本条约，与台湾中华民国这个政府之间，我们有正常的邦交”，“从国际信义上来说，我们也必须对此予以尊重”；（4） 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应该积极予以考虑，日本政府希望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能够签订，但目前只能这样在民间层次推进贸易关系。
《岸信介首相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关于日中贸易、恢复邦交的答辩》，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09页。
《战后日本外交史》第3卷《发展的日美关系》，［日］三省堂，1985年版，第17页。
由此可见，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是以“日台和约”的存在和“大陆还未被联合国接纳”为根据，一方面拒绝立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邦交关系，而另一方面则对中日贸易关系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岸信介随后在出访时所作的涉华发言应该说大体上是沿着这条基本线走的。
岸信介内阁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其基本方针是“自主外交”，着眼点则是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协调与美国的关系，实现日本的“自主”，并在日美安全体制之下，向东南亚国家渗透、扩张，从而达到做亚洲盟主的目的。为此，岸信介组阁后不久便访问美国，并两次出访东南亚等15个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