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发现，也引起了学者们对安阳小屯村的注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考古组，从1928年开始进驻安阳小屯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了殷墟的科学发掘历史。第一次发掘工作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被迫停止。这期间大约进行了15次大的发掘工作，在宫殿区发现有50多座夯土台基，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和石刻等，还有两万多片的刻字甲骨，在王陵区发掘了10座带墓道的大墓，1000多座小墓，其中也有不少青铜器、玉器、石器和漆木器等。新中国成立后，又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发掘。殷墟的基本情况逐渐清晰，蒙在商代都城上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
如果我们查看中国地形图就会发现，在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地方，有一个呈带状分布的平原区，这就是太行山脉东麓一线的冲积平原，而殷墟正位于这个冲积平原的中南部，处于一个大约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总面积为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里土地肥沃，形势险要，所谓的“左孟门，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
《战国策·魏策》吴起语。。殷墟的遗址区，按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性分为重点区、一般区和外围区三个部分。（见图23）尽管对殷墟考古已经进行了近80年，但可惜的是，至今未发现城墙，所以殷墟的平面形状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只能判断出它大致的功能分区：居住遗址主要分布在洹河两岸，且以南岸为主，洹河北岸只有大司空村南、武官村南及侯家庄南地发现居住遗存；小屯村及花园庄是宫城区。而在宫城区的东、北为洹河，西、南有濠沟，濠沟与洹水正好围成封闭的防卫沟。显然，这里是殷商都城重点防守的区域。在这一区域中，考古学家们在小屯村东北部发现有50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在这些宫殿建筑之间还杂错分布着铸铜作坊遗址、玉器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制陶作坊遗址，明显是为宫殿区的贵族服务的。
3.武王伐纣与丰镐二京的建立
殷商到了后期，因纣王的荒淫无道，人心背离，起于西方的周人，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地区新的共主。
史籍记载，西周在东征之前已经营关中数代，并在文王时从西部的岐山迁到了关中中部渭水之滨的丰。文王之子武王再筑镐京，这就是西周时期的丰、镐二京。关于丰、镐二京的修筑过程，《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有记：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兴起于今陕西、甘肃一带，传说其始祖名弃，为姜姓有邰氏女姜嫄所生。弃在尧舜时任农师之职，受封于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武功西。弃又号后稷，实际上，我们可能更熟悉他的号。后稷死后，他的子孙世代为夏朝的农官，传到不喾时，正值夏处于衰亡之际，于是不喾逃到戎狄之间。但不久，他的孙子公刘就带领族人定居到豳，即泾河流域的今陕西旬邑县西。公刘在这里发展农耕业，并很快使豳成为“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庶地区。公刘再传九世，到了古公亶父时，来朝走马，止于岐下，把活动中心从戎狄杂居的泾河流域迁到了关中平原岐山之南的周原地区。不过，从历年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周原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分属于仰韶、龙山、晚商、西周和东周五个时期。
《史记》卷4《周本纪》。
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9年第10期。可见，这里在古公亶父之前就已得到开发，不过是到了古公亶父时周人才真正定居下来，开垦土地，修治田垄，营建宫室，并建立了周第一个王都岐邑。
据考古发掘的情况，周都城岐邑的范围大致是以今陕西岐山县京当乡贺家村为中心，北抵岐阳堡，东至樊村、齐村，北至岐山山麓，南至康家庄村，距今扶风县法门寺西北约7公里。这与晋杜预《左传注》中所说的“周城在美阳县西北。”和《续汉书·地理志》中的“美阳县有周城，在县西北，南有周原”的记载也都吻合。
徐锡台：《周原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6期。
周人在周原一带长期经营，势力不断扩大，在商王武乙末年，古公亶父之子季历入朝，武乙赐给他土地、玉器、马匹等。季历就借商王之威，西征鬼戎，俘获十二翟王。到了文丁时，季历再进一步开疆拓土，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使周的势力范围到达了黄河之东。尽管季历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但其势力的增强还是引起了商王的忌恨，最终季历为商王所杀。季历之子姬昌继位后，继续对大邑商行朝贡之礼：在向纣王献出洛河以西的土地后，被封为西伯。
姬昌虽僻在关中，但四处网罗人才，致力发展经济，终于成为西部势力最强大的方国。而此时的商王荒淫无道，以致民怨沸腾。《尚书·无逸》是这样记载的：商“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因此，商的方国多叛商归周。当周终于发展成为可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时，人们就认为“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是必然的。在周人所制的青铜器中也有这样的铭文“坯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因此文王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征伐活动就成为正义的事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丰、镐二京就是在这些征伐过程中修建的。“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
《史记》卷4《周本纪》。文王之所以作邑于丰，一是为了缩短与商人的距离，为灭商做好准备；二是沣水流域自然条件优越有关。作为渭水的支流，沣水流域地势开阔，考古发现也告诉我们，这里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是人类长期居住的地区。
文王子武王时期，周人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趁商王朝全力对付东夷之际，东进伐商。为了东进克商，武王再次将国都由沣水之西的丰邑迁往沣水之东镐池附近的镐京。
文王迁丰与武王营镐，被认为是中国都城史上的重要事件，丰镐二京的建立也自然成为定都关中之始，尤其是在武王克商成功后，关中开始成为全国性政治中心所在。
朱士光主编：《古都西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119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
大约在西周末年，丰、镐二京就遭到了破坏，城址湮没。因此，到了汉唐时代，史学家谈论丰镐时，就只能指出其相对位置了，也就是丰邑在沣，靠近沣水，位于汉长安城西南或户县城东，或者是唐长安城西的位置；镐京则位于沣水之东的镐池附近，即昆明池内。由于丰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在上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就先后两次组织力量对丰镐地区进行考古调查。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其后身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都先后对这一地区进行过调查，终于使丰镐二京的位置、形制以及城市内部布局逐渐清晰起来。尤其是五号宫殿遗址的发掘，使得镐京城市内部布局的基本特征凸显出来。
中国古代城市是国家和王权的象征，城市规划布局是围绕着天子宫室为中心进行。《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正是把王宫置于中径之途。因此，镐京五号宫殿基址为代表的宫殿区，很可能就是镐京的中心，而其正位于镐京的北部，或许说明从那时起，王宫位于城市的北部就已经成为都城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了。另外，根据《诗经》及《孟子》中的记载，丰镐不但有大规模的宫殿建筑，而且还有灵台、灵沼、灵囿等供贵族活动的场所。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丰与镐的关系。事实上，丰镐在古代常常连用，有点像今天的双子城的味道。也就是说，武王居镐后，因宗庙仍然留在丰京，所以每有大事，必须到丰京告庙，但主要的政治活动与生活场所则集中在镐京，这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4.营建成周
周武王灭商，立三监后即班师西归。但实际上，周人在东方的统治这时并没有完全巩固，商人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自己也深知“天下未集”。果然，两年后，武王病逝，成王年幼，武王之弟周公姬旦出来摄政。而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篡位，于是“启商”，也就是引诱商遗民武庚叛周。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西周政局不稳，尤其是对商故地的统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周公只得再次大规模东征。这次东征耗时三年，在东部彻底击垮了殷商的势力；在西部则巩固了周人的统治。随后，周公颁布了两项十分重要的政令：一是“分建亲戚，以蕃屏周”；一是营建成周。
事实上，第二项举措早在武王克商后就曾有过考虑，武王甚至亲自确定了大体的位置：“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三监之乱，更使得周公确信丰镐远在西鄙，对东方很难起到镇抚作用，必须在殷商故地兴建统治据点。于是，周公开始了营建东都的工作。《书序》中说：“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雒浩》。”就是讲述的这个事件。洛邑的建设在武王时只是有点眉目，到周公相成王时才全面完成，故《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新建于雒水的都城，在《逸周书·作雒解》中称为“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城中建有五宫、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等礼制建筑。建成后成为周的东都：“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东都成周建成后，周公感到从此东方的疆域有了保障，武王的临终遗言也都实现了，自己可以还政于成王。于是，在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十二月，周公亲自在雒邑宣布改元。从此，宗周丰镐和成周雒邑同时成为周人的统治中心。
